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這個人怎么評價比較好呢?以下是小編給大家蒐集的關於漢武帝的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漢武帝的評價1
劉詢做出的另一項變革是高級地方官員的任期問題。劉詢認為像郡太守、封國丞相這樣的高級地方官是維繫一方穩定的關鍵因素，如果頻繁地進行更換容易引發當地政局民生的動盪。於是，他建立了地方官“久任”的制度，即，無限期地延長地方官的任期。
小夥伴們乍一看可能會不理解，畢竟這與我們現在的慣常做法完全相悖。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包括現在，一般都會對地方主政官員的任期有明確的限制——這主要是為了防止官員在同一個地方呆太久而坐大結黨、威脅中央。不過，這也是把雙刃劍，限制任期的弊端同樣很明顯——會導致地方官僚和地方百姓在價值追求上的“短視化”。對於官員來說，因為知道自己在任期屆滿後會被派往別的地方，出於自己仕途前景的考慮，都會嘗試在自己的有限任期內最大化自己的政績，卻罔顧地方的長期利益，常常導致任期內“欣欣向榮”、任期後“百廢待興”的景象;對於下級官僚和百姓，同樣因為有“老大到點了就走人”的預期，會不自覺地產生政治投機的衝動，抱有僥倖心理，也往往會對上多有欺瞞。這種局面並不利於地方的長治久安。
這便是劉詢設立“久任”制度的出發點——地方官員久任，讓他們從地方的長期利益為出發點來施政治理，政策持續性就會有保障，不會出現頻繁更換施政理念的情況，更有益於地方的長遠發展，讓當地百姓能夠真正的安居樂業。
當然，在推出這一政策之前，劉詢也是充分考慮過這一方案的弊端的。為了防患於未然，他也在地方高級官員的選任和考核兩方面下足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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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選任。對於所有地方高級官員的任命，劉詢堅持每一個人都要經過自己的親自召見，通過面談考察此人為政的水平以及未來的抱負。此外，在其赴任後，朝廷會持續關注此人的行為，看看是否存在言行不一的情況，一旦發現，必須要仔細查明背後的原因，如果問題嚴重，就會果斷調任或撤官。這頗有點像我們現在企業用人“試用期”的規定，用人單位給自己留下了餘地，不會因為老闆在面試時看走眼就導致無法回頭的結果。
再是考核。久任制的一個問題在於地方兩千石大機率情況下會在太守、郡國丞相這種位置上乾一輩子，很難再升遷到中央。所以，對於他們的考核和獎罰機制就要在官職升遷之外另闢蹊徑。劉詢採用的獎勵辦法多種多樣，包括用詔書方式加以褒獎的精神鼓勵、提升工資級別、賞賜金銀、冊封關內侯的爵位等等。
久任制的效果非常好，《通鑑》上說因為這個制度，“漢世良史，於是為盛”——在漢宣一朝湧現出一大批出色的官僚。所謂良史者，循吏也。漢宣名臣們的故事，等我們下次講“麒麟閣功臣錄”的時候慢慢介紹。
在經濟上，劉詢延續了漢昭帝時期休養生息的主旨思路——不折騰，恢復大漢因漢武帝窮兵黷武造成的國力頹喪的局面。他一方面竭力控制政府開支，一方面想盡辦法給天下百姓減輕負擔、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減稅。《通鑑》記載，劉詢在地節四年(BC66)“詔減天下鹽賈”降低鹽稅，又在甘露二年(BC52)“減民算三十”降低人頭稅。此外，在農產品連年豐收、價格持續下跌的情況下，劉詢在五鳳四年(BC54)又下詔設立“常平倉”，由政府出面對農產品進行保護性限價收購，維護百姓的利益。這些政策效果顯著，到劉詢執政的中晚期，大漢又再次出現“天下殷富、百姓康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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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上，劉詢也對漢武晚期以來“禁匿浸密、律令煩苛”的情況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最早提出對司法制度進行改革的是廷尉史路溫舒。在地節三年(BC67)的上書中，路溫舒引用了《尚書》中“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意思是“與其殺死無辜的人，寧可偶爾失之寬縱”)的句子，向劉詢解釋放寬刑律的必要性，並據此提出“省法制、寬刑罰”的政策建議，最終說動了劉詢。同年十二月，劉詢下詔設立“廷尉平”的職位，並在每年秋後請讞的時候，由自己齋戒後親自裁決案件，用實際行動推動司法公平進程。爾後，劉詢又採納了涿郡太守鄭昌的建議，對律令重新進行了刪定和梳理，壓縮了文筆吏舞文弄法的空間，減少了冤案、錯案的發生，終於一掃漢武末年以來嚴刑峻法的氛圍。
還有一件事在此值得一提。神爵三年(BC59)，劉詢下詔給基層公務員普遍加薪50%。他的理由是“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簡而言之，提高公務員工資是為了高薪養廉，讓官僚不用擔心生計問題，從而減少官僚魚肉百姓的情況。
工作是忙碌的，結果是振奮的。在劉詢的努力下，大漢重新走上了正軌，並再度強大起來，史稱“漢宣中興”。
漢武帝的評價4
在“巫蠱之禍”政治悲劇發生之後，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公開承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統統予以罷除!據《漢書·西域傳下》記載，漢武帝又正式頒布了被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輪台詔，深陳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張將西域戰爭繼續升級的計畫，表示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應當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決意把行政重心轉移到和平生產方面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分析漢武帝挽回危局的措施時，曾經寫道：“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罰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所謂“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晚而改過，顧托得人”，不僅反映出西漢政治體制的進步，與秦王朝僵冷而毫無彈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誤已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自我修補，同時也反映出漢武帝個人的性格特徵。《漢武帝大傳》專列一章“晚年的轉變”分析了相關歷史事實，對於漢武帝對政策的扭轉，稱之為“是武帝一朝也是西漢一代的歷史的轉折”(408頁)。指出正是因為實現了這樣的“轉折”，“殘破的經濟又得以恢復”，“從而出現‘昭宣中興’的局面。”(435頁)對於晚年漢武帝由“狂悖”轉而清醒開明對歷史進程的意義，《漢武帝大傳》的分析是比較到位的。
漢武帝的評價5
《漢武帝大傳》對於漢武帝時代許多歷史事實的考論，都是精當的。如說均輸法實行首先使得“政府控制了運輸”)及辯司馬遷“謗書”事等，都值得學界重視。不過，論述中也有個別並不十分準確的地方。如說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容易使人誤解為這是董仲舒的話。其實，這裡不討論西漢實際政策是否令儒學“獨尊”，僅就字面而言，從現有資料看，“獨尊儒術”既不是董仲舒的話，也不是漢武帝的話，其說出現較晚。不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已通行於許多論著中。《漢武帝大傳》取“約定俗成”之說，也只是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