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內閣制度 篇1
清朝內閣制度是清朝時期實行的內閣制度。清朝入關之前，後金(清)中央機關無內閣。清軍入關之後，清王朝建立起全國政權，沿襲明朝內閣制度始設內閣。然而，內閣在清初成為定製，卻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歷時共二十七年(順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終於確定下來，這是一個充滿權力之爭而又複雜的反覆過程。
清朝內閣的主要官員定為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為正一品;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為從一品;學士滿六人，漢四人，均為從二品。內閣大學士自定為正一品後，遂成為有清一代的官員，猶如歷代的宰相，地位極為尊崇。每一大學士均有殿閣頭銜，如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等，被尊稱為“中堂”。
清朝也承襲明朝的票擬制度，但是內閣的權力愈來愈低。特別是雍正帝時設立軍機處以後，內閣變成只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一切機密大政均歸於軍機處辦理。
確立制度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多爾袞進入北京後，諭令故明官員說：“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原明內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獲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由諸王管部務，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六部尚書初由滿員擔任，漢官只能任侍郎。順治五年(1648年)七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各一員”。陳名夏等六人分任漢尚書，徐起元為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實行滿漢複製，此後成為定製。但在清人“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下，“權歸滿人”，漢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爾袞雖明令原明內閣官員與滿官一體辦事，但其時重要本章的票擬之權並不在內三院，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力爭恢復內閣的票擬之權。多爾袞聽從了他們的建議。馮銓、洪承疇等原明降清大學士，意在將內三院的職掌恢復到明內閣的票擬大權，多爾袞表示同意，這在實際上沿襲了明朝內閣制度。然而，票擬不到一年，多爾袞即認為，“凡陳奏章，照故明例，殊覺遲誤”，往往誤事，於是決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員奏章不再經由內院大學士票擬。所奏與六部無涉者，如條陳政事、外國機密、奇特謀略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於是，票擬之權又形同虛設，這表明了清初統治者不願有一個靡不所領的權重內閣，惟恐大權旁落。同時，也與當時內三院及廷臣中漢官南北之爭有著密切的關係。
順治時期
順治七年(1650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受多爾袞寵信的馮銓被要求致仕。順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書陳名夏為弘文院大學士。後因陳名夏案被革職。漢官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間的矛盾雜糅在一起。
順治帝親政後，“好漢語，慕華制”，“求賢圖治”，不顧滿族貴族的反對，重用漢官，北人南人兼用。順治十年(1653年)，陳名夏、馮銓先後復秘書院大學士、弘文院大學士任。順治帝諭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等，將親考翰林官，以其文之優劣定高下，以備用，於是南北之爭又起。馮銓於召對時說：“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優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陳名夏曾譏笑北人說：“北方之習喜於抄舊，喜於好用不可讀之句與字。”認為“可笑可怪至此”!又說：北人“入署官人，強言談文，蓋足非笑”。冷嘲熱諷，認為北人不學無術，卻又不懂裝懂，“強言談文”。陳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轂南人甚眾，取忌於北”。南北之爭勢同水火。順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讓，說：“馮銓與陳名夏素相矛盾，朕所習知。”可他卻以馮銓之言為是，對陳名夏心存一定戒心，這是因為陳名夏曾入東林黨的緣故。
內三院漢官大學士及其間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內部矛盾糾葛在一起，使總領百官的內閣難於形成定製。直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華制”的順治帝“斟酌往制”，使名義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內三院秘書、弘文、國史名色”，銷毀三院舊印，仿明制，改稱內閣，滿文稱為多爾吉衙門。另設翰林院，滿文稱筆帖黑衙門。內閣大學士俱加殿閣銜，大學士為正五品，低於六部尚書(正二品)，但大學士多以尚書入閣，所以實際上享受正二品。大學士品級之低，正說明清統治者還沒有把內閣置於總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學士權力過大。
改制分化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去世，八歲的康熙帝玄燁繼位，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滿族貴族中保守勢力執政，以順治帝遺詔中有“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為由，宣布“率循祖制，鹹復舊章，以副先帝遺意”。又恢復內三院，“其內閣、翰林院名色，俱停罷”。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鰲拜及其同黨後，於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繼順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內三院為內閣，設立翰林院”。大學士兼殿閣銜，併兼尚書，學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內閣之制穩定。雍正皇帝即位後，內閣中的滿洲大學士仍擁有較大的權力，繼續與議政王大臣遙相呼應，“承旨出政，票擬本章”，嚴重影響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穩定。雍正帝在與堅持“議政制”的滿族親貴的鬥爭中，以“緊急處理西北軍務”為契機設立了“軍機處”，終於為封建專制主義皇權的進一步發展掃除了障礙。
內閣大學士的品級，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滿、漢大學士為正一品，至此，大學士成為清朝高品級的文官，猶如歷代的丞相。內閣學士的品級為從二品，均兼侍郎銜。他們的職責是：滿學士掌奏本章，漢學士掌批“題本”(內外官員匯報皇帝之文書)。按其應有職權，並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學士所兼殿閣為三殿三閣。三殿是：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三閣是：文淵閣、東閣、體仁閣。大學士定員每殿閣滿漢各二人。禮親王昭槤說：“文皇(皇太極)踐祚之初，改內閣為三院，曰弘文，曰秘書，曰國史，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後仍沿其制。至順治十五年，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為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焉。”大學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軍機者，自親王外，其領袖必大學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時任軍機處章京的管世銘在其《鶴半巢詩集·序》中說，內閣、議政處、南書房三者的職掌分別是：“國家初制，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其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院視草。”雍正設定軍機處後，大權歸之，“機要章奏皆下焉。詔旨有明發、有密寄，由(軍機)大臣面呈指揮具稿以進。自是內閣票擬特尋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機庭，兼議政、視草而一之”。至乾隆時，內閣權更輕，票擬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閣臣不入樞府(軍機處)者，則一切要政皆不得預聞，宰相備位而已”。內閣實際職權自清至乾隆間的遞變，正如《清史稿·大學士年表·序》所說，“清大學士，沿明舊名，例稱政府，實則國初有議政處以掣其柄。雍正以後，承旨寄信有軍機處，內閣宰輔，名存而已”。
清末時期
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提出要求頒布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開國會，並認為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內閣。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和舊內閣被撤銷。接著，攝政王載灃宣布推出新的責任內閣，基本維持了舊體制的人選，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占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為“皇族內閣”，成為君權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只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抵製革命。在當時，皇族內閣令全國輿論大嘩。直接導致了國內反清情緒的高漲，促進了民族革命的爆發。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要他趕快從前線回京，籌組“責任內閣”。十六日組織新內閣，以梁郭彥為外務大臣，趙秉鈞為民政大臣，嚴修為度支大臣，唐景崇為學務大臣，王士珍為陸軍大臣，薩鎮冰為海軍大臣，沈家本為司法大臣，張謇為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為郵傳部大臣，達壽為理藩大臣。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譚學衡、梁啓超、熙彥、梁加浩、榮勛分任各部副臣。
古代內閣制度 篇2
歷史的長河總是滾滾向前進的，在13世紀曾經雄霸天下，傲視群雄的蒙元帝國，終於在14世紀滾滾的農民起義當中，進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隨著蒙元帝國的勢力從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後，以布衣天子著稱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顆冉冉升起的啟明星一般，人們都知道，它將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開國之後，朱元璋一直試圖糾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來，前代的話，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為明顯與致命的弊端就是關於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元朝的統治者的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深重程度絲毫不比元朝統治下的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遜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歷史當中，多次湧現出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權臣，數量之多，危害之大，遠勝於歷朝歷代。且對皇帝來講，手底下有這么些個權臣在側，實在是一個不好的體驗。
蒙元帝國的浮雕
其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比較簡單。因為元初統治者並沒有意識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實是比較合理的。合理在什麼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將相權分割成無數塊，使其相互牽制，彼此制約，將裁決大權交給皇帝，皇權得到加強。道理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不過元朝人，特別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統治者，並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選擇廢棄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經驗，而去另闢一條新的道路——廢除三省，保留中書。
傳統的中樞權力結構
自唐朝以來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結束，曾經三省長官彼此牽制，互相制約的情況的確不復返，彼時唐宋中書決策、門下審議、尚書執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終結。僅僅只有一個中書省便直接等於給予了宰相一家獨大的好機會。
有鑒於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強皇權，加強君主專制。朱元璋對自己的這個新的王朝有一個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讓自己和自己的子孫以後不要像元朝末年這些統治者，被宰相操縱成一個可憐的橡皮圖章。朱元璋的辦法是一勞永逸的將宰相制度廢除，胡惟庸則作為最後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鮮血和性命，替這個傳承上千年的制度劃上了句號。
誅殺胡惟庸，廢除宰相制度
殺了胡惟庸，廢了宰相，朱元璋還立下祖訓：以後但凡再有人敢說恢復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謀反罪當場誅殺這位奸臣。
明朝的皇權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朱元璋用自己強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無數條人命，貫徹落實了自己加強君主專制的決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攔這一目標的，立斬不饒。
朱元璋執政時期，朝臣們更像是他的奴僕們。對於奴僕，沒必要給予好臉色和好待遇，他們之間的關係貼近私人隸屬，嫌棄大臣上的奏章字數太多，聽煩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齒。在這種情況下，中樞大臣不過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著不可一世，實際上就是皇帝眼裡的螞蟻。
為奴為婢的大臣
唯唯諾諾的大臣與殺伐果斷的君主，是這一時期，洪武年間朝堂上的常態。更不要說洪武皇帝朱元璋為了進一步的限制奴僕般的臣下，還試圖侵入他們的私密空間，獲取臣下他們最隱私的訊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夠蹲在房樑上，將這個大臣吃的菜餚，都畫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視皇權，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權上，自己說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權獨尊。
大明的永樂皇帝作為朱元璋的親生兒子，在這一點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雖然說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對於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強烈支持。在他眼裡皇權獨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畫像
所以永樂皇帝不但恢復了老爹曾經的錦衣衛坐探，而且還特別新設了東廠，皇帝對朝臣們依舊是像對待奴婢一樣。以身犯險親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膽敢阻攔，這還是他父親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權獨尊的做法。但此時已然有一些變化：與父親朱元璋不一樣，永樂皇帝，並沒有朱元璋那種勤政的活力，很多時候，既要忙著打蒙古，又要忙著處理任務，他覺得很煩。
影視作品當中的內閣官員
於是他始開內閣於文淵閣，延攬大學士入內閣，內閣制正式形成。內閣制隨後就像一頭怪獸一樣，極速發展，僅僅十數年之後，就開始在民間有“權比宰輔”的說法，不過對此內閣成員們倒沒有哪個不開眼到直接奏請皇帝恢復宰相制度，他們低調的行使著自己的顧問權力——喚作“票擬權”。
古畫當中的大明官員
時移歲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的時候，內閣的“閣老”們雖無宰相之名，卻都大有宰相之實，皇帝反而成為了“垂拱而治”的模範聖君，本該直接聽命於皇帝的六部，越來越多地被內閣班子明里暗裡把控著。而如果翻閱從永樂正式啟用內閣制度到嘉靖年間的歷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話，會發覺一個極為詭異的情況正在發生：除了永樂與嘉靖，中間的皇帝竟然一個賽一個的短。
歷代大明皇帝一個賽一個的短命
暴斃的皇帝有，抑鬱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風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連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細看他的兩次鬼門關遭遇：皇帝所處的臥室突然起火，怪異的是，皇宮侍衛宮娥宦官若干人，竟然無人敢救駕，最後還是髮小去救的人;一幫宮女打算刺殺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寢宮附近居然沒有一個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為宮女打了死結並沒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據內閣制的發展軌跡——永樂以後，內閣職權漸重有目共睹，雖不至於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書，也始終不曾成為中央一級的法定行政機構和決策機構，但是從最初只是皇帝顧問秘書性質的機構，一躍而成為權比宰輔的存在，僅僅花了兩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楊輔政，距離永樂設定內閣僅僅過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統、成化、弘治朝之際，內閣閣老們的任命方式再度發生較大變化：永樂時的閣臣都是皇帝特簡任命的，仁宣時期，閣臣也大多數由皇帝特簡任命，在正統以後，越來越多的閣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簡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舉的德高望重之人，這無疑助長了文官集團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這種無視皇帝中旨的情況更是乾脆就形成了定製。
所謂“弘治乙卯以前，內閣大臣皆特簡，不從廷推”。
自有了漸漸形成定製的廷推選任後，曾經的那種以特簡入閣的方式也就逐漸為士大夫們非議，且為輿論所不容，接受特簡的大臣，基本都會遭受朝臣的鄙視，鮮能久安於位。這背後反應的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如果對照此時明帝國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風寒，太醫們不診視就開藥，致使孝宗誤服藥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難看出，在文官集團的飛速膨脹下，當年朱元璋絞盡腦汁斬殺的宰輔結構再次有死灰復燃的趨勢，皇權的衰變已經是不可阻擋之勢了。
古畫當中的內閣官員
明朝中後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權的空虛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教科書當中說的有明一代的君主專製得到了加強，這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與明朝中後期皇權的衰變並不矛盾，因為君主專制的深度和皇權集中的程度較之前代，確實因為宰相制度的廢除而變得有極大的改善，然而這種高度的集中卻並沒有持續多久，到了晚明的時候，天啟皇帝落水死亡，崇禎皇帝則為財政所困，背後反應的都是大明皇權的衰敗。
歷史上的事情從來都是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兒》的原話：
是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權力，然而明朝的內閣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專權。朱元璋規定老百姓不得四處流動，然而明朝中後期流民成風，四處遊蕩，絲毫不受束。朱元璋頒布了抑制商業發展的條令，並規定商人不得穿著綢沙等貴重衣物，然而大規模的工商業發展正是從明朝開始，而那些本應該是社會最底層的商人卻穿金戴銀，甚至登堂入室，為官經商。朱元璋嚴令太監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閹宦卻個個都是重量級的(這與他廢除相權有關)朱元璋給他的所有子孫都準備了爵位和俸祿，然而一百多年後，他的很多後代都家道中落，窮困潦倒。
古代內閣制度 篇3
禮樂文明中“禮”的要義有數端。其一，“禮”是人性的基礎。《禮記・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把“禮”作為區別人與動物、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所以“禮”是人類文明社會最主要的特徵之一。
其二，“禮”的重要作用在於規範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關係。禮使人明確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謙讓;使人區別事物或行為的是非，懂得什麼是該做和不該做的。“禮”作為一種行為規範，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和正義。
其三，“禮”也是一種道德規範，引導人們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因此，禮樂文明更強調通過禮教，使社會規則內化為人的內心尺度。其四，通過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的境界。《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既強調了“和為貴”的願望，又指出“和”不能單純為和而和，不能是無原則的和，這個原則就是守禮。在彼此遵守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達到和諧，才是最美的境界。
禮樂文明中“樂”的要義也有數端。其一，“樂”的社會作用重在和諧精神。《禮記・樂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樂”是協調世間萬物的綱紀，它的作用是使人們各安其位，和諧相處。
其二，“樂”注重有秩序的協調。《樂記》說：“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種人物，說明要有序協調，才能奏出和諧之樂。
其三，“樂”也有陶冶情操，移風易俗的功用。《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孝經》也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樂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樂安寧，生命長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們要聽雅樂，遠淫音 。
總的來說，禮的本質是差異，也就是說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的各種人之間，必須遵守各自的行為規範，絕對不可混餚。這種有差異的秩序叫“禮”，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禮忽視，非禮忽聽，非禮忽言，非禮忽動”。但是社會只講差異，不講大同，社會就不會和諧。因而周公“制禮”的同時又“作樂"。樂講和同，樂當然是指音樂，但已超越了音樂，以音樂激起人們相同的共鳴的喜怒哀樂的情緒。
禮和樂不可偏廢，“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樂文明是國家和諧的基礎。孔子主張“仁愛”，“克己復禮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最高準則;“節用愛人，伺使民於時",是對執政的要求。在孔子看來，仁是禮的基礎，禮是貴淺有序，樂是對禮的調度。禮樂不僭越，就會形成和諧社會。所以，一個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最高理想。
孔子在對周朝禮樂制度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對禮樂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獨特的禮樂精神。在道德倫理、修身治國、構建融洽的社會關係方面都有生動的闡述，在解決人自身矛盾，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繼承和借鑑的寶貴品質。
禮樂文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可以說是國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內在要求。用禮樂文明的秩序與和諧理念，用禮樂內在的道德修養，生髮“禮尚往來”、以“誠”相待、以“信”相許、以“義”相重的情操，造就孝親睦鄰、敬業樂群、尊師敬長、禮賢下士、溫良謙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風範，也只有當禮樂精神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成為中國人的社會意識和文化精神，才能實現主體與外界的和諧，群體的和諧，社會的和諧。只有社會有禮，人心和樂，才能成就新時代的“禮儀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