洛陽景點導遊詞 篇1
洛陽博物館創建於1958年，現為國家一級博物館、河南省優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收藏上自舊石器時代，下至明清時期的歷代文物數十萬件，尤以時代蟬聯的歷代典型青銅器及唐三彩著稱，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洛陽博物館位於洛陽隋唐里坊區內，北臨洛浦公園，南接隋唐城遺址植物園，環境優美，交通便利。現設立辦公室、陳列部、保管部、保衛科、宣教部、三產開發部。洛陽博物館占地300畝，建築面積6.2萬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積4.2萬平方米，地下面積2萬平方米，總投資3.5億元。
建築外形如方鼎屹立，寓意“定鼎洛邑”、“鼎立天下”，體現洛陽十三朝古都的歷史內涵和特色。博物館整體建築氣勢恢宏，設施先進、功能齊全。20__年2月建成，並先後成功舉辦了“世界郵展”，“秦漢羅馬文明展”、“大遺址保護成果展”、“中國古都文明展”和“洛陽珍寶展”幾個大型展覽，贏得了國內外來賓的廣泛讚譽。
洛陽博物館新館20__年4月16日全面開放。現舉辦有大型基本陳列“河洛文明”和“珍寶展”、“漢唐陶俑展”、“唐三彩展”、“宮廷文物展”、“古代石刻展”、“書畫展”六大專題陳列。展覽面積1.7萬平方米。
《河洛文明展》分為史前時期、夏商周時期、漢魏時期、隋唐時期和五代北宋時期五大部分。以夏代都城、偃師商城、東周王城、漢魏故城和隋唐洛陽城五大都城遺址為主線，洛陽出土歷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物為載體，以時間為順序，整合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考古發現、重要歷史事件、著名史跡、科技發明等，以現代化、藝術化、人性化的陳展形式，全面展示洛陽十三朝古都的輝煌歷史，突出了“河洛文明”作為中華文明象徵的特殊歷史地位，被評為20__年全國十大精品陳列。
《唐三彩展》選取洛陽曆年來出土的唐三彩精品150餘件/組，較全面的展現了唐三彩藝術的瑰麗風韻。
《洛陽珍寶展》主要展示洛陽出土的二十一件文物珍品，使人們在欣賞文物的同時，了解古代工藝之精湛、領略河洛文化之厚重。
《漢唐陶俑展》展出400餘件洛陽出土歷代代陶俑，集中地展示漢俑的古拙、晉俑的拘謹、北魏陶俑的清秀、唐俑的豐美，較系統地勾勒出古代雕塑藝術發展的脈絡，為了解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洛陽古代石刻藝術展》選取洛陽出土石刻近百件，分為石刻造像、碑碣墓誌兩大部分，較全面展示洛陽不同歷史時期的石刻藝術成就。
《書畫館》展示以明、清及近現代作品為主，藏品包括王鐸、吳昌碩、何紹基、査士標、任伯年、翁同龢、康有為、齊白石、于右任等書畫大家，筆墨精到、意蘊悠然。
《宮廷文物館》則是以館藏文物為基礎，系統地真實再現了清代宮廷的日常生活起居和佛堂等場景。
洛陽博物館新館已成為洛陽的地標性建築，它的開放成為傳承河洛文化，延續歷史文脈、展示城市內涵和傳播真善美，發揮了重要作用。
洛陽景點導遊詞 篇2
公元前221年，強大的秦國一統六國，秦始皇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制國家。車同文、書同軌、設三公、置郡縣，古代中國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
秦朝定都鹹陽，在洛陽設立三川郡。經過短暫的統治之後，公元前202年，西漢建立，漢高祖劉邦最初定都洛陽後遷都長安，洛陽從都城轉變為掌控中原及東部地區的重要軍事重鎮。
西漢經過二百年的統治，由盛轉衰，戰亂四起。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國都定於洛陽。自此以後的曹魏、西晉和北魏也先後在洛陽建都，歷時長達500多年。這一時期的洛陽，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都市。
政治穩定，經濟發達，文化藝術繁榮，對外交流頻繁，洛陽成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也成為東方文明西傳的源頭。尤其是北魏時期，隨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及其一系列漢化政策，北魏國力臻於強盛，都城洛陽經濟繁榮，商業發達，成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京城和通達百國千城的貿易都會。
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位於今天洛陽市以東15公里處。是我國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的古代都城遺址之一。從東漢修建以來，經過歷代的修繕、擴建，城址總面積約106平方公里，是中國乃至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古代都城遺址，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大的城市。
漢魏洛陽故城是中國古代都城的典型代表，上承周秦，下啟隋唐，集中體現了各代都城的布局特點。表現出從先秦城市的非對稱式不規則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軸對稱布局的過渡，是都城規劃史上的重大轉折性變化，影響後代都城規劃達千年之久。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座官辦寺院——白馬寺;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國家天文觀測台——靈台;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官辦學府——東漢太學等。漢魏洛陽城以其歷史之悠久，內涵之豐富，在中國古代都城中獨樹一幟，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錄。
東漢時期，洛陽城大致為南北長而東西短的長方形。南北九里，東西六里，俗稱“九六城”。四面共設城門12座，縱橫24條大街。城內由若干個宮殿組成，宮殿布局分南宮和北宮，二宮南北對峙，中間以復道相連。南宮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賀議政及國家舉行重要儀式的地方;北宮主要是舉行天子臨朝，百官賜福，宴饗朝議的地方。
南、北宮以外城區，為各類官府、太倉、武庫、商市所在地和達官貴人住宅。城南郊建有規模宏大的明堂、辟雍、靈台和太學等重要禮制和教育性建築。東漢洛陽城兩宮制度、禮制建築獨立成區的城市布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東漢太學位於漢洛陽故城南郊，今偃師市大郊村一帶，始建於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是東漢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後屢加擴建，光武帝劉秀曾親臨太學視察，漢明帝劉莊還在太學親自講學。東漢時太學生最多時曾達到三萬餘人。東漢以後曹魏、西晉、北魏相繼延設洛陽太學。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這裡不斷有石經殘塊出土。考古發掘表明，太學遺址規模宏大，面積達數萬平方米，是古代中國規模最大、最早的國立大學。
熹平石經，我國最早的一部石刻經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大學者蔡邕等得到漢靈帝詔準後，以隸書體刻立石碑46塊，內容包括《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等，立於東漢太學講堂前，供太學生觀摩。史稱“熹平石經”或“一體石經”。後代也有石經立於太學或國子監，最為著名的還有曹魏“正始石經”和唐代“開成石經”，與“熹平石經”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石經”。
東漢刑徒墓銘磚，記錄了為修建東漢洛陽城而死的刑徒姓名、刑名、部屬、獄所名、死亡日期等。磚銘記載，刑徒墓地使用年代從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永寧二年(公元121年)年初。東漢刑徒來自全國各地，絕大多數是男性青壯年，雄偉的東漢洛陽城建築是他們勞動的結晶。
兩漢時期，是中國道教發展成熟階段。升仙思想在社會中廣泛流行，“事死如事生”的喪葬制度已經在社會中形成。人們開始大量運用陶土燒制出的模型，為自己營造死後生活的世界。東漢墓葬隨葬陶器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器皿隨葬數量巨大，大批式樣繁多的陶製建築明器，可謂漢代陶器的代表。這些建築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樓閣，也有儲藏糧食的倉房，以及舂米磨麵加工糧食的作坊和飼養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東漢建築明器形象具體，結構嚴謹，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建築的高大，設計的精巧，裝飾的富麗，是漢代地主莊園經濟生活的縮影。
這件褐黃釉陶熏爐，造型獨特，工藝精湛。採用立體堆塑工藝，器蓋部分以“勇士搏獸”為題材，塑造出一座猛獸遍布的山峰，形象生動、雄健。器座為一猛虎蹲伏於地，回首撕咬，生動逼真，尾巴還斜斜地搭在前面的爪子上，意趣盎然。
熏爐在漢代十分盛行，大多以金銅鑄成，習慣稱之為“博山爐”。漢代低溫鉛釉陶是漢代制陶工藝的又一傑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鉛，不僅降低了釉的熔點，而且使釉面增加了亮度，使銅、鈦著色劑呈現出美麗的色彩。洛陽出土的低溫鉛釉陶常見有倉、壺、爐、罐、奩等專用於陪葬的模型明器，釉色多為黃、褐、綠三種。而熏爐以釉陶工藝製成則十分少見，這件釉陶熏爐出土於20__年，系洛陽首次發現。
這件彩繪陶百花燈，是對道教“升仙思想”的最好的詮釋。燈高92厘米，座徑40厘米，由座、盤、枝和盞組成，燈座為喇叭形圈足，白地塗朱，繪黛色雲紋。座上立有平底燈盤，盤中有一圓孔，燈柱插入其中。
燈座下塑有環繞的山巒，間有神態各異的人物及虎、狼、鹿、豬、狗、羊、猴、兔、蛙等動物。燈盤沿處有八個圓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燈盞和四枝龍形飾件。在龍尾處坐一羽仙人，頭戴冠，穿紅色短褲。等距的燈柱均塗朱紅色，三道凸箍與盤邊、燈盞均塗以翠綠色。三道凸箍上有兩層四枝曲枝燈盞，盞上插有火焰紋樣花飾，枝上端坐四位紅色羽仙人。燈柱頂端平放朱雀形圓燈盞。陶燈共有十三盞，十三枝燈爭相輝映，絢爛華美。百花燈造型挺拔，穩重，五彩紛呈，它所塑造的神禽異獸，仙人跨龍等裝飾性題材，反映了漢代社會“長生不老”、“羽化升仙”的道家思想，造就了一種人神共處，人神共樂的夢幻圖景，令人嘆為觀止。
這件漢代解注瓶，是1954年洛陽西郊漢墓出土的。小口、圓腹、大平底。在腹部周壁有朱書符籙一道，符籙意義不解，符文後有“解注瓶，百解去(長?)如律令”九字。在墓葬中放置解注瓶的目的，不僅體現在希望墓主人的安寧不被邪魔侵擾，也體現在家人希望墓主人的靈魂安息不會返回陽世滋擾，所以解注瓶又叫“鎮墓瓶”。而道教是我國的原生宗教，興起於兩漢，把老子所著《道德經》奉為主要經典。在西漢早期普遍信奉“清淨無為”、“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即便武帝以後獨尊儒術，但道家的無為思想和升仙思想還備受人們追捧。
自秦朝始，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而真正將鑄幣權收歸國有，還是在西漢武帝在位時期。當時流通的錢幣已經是圓形方孔的銅錢，稱為五銖。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一件鑄造銅錢陶范。
兩漢交替時期，政局混亂，王莽新朝曾經存在過17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王莽進行了五次貨幣改制，其鑄行的錢幣品種之多，幣值之高，在世界貨幣史上都是罕見的。莽錢以其獨特的造型，考究的鑄造工藝，雋秀的文字以及諸多的千古之謎而倍受泉家、學者所青睞和推崇。其中金錯刀“一刀平五千”，形制獨特，不同凡響。
金錯刀因其製作精緻，形狀奇特，自東漢以來就為世人所喜愛。著名科學家、學者張衡在《四愁詩》中曾以“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的詩句詠之。“金錯刀”銅質精良，體泛銀光。其錢文雖無垂針篆之挺勁，但其深厚質樸的篆錄之意與厚重篤實的錢體渾然一體，遂有“錢絕”之美譽。
漢代伏人玉環1986年洛陽澗西出土。對角長12.7厘米，口徑9.8厘米，整體呈現出雞骨白色。外側刻飾有爬伏四人。伏人腦後飾垂髮髻，巨目大鼻，脊背高拱，四肢抱環，雙腿呈魚尾形。玉環在漢代使用較為普遍，或為佩飾，或為手鐲，形制多樣。這件伏人玉環雕琢手法和工藝造型十分獨特，以四人伏於圓環之上，形態質樸，外方內圓，藝術效果十分理想。
洛陽漢代墓室中的壁畫裝飾，興起於西漢早期，流行於東漢。墓主多為高官顯貴或地方豪紳。目前洛陽已發現漢代壁畫墓近20座，這些漢墓壁畫內容豐富、手法嫻熟，深刻地折射出漢代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情感意趣。早期神靈、仙人內容流行，是漢初黃老思想的折射;中期反映儒家思想的歷史故事和神學讖緯意識愈見盛行;至東漢時，反映墓主身份和仕宦經歷的宴飲歌舞、車騎出行場面逐漸豐富，反映出從西漢到東漢人們由幻想迷信的心理轉向現實生活的享受、炫耀，完全是人世間生活的再現。
鬥獸紋綠釉陶壺，1978年洛陽收集。高45厘米。外表施深綠色釉。肩部半浮雕鬥獸紋圖案。圖案分為兩部分，一是熊面人與獅形獸相鬥，二是騎馬者拉弓射獸的場面。鬥獸是漢代百戲中的一種，演員在表演時要化妝，戴上假面具。此壺浮雕中的鬥獸者皆有假面具。浮雕鬥獸紋在漢代出土文物中比較罕見。
東漢末年，宦官、外戚專權，國家再次陷入分裂混占局面，魏、蜀、吳三國鼎立形成割據。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漢建魏，定都洛陽，史稱曹魏，都洛共46年。公元263年，蜀為曹魏所滅。公元265年，晉武帝司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晉，公元280年滅吳，統一全國。西晉以洛陽為國都，前後共52年。
曹魏時期，社會提倡簡樸之風，隨葬品亦隨之減少。洛陽澗西礦山廠內發現一座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磚室墓，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組成。墓室結構保存完好，隨葬品較為豐富。尤其是墓中出土了製作精緻的玉杯和稀有的鐵帷帳架，其中鐵帷帳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紀年字樣，是曹魏時期極罕見的紀年墓葬之一。
西晉銅三輪鳩車，1989年洛陽偃師南蔡莊磚廠晉墓出土。高6.5厘米。三輪，車身為一昂首挺胸長尾鳩鳥，胸前有一牽行環鼻。腹中橫穿鐵棍為軸。軸頭兩端各有寬車輞車輪一隻，身尾連線處下方有一不分輞輻圓輪。史書記載自漢代以來兒童“年五歲有鳩車之樂”，“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此墓出土的鳩車反映了漢代風習在晉代的延續。
獅形青瓷盂：西晉。1972年洛陽礦山廠出土。高8厘米。頭作獅形，尾呈蕉葉狀，頷下有須。項脊分披鬃毛，腹部兩側畫有羽翼。脊上有直徑三厘米的圓管，瓷獅昂首豎耳，四腿捲曲伏臥。造型靈敏精巧，施釉勻稱瑩潤，是一件造詣高超的青瓷藝術品。
“晉歸義胡王”金印，1973年洛陽孟津徵集。高2.6厘米。印面呈正方形，駝形鈕。印文“晉歸義胡王”五字。歸義，即歸化、降順。胡即指當時北方的少數民族匈奴。“晉歸義胡王”是西晉時匈奴歸化部落首領的封號。該印來自甘肅，系居住在涼州的匈奴歸化後為晉武帝所封，是晉朝廷為了安撫少數民族，建立相互間的友好關係，以減少邊疆戰爭的一種具體措施。這枚金印反映了西晉時期中國西北境內部族內遷、民族融合的歷史事實。
北魏是來自東北大興安嶺的少數民族鮮卑人建立的政權。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山西大同)遷都洛陽。都洛共42年。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大力推行一系列漢化政策，加速了鮮卑族的漢化，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推動了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為中國大一統的多民族社會和諧共處的今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推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政策，他率先將皇族姓氏“拓跋”改為“元”姓，要求鮮卑族官員穿漢服、說漢化，並納漢族大臣的女兒為妃，推動了漢化改革進程。
北魏元巶墓位於洛陽老城區盤龍塚村。墓主元巶是孝文皇帝之孫，曾封常山王。其墓為帶墓道土洞墓，墓內出土墓誌、陶俑100餘件，主要由鎮墓俑、儀仗俑、伎樂俑、庖廚俑組成，它們簇擁著裝飾華麗的牛車和鞍馬，重現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時的奢華情景，尤其是主人乘坐的牛車，牛和車呈一體，從車廂前端格子欄下面伸出的車轅套在牛身上。牛呈拉車行走狀。牛俑渾勁，脖頸肌肉下垂，牛身披飾革帶，駕一雙轅雙輪車，車蓋呈拱棚狀，前後檐外伸，車廂兩側各刻一象徵性假窗，車廂前孔呈欞狀，後開門，車輪靠在車廂左右兩邊，牛四肢和車的兩支柱立於托板之上。陶牛車造型寫實逼真，這正是南北朝時貴族盛行的車乘，極富時代特徵。
北魏彩繪陶崑崙奴俑，1965年北魏孝文帝之孫元巶墓中出土。高9.5厘米。俑並腿蹲坐作蜷縮狀，右手抱頭，左手橫置雙膝之上，埋頭於兩臂之間，僅露滿頭捲髮。著紅色衣褲，腰束帶，足穿長筒皮靴，生動地塑造出一低頭掩面縮成一團的異族形象，是北朝貴族官僚或富室家中外族家奴的一種。崑崙奴俑表現的是我國西北少數民族或南洋、中亞地區黑人的形象，這件俑是公元五世紀北魏洛陽與西北及南洋中亞地區交流的見證。
魏晉時期中國青瓷有很大發展，融實用性與觀賞性於一體，在成型方法上，除輪制技術外，還採用了拍、印、雕、堆和模製等技法。由於瓷器性能優於陶器，且燒製成本相對較低，逐漸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銅器、漆器，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廣泛用於餐飲、陳設、文房用具、喪葬等等。這件蓮花紋大瓷碗，取材重瓣蓮花形象，釉色細膩，色澤溫潤，使整隻瓷碗猶如一朵怒放的青蓮。
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繁榮和佛寺的眾多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北魏王朝崇尚佛法，入主中原後，利用佛教作為其統治手段，把佛教定為國教，廣為提倡，形成朝野貴賤皆崇佛的局面，佛教的發展在洛陽盛極一時。都城內外寺院林立，千百萬人皈依佛教，至北魏晚期，洛陽城內建寺1367所，列剎相望，其中尤以永寧寺和龍門石窟最為豪華壯觀。
永寧寺位於北魏洛陽城內城南郊，今白馬寺東南約2公里處。建於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陽城內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寺院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301米，東西寬約212米，四周有夯築圍牆。永寧寺中心建築為九層木塔，是我國古代最著名的建築之一。據史書記載，木塔高“四十九丈”，折今136.71米。考古發掘表明，塔基高出地面8米，平面呈方形，分為二層，邊長38.2米，高2.2米，內為夯土，四壁以青石鑲包，台基四面皆置“漫道”，以供人上下。據《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時西域來洛陽的諸僧，住永寧寺者多達數百人。
永寧寺木塔毀於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因雷電引起的一場大火。新中國成立後，對塔基進行了科學發掘。塔基周圍出土了大量與佛教有關的彩繪泥塑佛、菩薩、弟子和供養人殘件，所有彩塑品皆泥質，除少數飾件為模製外，均系手工雕塑而成。這批泥塑形體雖然較小，但塑形之美，比例之準確，情態之傳神，塑工之細膩，極為罕見，堪稱中國古代泥塑藝術的傑作，具有永恆的藝術魅力。
洛陽景點導遊詞 篇3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產生於隋唐時期，雕版印刷佛經，五代後唐時期作品。線條細膩流暢，文字清晰，圖案規整，梵文佛經呈放射狀圓形圍繞在中心佛像周圍。如此成熟的印刷作品，證明當時印刷術發展已臻於成熟。
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兩宋時期的制瓷工藝和瓷窯體系較唐代有了較大進步，其中以皇室用瓷為代表的五大名窯更是一改唐代濃重華麗之風，而以淳樸自然的單色釉取勝。唐宋時期河南地區的瓷窯遍地開花、分布廣泛，宋代五大名窯河南獨占其三，即北宋官窯、汝窯和鈞窯。河南出土了為數眾多的宋代瓷器，展櫃中央的瓷碗就是鼎鼎大名的汝窯。
根據南宋學者葉寘的《垣齋筆衡》記載：“以定州白瓷器有芒而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然汝州為魁。”是說宋代統治者認為定窯白瓷不好用，於是命令汝州燒造青瓷供奉內廷，再加上宋徽宗信奉道教，而道家主張“清淨遁世，返璞歸真”，所以青瓷在宋代盛極一時。
北宋汝窯存在時間只有短短20年，產品存世量極為稀少，由於在釉料中加入瑪瑙，採用滿釉支燒的方法燒造，因此器物釉面光潔如洗、溫潤如玉、渾厚天成，歷代都奉為至寶，著名國畫家李苦禪先生曾經評價說：“天下博物館無汝者，難稱盡善盡美也。”我們面前的這件汝瓷碗，雖然經過修復，但釉色飽滿、蒼翠，製作精美絕倫，也是汝窯的上乘之作。
展櫃左側是兩件鈞瓷碗，鈞窯同樣是北宋五大名窯之一，也同樣創燒於徽宗年間，它典型的特徵就是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利用無法控制的窯變使瓷器呈現出獨一無二、妙不可言的視覺效果。
瓷器是中國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瓷器的種類涉及生活的多個領域，這組展櫃中展出的是宋代不同造型和窯系的瓷枕，有定窯、磁州窯和宋三彩等等。瓷枕最早出現在隋代，唐代和宋元時期最為流行，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醉花蔭》中：“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玉枕指的就是瓷枕，瓷枕可用作寢具、脈枕，也可以用作隨葬，這件牡丹詩詞瓷枕以牡丹花紋為主，配上清麗淡雅的詩文，書法流暢飄逸，隨意中有章法，平淡中有靈氣。
這一組保存完整的宋代瓷象棋，分別以黑瓷和白瓷棋子作為區分，字跡清晰，與現代象棋已無較大區別。象棋於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有河界的棋盤，將在九宮之中等等。南宋時期，象棋“家喻戶曉”，成為流行極為廣泛的棋藝活動。宋代時期墓葬大多趨於簡葬，能夠發現一整組完整的象棋棋子，可見主人生前一定非常嗜好象棋，才將一整組棋子放入墓中隨葬。
唐代滅亡後，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仍以洛陽為都，北宋也以洛陽為陪都“西京”，金代洛陽為“中都”，但隨著經濟中心的遷移，洛陽逐漸失去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的規模和等級、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程度相比商周、漢唐不可同日而語。這座象徵著帝王理想的王者之里，曾經輝煌無比的豐都大邑像一座座高聳的封土一樣，成為了過去的記憶。
一路走來，她承載著商周的定鼎中原、漢魏的文脈風流、隋唐的開放包容，一路走來，她飽經風霜，歷盡了興衰榮辱、城垣更迭。
今天看來，所有的一切都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回眸，而洛陽在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無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將永載史冊、光照千秋!
洛陽景點導遊詞 篇4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滅陳建立隋朝，隋代歷兩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績是不容磨滅的，它結束了漢末以來長達300多年紛爭割據的局面，為唐代的大一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代取消了自兩漢以來形成的舉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開始進行科舉取士，適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大業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煬帝命將作大匠宇文愷修建東都洛陽城，同時，開始開鑿貫通南北的大運河。
大運河溝通了南北運輸，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糧食可以通過水路源源不斷的運抵東都洛陽，保證京師長安的糧食供給，也使洛陽再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樞紐，促進了洛陽的繁榮昌盛。東都洛陽城歷時一年建造完成，此後唐朝和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相繼以此為都，歷時300餘年。唐代的洛陽與長安並稱為東西兩京，當時洛陽經濟之繁榮，文化之昌盛，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隋唐洛陽城內街道縱橫，里坊井然，三市繁華，店鋪鱗次櫛比、商賈往來如織，萬方來朝、輻輳洛陽，煌煌帝京，氣象萬千!
武周時期，東都洛陽城的規模更是達到了非壯麗無以重威的盛況。隋唐洛陽城由皇城、宮城、含嘉倉城、外郭城、曜儀城、圓璧城、東城以及上陽宮城等部分構成，自北向南，以龍光門、玄武門、天堂、明堂、應天門、端門、天樞、天津橋、定鼎門大街及定鼎門，貫穿圓璧城、曜儀城、宮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軸線。外郭城西南有上陽宮，始建於唐高宗上元年間，高宗晚年常居於此，武則天還政於中宗李顯後也居住於此，並駕崩於上陽宮仙居殿，唐代大詩人王建曾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讚頌上陽宮：“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游。”
可見上陽宮建築之奇、景色之秀。皇城東北角，圓璧城、曜儀城東有含嘉倉城，從發掘情況來看，整個含嘉倉應分布著口徑15米左右、深度10米左右的倉窖400餘座，刻有年號的銘磚顯示，含嘉倉主要囤積著高宗、武后及玄宗時期來自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糙米、粟和小豆，由此可見，運河在漕運方面的突出作用。含嘉倉城規模之龐大，保存之完整，貯藏糧食之多，均為全國罕見。
宮城中核心區域是天堂和明堂，這兩處建築也代表著帝國的政治核心和當時先進的建造技術，宮城正門應天門北部的明堂依《周禮》而建，是舉行重大政治活動的場所，其所在位置是隋代的乾陽殿，武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毀乾陽殿而建明堂，據史書記載，明堂高294尺，合今天80米，共有三層，上圓下方，下層四面牆壁上繪黑、白、紅、青四色，代表一年四季，中層12面，象徵一年12個月，上層有大圓盤，九龍簇擁，喻義九州，圓盤頂端設高一丈的塗金鐵鳳。武后證聖元年，公元695年，僧人薛懷義縱火燒天堂而殃及明堂，旦夕之間明堂和尚未完工的天堂都焚毀殆盡。
次年再度建起，形制照舊但規模略小。神功元年即公元697年，總耗銅量280噸的九州鼎被安放在明堂，由於神都洛陽處於豫州，故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其餘各州高丈四。武則天曾命薛懷義督造夾薴乾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體巨大，僅指頭就可容十數人，明堂根本無法容納，於是武則天決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層天堂用以供佛，據《資治通鑑》記載：“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天堂在建到第三層時就可以俯視明堂，根據《朝野僉載》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因此，天堂的高度應在130米左右。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陽城的標誌，也是帝國的象徵，展現了古代工匠傑出的建造水平。
皇城正南門端門外鑄有天樞，天樞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樞星，無論季節轉換，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輪轉，天樞星總會指向北極星，以此命名，喻義萬邦輻輳、萬國來朝。天樞於天冊萬歲元年即公元695年鑄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為105尺高的八棱鐵柱，由鐵山擎托，環繞有蟠龍、麒麟、獅子。頂端設騰雲承露盤，盤上有四龍托舉一火珠。據《資治通鑑》記載，天樞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鑄成之後，由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工人毛婆羅造模，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洛陽博物館正門東側的觀光塔便是依照天樞的外形而建。天樞南邊的橋是天津橋，隋代為浮橋，唐代改砌為石橋，“洛陽八景”中的“天津曉月”指的就是此處。當時洛陽城的正南門是定鼎門，貫通定鼎門與天津橋的是定鼎門大街，這條大街是當時的主幹道，也是城市中軸線的一部分，長3公里，寬90-120米。隋唐洛陽城因其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成立了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築將被復原展示，讓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領略大唐帝國的奢華與壯美。
大運河是隋煬帝時期開鑿的一條貫通南北的人工運河，以洛陽為中心，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國漕運的重要通道。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運輸組織方面，唐、宋都專設有轉運使和發運使，統管全國運河和漕運。隨著運河通航條件的改善和運輸管理的加強，運河每年的漕運量由唐初的20萬石，逐淅增大到400萬石，最高達700萬石(約合今11.62億公斤)，使隋唐時期的東都洛陽成為京師長安重要的糧食保障地。
唐代實行兩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長安附近，洛陽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與武后的兒子，顯慶元年即公元656年，李弘被冊立為太子，據史料記載，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溫良謙恭，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時年只有24歲，高宗極為哀傷，於是下令以天子之禮葬李弘於偃師緱氏，按照《新唐書》記載：“營陵功費鉅億”，可見陵墓等級之高。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後陪葬恭陵，稱為哀皇后陵，這組器物便出土於哀皇后陵之中。
上世紀末，一夥不法分子潛入恭陵哀皇后陵中，大肆盜掘陪葬文物，警方偵破案件後追回被盜文物，經鑑定國家一級文物有24件，而展櫃中所展示的藍釉瓶、藍釉燈、醬釉三足蓋罐、醬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們器形規整、做工精湛、釉色亮麗，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風範，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難得的精品。
唐代釉陶器造型生動、釉色光鮮，其中的代表就是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種低溫鉛釉陶器，流行於兩京地區，主要用於隨葬，三彩的種類多種多樣，這組展櫃中展示的三彩駱駝和牽駝俑，也是對唐代的絲綢之路空前繁盛的再現。
隋唐時期，不僅有商人往來於兩京至西亞、歐洲，也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中原。正如這組展品所展示的，牽駝俑的相貌、裝束各不相同，證明他們來自於西亞或者歐洲。駱駝是西域的產物，原本不該出現在中原地區，但洛陽和西安都發掘出土了大量三彩駱駝，說明駱駝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和經濟交流最好的見證，也證明西安和洛陽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
玻璃瓶，唐代盛香料的器皿。1971年洛陽市關林18號唐墓出土。玻璃表面有一層銀白色鏽蝕薄膜，呈現出與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紋。此種形制的玻璃瓶，我國罕見，當從外國傳來，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有著重要的意義。
波斯銀幣說明：1955年洛陽老城北邙山30號唐墓出土。正面為臉向左的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有一祭台，兩側有祭祀兩個，左側有五角星，右側有彎曲的明月。兩面都有波斯文字。為波斯薩珊王朝俾路斯時期(公元459-484年)的鑄幣。
東羅馬金幣：1981年龍門安菩墓出土。圓形，正面為一王者形象，左邊緣有銘文“FOCAS”，背面是勝利女神像，左邊緣有銘文“CTQPIA”，為東羅馬皇帝福克斯的鑄幣，其鑄造年代為公元602-610年。這是洛陽出土的第一枚外國金幣。
唐睿宗貴妃豆盧氏墓，於1992年在洛陽南郊龍門鎮花園村南被發現。當時墓地面殘存封土高6.5米，南北長22.3米，東西寬約22米。墓葬由墓道、過洞、甬道和墓室組成，甬道和墓室用小磚砌築而成，全長36.2米。據墓誌記載，墓主人為唐睿宗的貴妃豆盧氏，墓葬建於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豆盧氏曾經撫養過年幼的李隆基，因此為其修建了一座奢華的墓葬。
豆盧氏，在北朝和隋唐時期皆為望族，慕容氏後裔，其家族歷代多與皇室通婚。
唐代經濟繁榮文化強盛，各種手工業不斷發展，瓷器燒造工藝已經非常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燒造白瓷為主，南方以燒造青瓷為主，這種格局影響到後世中國瓷器燒造的基本風貌。唐代的瓷窯遍布全國，著名的有北方的邢窯、定窯，南方的越窯、銅官窯等等，這些窯口不斷發展、融合、創新，為宋代制瓷業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唐以前，瓷器的燒造多數以單一釉色為主，而絞胎瓷和長沙窯的出現則打破了唐代以來單色青瓷獨步天下的局面，因此，長沙窯和絞胎瓷器是我國釉下彩繪瓷器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銅官窯位於長沙，是南方最大的青瓷窯口之一，《水經注》中記載：“銅官山土性宜陶”，洛陽博物館所藏的長沙窯執壺，通體施青釉，執壺的腹部彩繪一隻奔跑跳躍的小鹿，筆法細膩嫻熟、造型精巧靈動，動感十足，是難得的長沙窯精品之作。
絞胎瓷又被稱為“攪泥”或“透花瓷”，它是唐代制瓷藝術的新工藝。所謂絞胎，是將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顏色的瓷土揉和在一起，然後相絞拉坯，製作成形，澆一層透明釉，燒制而成。由於泥坯絞揉方式不同，紋理變化亦無窮。這件絞胎瓷器，雖然體型小，但做工極為精巧，黑、黃兩色充分交融、交相輝映，代表了唐代高水準的制瓷工藝。絞胎瓷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制瓷工藝的革新，也代表著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青睞。
唐太宗與魏徵關於鏡鑒的故事膾炙人口，根據《舊唐書魏徵傳》記載，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進諫的魏徵去世，唐太宗難過地說：“夫，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鑒矣!”這裡的“鑒”，指的就是鏡子，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史有四千多年，先後經歷了五個時期：早期以齊家文化、商周銅鏡為代表，流行期以春秋戰國銅鏡為代表，鼎盛期以漢代銅鏡為代表，繁榮期以隋唐銅鏡為代表，唐代是我國銅鏡發展史上最最輝煌的時期，是一個創新的時代。它擺脫了漢鏡的拘謹板滯，側重於自由寫實，其圖紋從漢代銅鏡的繁雜、拘謹、呆板，變得簡練、流暢和清新，製作工藝也極為精細。既有藝術的魅力，又有與現實生活的和諧統一。
飛禽走獸、植物花卉紋飾是這個時期銅鏡裝飾的主要題材。這一組展櫃中所展示的銅鏡，充分顯示了唐代銅鏡多樣化的造型和裝飾手法，其中，海獸葡萄鏡是唐代銅鏡最引人注目的門類。根據史料記載情況可以判斷，海獸葡萄鏡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時期較為流行，形制多為圓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使用範圍主要在唐代的關內道、河南道、淮南道等地。這種銅鏡在洛陽地區也有大量發現，鏡背主要裝飾海獸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實。
海獸是古人以獅子為藍本創造的神獸，而獅子和葡萄都原產自西域，在流行於內地的銅鏡上裝飾西域的物種，由此可見唐代與西域乃至歐洲的文化和經濟交流十分密切，許多物種和工藝都沿著絲綢之路傳到中原，傳到洛陽，因此，洛陽自然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之一。
在銅鏡的式樣上，突破一直以來的圓鏡和方鏡的局限，出現了菱花形、葵花形和帶手柄的銅鏡，在尺寸方面也出現了直徑超過30公分的大鏡。銅鏡的使用方式也開始多樣，不再單一被用作日常使用，也兼具裝飾、占卜、饋贈等多種用途。
唐代洛陽的繁榮，不僅表現在造型藝術和手工業製作方面，也表現在金融、經濟和稅收方面，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元寶”，意思是指元代的寶貨，元代才開始出現，而元代以前的貴金屬貨幣多數是像這樣的銀餅或銀錠。
這件文物是楊國忠銀餅，因為背面刻有唐代權臣楊國忠的名字而得名。銀餅背面的刻款讓我們了解到它來自四川達州，主管稅收的官員名叫朱義，而作為主管全國稅收和經濟工作的權臣楊國忠也自然要在銀餅上留名。
唐代所實行的租庸調製規定，每個男丁每年需要向朝廷繳納一定量的糧食和布匹，還要服徭役20天，到唐代晚期租庸調製接近崩潰，賦稅和徭役都可以折算成銀兩直接繳納，朝廷和官員便藉機搜刮民脂、賣官鬻爵。這件銀餅可以讓我們了解唐代的賦稅政策，也見證了洛陽作為全國經濟中心和國際都會的地位。
佛教的發展在隋唐時期可謂幾經波折，曾有過武周時期的繁榮與鼎盛，也有過武宗時期的會昌法難，但佛教的許多宗派都形成、發展和壯大於唐代，如法相宗、法華宗、華嚴宗等。
佛教最大的宗派——禪宗，在唐代高僧慧能和神會的努力下傳承有序並發揚光大，唐中宗嗣聖元年即公元684年，神會和尚生於湖北襄陽，拜在禪宗六祖慧能門下，後來被尊奉為“南宗七祖”，駐錫於洛陽菏澤寺，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在荊州開元寺坐化，永泰元年也就是765年在洛陽龍門寶應寺龍崗建身塔，整理髮掘神會和尚身塔時，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這組展櫃中的銅淨瓶和黑釉陶缽便出自於神會和尚墓，這件黑釉陶缽體型較大，保存完整，釉色深沉凝重。這些文物體現了神會和尚涅槃後人們對他的追思，其墓葬對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有著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