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導遊詞講解 篇1
“ 為了您，這座古城已經等了千年!”為了千年等一回，我們將要去鳳凰，尋找那活了千年的生命，和死去千年的標本。鳳凰地處湘西這個邊陲小鎮。始建於明朝嘉靖年間。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兵城，也是一個商城。走進鳳凰，每一扇窗戶上都有一扇顧盼流芳的眼睛，每一塊石板上都有情侶的倩影。每一條小河邊都有苗家姑娘洗衣棒錘在石板上帶著節奏的混響，還有那婉轉悠揚的歌聲。
說到鳳凰，我不能不說苗族。苗族可以說是中國遷徙最頻繁的民族，無數次的遷徙留下了一部悲壯而又苦難的歷史。雖然是第一個發明水稻種植技術的民族，但是聰明的苗族人也沒能改變戰敗遷徙的命運。他們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歷史，用智慧和堅韌傳承了文明。逐鹿之戰估計大家都聽說過，這就是講的皇帝無數次被苗族打敗以後聯絡了炎帝反敗為勝，打敗苗族，逼著我們的領袖蚩尤帶著我們遷徙到這大山深處，萬山叢中。為了生存，我們採集野果野草，像蒿草粑粑，到現在還是我們餐桌上的食物。為了順應自然，在這潮濕的大山深處繁衍生息。我們吃生薑驅寒，所以薑糖成了我們的喜糖。為了戰勝自然，我們彰顯力量，在每一年的錐牛節上，男人殺死最厲害的公牛。女人們敲下牛角做成梳子別在自己的頭上。向世人炫耀男人的戰利品。為了填飽肚子，我們嘗遍野果，把銀子做成了餐具。來甄別哪些東西有毒。
大家知道我們苗族人的身份證最早是用什麼材質做的嗎?你們看過血色湘西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紙做的，更不是塑膠做的。而是銀子做的。自古以來，苗族人就是最驍勇善戰的民族，雖然跟朝廷的戰爭無休無止。但是每一次面對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時候，苗族人都衝鋒陷陣、血染疆場。遠的不說，湘軍中最能打硬仗的就是竿子軍，竿子就是指湘西的土家族和苗族人。所以鳳凰以前稱為鎮竿鎮。再就是日本人占領長沙、常德的時候，又是湘西的竿子軍用土土炮和血肉之軀築起了一道鋼鐵長城，保衛了家園，捍衛了湘西這塊彈丸之地。每一次戰爭的勝利都是鮮血染紅的戰場。湘西人對於故土，有著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眷戀。就如沈從文的碑文：一個戰士要不戰死沙場，要不回到故鄉。客死他鄉的英雄們無法屍體還鄉，無法魂歸故里。有的甚至都認不出模樣。他們甚至是帶不回隻言片語的遺言。活著回來的人無法面對老人期盼的眼睛，無法面對妻子望眼欲穿的守望，更無法給孩子們一個合理的解釋。他們只能摘下那隻象徵著他們身份的耳環。一包包的耳環就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啊。親人們接過自己家的耳環，供奉在祖宗的牌位上。告訴他們的後人，他們的祖宗不是孬種。
大家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戴吉祥鼓嗎?難道僅僅就是吉祥如意嗎?不，任何東西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原因。最早苗族人為了生存，為了驅逐野獸發明了鼓。好不容易在這蠻夷之地生存下來。戰爭卻不期而至。讓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遷徙。從黃河流域到洞庭湖之濱，再到這邊陲之地。無數次的顛沛流離，無數次的人走家隨。鼓聲成了戰爭的號角，當鼓聲響起的時候，即使有再多的不捨。我們也不能停止遷徙的腳步。鼓聲也意味著一個人都不能拉下。於是苗族人習慣了把所有的東西都鑄成銀器戴在自己的身上，隨時準備遷徙。
大家知道我們的阿哥為什麼要給阿妹送魚紋的鐲子嗎?這不僅僅是檢驗女人的身體是否健康，是否能順利傳宗接代，更是一份家族的重託，一個民族的承諾。他是要告訴自己心愛的女人。總有一天，我會帶著你，帶著我們的孩子打回黃河流域，回到那有魚有米的地方去的。
直到今天，當我們再一次面對商場昂貴的飲水機、洗衣機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銷售員只是告訴我們，那是因為它們都是帶銀離子防毒的。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老祖宗的智慧。今天科技的進步讓我可以精準的測量出銀子的成分和功能，知道它可以殺死650多種細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隨著改革的春風，那些老祖宗用了一輩子的餐具被我們擱置一旁。那些巧奪天工的加工技術被機器的複製替代。曾經被苗族人追捧的拉絲首飾也一度無人問津。知道什麼是拉絲技術嗎?拉絲顧名思義就是把銀子拉成絲，拉得很細很細，甚至是細過了頭髮絲。這么說吧，一克銀子能拉到一米左右。然後做成精美的首飾。知道為什麼有拉絲嗎?苗族人用銀子彰顯個性，妝點美麗。而貧窮的苗族人如何用有限的銀子做出更大更張揚的飾品，廉價的勞動力和智慧的工匠創造了拉絲技術，滿足了苗族人對銀飾的喜好。今天，我們再一次欣賞到拉絲，看到拉絲工藝這真是我們的幸運，也是苗族人的榮幸。為什麼這么說呢?文化的傳承不僅僅是民族的追捧，更要政府的支持，還要與市場接軌，跟利益掛鈎。否則就成了市場經濟的炮灰。就如山西的那些百年木屋，甚至是很多具有厚重歷史文明的地標古建築都由於政府維修基金的不到位而一座座破壞、拆除、坍塌。苗族的銀器鍛造技術也曾經被機器替代。20__年，鳳凰對外開放以後。很多人看到了商機，政府也大力支持，招商引資。挖掘出苗族的文化瑰寶：比如銀器鍛造技術、蠟染技術、苗繡等等。其中銀子的鍛造技術列入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從此，鳳凰的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那些具有精湛技術的工匠們再一次重出江湖。有的甚至授上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名號。無數的銀器店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良莠不齊、魚龍混雜。
在外人看來，湘西貧窮、落後、出土匪。湘西人野蠻、粗魯。那是因為您不了解湘西，不了湘西人。湘西的女人熱情奔放、敢愛敢恨。湘西的男人豪放粗狂、淳樸善良。在這裡孕育了著名的鄉土文學之父沈從文、鬼才畫家黃永玉、內閣總理熊希齡。沈從文的《邊城》、《長河》可謂是家喻戶曉。尤其是邊城：一條清冽的小河，一個美麗的姑娘，幾首動人的山歌，兩個痴心的小伙，一隻老黃狗，一個老爺爺。勾畫了一副幾乎完美的圖畫。讀著他的書，字裡行間幾乎都能聞到泥土的芬芳。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愛情故事也成為一段佳話廣為流傳。為了得到張兆和的歡心，沈從文寫了上百封情書。只是當時的張兆和十分不領情的把情書扔到了胡適校長的桌上。胡適校長微笑著說：我看沈老師是頑固的愛著你喲。張兆和說：可是我頑固的不愛他啊。沈從文並不氣餒。並且更加積極熱烈的追求。終於抱得美人歸。鳳凰人就是這樣：純粹，執著，堅持到底。
在鳳凰旅遊業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苗族小伙子“阿牛”也跟沈老一樣執著。他最早把苗族人家家戶戶都愛吃的一道菜：血粑鴨用真空包裝，讓遊客帶到了世界各地。並且帶動了當地的老百姓脫貧致富。阿牛在質量上嚴格把關。絕對不做市面上的速成鴨子。他的原材料通通來源於本地的小麻鴨，一年才能長到兩三斤。而且嚴格標明鴨肉和血粑的比例。憑著他的誠信和堅持賺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隨著鳳凰旅遊業的發展，各地商人紛至沓來。在鳳凰的大街小巷開滿了銀器店。工業用銀和現代化的機器加工充斥著整個本地市場。打著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牌子到處傾銷，偷換概念。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苗族人。阿牛心裡十分不爽。於是他變賣祖業，籌集資金，深入苗寨，找到當年千錘百鍊打造銀器的能工巧匠。在鳳凰古城門面最貴的地方開了鳳凰最大的一家銀器店，這是鳳凰第一家手工銀器店，所以起名《鳳凰一號》。開店初期，無數人說他傻，說他笨，人家都用工業銀，機器加工。你一個人做手工，做足銀，成本高出幾倍，如何能賺錢，怎么賣得出去。阿牛對其充耳不聞，他就覺得，他是苗族人，他有義務和責任傳承苗族的文化，並且發揚光大，人家越是看不懂，他倒越是覺得商機無限。憑著他的獨到的眼光和不懈的堅持，《鳳凰一號》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擁有了一定經濟基礎的阿牛又有了新的想法。於是他潛心打造鳳凰的金字招牌，用心做每一個產品。最後在離鳳凰古城五公里的地方購地二十畝。打造了整個湘西最大的聚產、購、餐一體的鎮竿阿牛有限公司。讓遊客在鎮竿阿牛可以吃到絕對純天然無污染的綠色食品。還能買到鳳凰所有的特產。他的宗旨就是環保、綠色、天然、健康。
阿牛做事及其認真執著。比如一個大街小巷都有的蒿草粑，阿牛竟然請了我們湘西吉首大學和湖南大學的幾個生物系教授研究它的配方。做出來的粑粑真的是秒殺了湘西所有的蒿草粑粑。那種如QQ糖一樣的彈勁，還有完全看不到蒿草纖維的糯性。我們只能看到綠油油的粑粑。咬一口真的具有連舌頭都吞進去的衝動。
鳳凰導遊詞講解 篇2
旅客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張家界遊覽，今天很高興能為你們做導遊，我姓鄧，大家就叫我小鄧吧。在今天的遊覽日程里，我會竭誠為大家服務，為使大家有一個良好的遊覽環境，在遊覽過程中，請大家講究文明衛生，不要吸菸，不要亂丟果皮雜物，為了保護洞內景觀及設施，請大家不要觸擊景物，帶有相機的朋友還請不要翻越欄桿照相，謝謝您的合作，祝願大家旅遊愉快。
今天我們要參觀的地方就是黃龍洞，如今的黃龍洞與過去相比已是煥然一新。現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就是黃龍洞的入口也是其出口，進入洞內首先要經過百米長廊，這百米長廊道路窄小、光線陰暗，行動不是很方便，希望大家一路小心，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前面就是雙門迎賓，走過這道雙門，就來到了黃龍洞的大廳――龍舞廳，洞內異常的寬敞，布局尤為巧妙，到處燈光閃爍，裡面的景物，千奇百怪，有些景物左看像人，右看像物，別具一格，洞內還有很多造型奇特、顏色各異的石筍和鐘乳石，真讓人目不暇接，整個洞內的氛圍既恐怖又刺激。再往下走大家會發現一個很長的石筍，叫定海神針，這種石筍一百年才長一厘米。繼續前行，我們會看到一個約有一千米長的小河流，據說這是一條黃龍洗澡的陰河。
心動了吧!心動不如行動，那大家就跟我往前走吧，更加美麗的景觀還在前頭……
鳳凰導遊詞講解 篇3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其間，大體經歷了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傳播、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幾個階段，都顯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歷史貢獻，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法顯、慧遠、曇鸞等幾位高僧。
法顯是東晉時傑出的佛經翻譯家和旅行家。俗姓龔，平陽武陽(今臨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歲時就送他到佛寺當了沙彌(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難。法顯從小對佛很虔誠，20歲時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堅定，行為更加嚴謹，眾僧稱譽他“志行明敏，儀軌整肅”(《高僧傳·法顯傳》)。
法顯生於南北分裂、社會動盪的東晉十六國時代，佛教在北方廣泛流行。當時，北方地區先後建立起眾多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與漢民族隔閡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漢族信奉儒家教義，認為“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他們則主張“佛是戎神，所應兼奉”(見《晉書·佛圖澄傳》)，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為了從思想上統治漢族廣大民眾，他們大力宣揚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發展。如石勒建立的後趙國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圖澄的宣傳下，“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見《晉書·佛圖澄傳》)。但是，佛教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不少混亂。主要是僧人受統治者支持享有特權，於是“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見《晉書·佛圖澄傳》)，出現大量不法行為，引起民眾不滿，嚴重削弱了佛教;同時，佛教自身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當時雖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譯的佛經在中國流傳，但很不系統，且多是口授相傳，輾轉流行，不免訛誤增損，而戒律的翻譯又極為缺乏。戒律的鬆弛和僧人特權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亂。
這種狀況，對於正直篤信的法顯來說，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衛佛教的純潔性，以利於佛教的發展，他決心西行印度，到佛教發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維持僧眾團體及僧眾個人的規章制度，作為佛教團體和個人的行為準則。於是，東晉隆安三年( 399)，法顯與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佛國記》，又名《法顯傳》)，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經的征途。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是65歲高齡，他們一行數人，西經戈壁，越蔥嶺，週遊天竺，後經印度洋到山東半島登入，最後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歷時20xx年，歷經30多個國家，包括今日我國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以及我國南海、東南沿海等地，歸來時已是80歲老人。他是當時中國走得最遠的人，“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佛國記》)。
法顯在印度刻苦勤學掌握了梵文梵語，把大量口傳佛典記錄下來帶回中國，歸來後，又親自譯成漢文，從此，中國內地佛經結束了西域的中轉，直接溝通了東方的兩個文明發源地，中國佛教更系統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法顯撰寫的《佛國記》不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我國最早記錄中亞、印度、南洋各國歷史、地理、科學、藝術和文化的偉大旅遊撰著。唐代高僧義淨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轉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顯》，第19頁)就是說，法顯是我國西天取經的開山大師，唐代玄奘進一步開拓了取經道路;而且，法顯的《佛國記》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與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遠，在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
慧遠也是東晉時高僧，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寧武縣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高僧傳·慧遠傳》)。說明慧遠少年時代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對當時流行的道家老、莊思想也很精通，但還未形成確定的志向。東晉永和十年( 354)，慧遠21歲，深慕江東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東”，拜師從學，因北方戰亂，道路不通，未能如願。這時，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恆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立寺傳教，“聲甚著聞”，他又與其弟“遂往歸之”。聽了道安講經說法後，十分敬佩，驚嘆說：“真吾師也!”認為以前十分喜愛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與其弟削髮出家於道安門下。“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繼晝”，深為道安賞識， 24歲便開講佛經(見《高僧傳·慧遠傳》)。從此，終生皈依佛門，堅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東晉太元六年( 381)，48歲的慧遠來到廬山，深感“廬峰清靜，足以息心”，便在這幽靜秀麗的廬山定居下來，開始了他富有特色的傳教生涯，從此足不出山，直至83歲逝世(見《出三藏記集·慧遠傳》)。慧遠在廬山的活動主要分三個方面：
一是著書立說，闡釋佛理，宣揚佛法。他一生“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高僧傳·慧遠傳》)，絕大多數作於廬山。通過著書立說，形成了他的以佛教義理為核心，又廣泛吸收儒、道各家學說的中國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確主張“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儒、釋、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體。在東晉，一再發生過關於沙門(佛門)該不該禮敬帝王的爭論，其實質也就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教的關係或者說佛教在中國是否合法的爭論。為此，他寫下了《答桓大尉書》、《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一方面主張在家信徒(居士)必須遵從世俗，禮敬君親，盡忠盡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須保持佛門的獨立性，不禮敬君親，無所謂忠孝。他指出，從表面看，沙門不敬君親是“內乖天底之情”，“外闕奉主之恭”，違反了封建禮教，但這樣可以使沙門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樣影響民眾，從根本上維護了統治者的最高利益。總之，“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沙門不敬王者論》)。佛教信仰與封建禮教不過是殊途同歸，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這樣，慧遠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從理論上闡明了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決了關於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而且也保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從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開了決定性的第一步。
慧遠在廬山的又一主要活動是建立僧團，壯大佛教勢力。他培養組織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廬山僧團及居士群，從而使廬山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個中心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是主要的譯經中心;慧遠在廬山除譯經傳法之外，則努力使佛教中國化。同時，僧團周圍還有以上層社會名流為主體的居士群，它是慧遠與世俗世界聯繫的紐帶，既能溝通上層統治階級，又避免了僧侶奔走官府而引起人們的厭噁心理，也有效地壯大了佛教的勢力。
慧遠的另一主要活動是廣泛接觸社會，擴大佛教影響。他居於廬山30餘年，雖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高僧傳·慧遠傳》)，但並沒有絕離塵世，而是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皆與交往，對誰也不親不疏。從地方官員到朝廷重臣，從著名文學家、道土到農民起義軍首領。舉凡來訪者，無不廣泛結交。而且，居於統治階層的上層人物，大多數是主動與慧遠結交的。慧遠以其超然出世的態度，周旋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之間，並贏得雙方的尊重，這樣不但擴大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而且通過廣泛接觸上層人物，也使佛教進一步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
與此同時，慧遠還從理論上結合道家“以無為本”的出世主義，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並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命運主宰權從天、上帝、鬼神手中奪回，交給每個人的“心’，引導人們從主體自身內部加強修養，積德行善，提倡通過念佛投生西方淨土，從而對中國佛教淨土宗思想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後的一些淨土宗僧人尊奉慧遠為中國淨土宗初祖。
繼法顯、慧遠之後，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曇鸞，他對中國淨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進作用，可以說是淨土宗的實際開創者。“北方大宏淨土念佛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曇鸞是北魏雁門(今山西代縣)人，他“家近五台山，聞其神跡靈怪，幼即往尋之，便出家”(《續高僧傳·曇鸞傳》)，可見他是在幼年時代懷著對佛教的神奇嚮往而出家為僧的。出家之後，“廣讀經籍，尤研四論與佛性”(《續高僧傳·曇鸞傳》)。一方面廣讀博覽佛教經書和儒道典籍，同時更深入鑽研鳩摩羅什所譯的大乘佛教中觀派的四種基本著作《中論》、《十二門論》、《百論》、《大智度論》和有關佛性的學說。
曇鸞於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來到建康(今南京市)，曾與梁武帝談論佛性，很受梁武帝讚許。後又拜見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經》十卷，他便準備攜經返回北魏故地，從事修行;但在途經洛陽時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問：“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意思是佛經中有沒有勝過道教的長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興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與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經》是不能擺脫生死輪迴，達到長生不老的。隨之即把佛教的《觀無量壽經》授予他，說：“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說明長生不如解脫的道理，引導他信仰淨土(見《續高僧傳·曇鸞傳》)，這使曇鸞深受教益，當場把《仙經》燒掉，此後他便主要傳播淨土信仰了。
曇鸞回到故地後，大力弘揚淨土念佛，民眾紛紛皈依，名聲大振。北魏分裂後，東魏開國君主孝靜帝對他十分崇敬，尊稱他為“神曇”，並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後來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屬交城縣)，在這裡講經授徒。從此，玄中寺成為傳播淨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曇鸞的再傳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綽繼續在玄中寺傳道;後來，道綽的弟子善導來到長安，建立起了完備的淨土宗派，使淨土宗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極盛時期。
淨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沒有形成宗派，卻在中國得到發展並連綿不絕地流傳了下來，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得到平民大眾的信奉，所以如同禪宗一樣，稱得上是真正中國化了的佛教。淨土宗的發展，與山西地區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肉關係。它是由慧遠開創、曇鸞奠基、道綽與善導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曇鸞在淨土宗的發展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淨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後，進而傳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據善導一師開創淨土宗”(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使淨土教在日本得到廣泛流傳，成為日本眾多佛教宗派中的一個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淨土宗一直尊奉曇鸞、道綽、善導為淨土三祖師，尊奉玄中寺為淨土宗開山祖庭。歷代日本淨土名僧，多來玄中寺朝拜，視為“聖地”，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橋樑作用。
以上，從法顯、慧遠到曇鸞使我們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十六國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分裂、大動盪時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高峰期，在這個時期，山西因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而再度成為多民族活動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繁榮期，山西在這個時期一直處於北方民族統治之下，這些民族的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統治漢族人民，在不斷學習吸取漢民族文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和扶持佛教文化發展，這就為山西出現為數眾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夠在山西獲得比較高度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和相當有利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文化氛圍。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輝奪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時，山西地區不僅佛教思想比較活躍，在傳播和發展中國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藝術的寶庫，是全國佛教遺產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聖地之首;玄中寺為中日淨土宗搖籃;雲岡石窟文化可與敦煌媲美;廣勝寺稀世罕見的金版藏經《趙城金藏》為當今整理出版《大藏經》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斕多姿的佛教建築、雕刻、繪畫等等。這些說明，山西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