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溧陽市正寶服飾公司為與被告上海柏輝船務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契約無單放貨賠償糾紛一案，於2003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訴訟。（當事人情況及本案審理過程略。）
原告訴稱，2003年3月12日，原告與案外人常州秋惠進出口公司（以下簡稱“常州秋惠”）簽訂代理出口協定，同日，常州秋惠應原告的委託與國外買方韓國三井公司（以下簡稱“韓國三井”）簽署了出口童褲的《售貨確認書》，價格條件為fob上海，付款方式為信用證付款。同年3月26日，韓國三井的上海代理人通知常州秋惠指定被告負責涉案貨物的一切運輸事務。同日，被告通知原告送貨。其後，被告代理了涉案貨物的拉貨、排載、報關等手續。同年4月10日，涉案貨物被分別裝載於“mu dan xiang”號和“mina”號輪出運。貨物出運後，被告將抬頭為韓國的imex trade & cargo co.,ltd.（imex海運航空株式會社，以下簡稱“imex 公司”) 的無船承運人提單交付原告。提單記載託運人為常州秋惠，在提單簽發處有imex 公司和其總裁“park min sig”的簽發印章。貨物運抵目的港韓國釜山後，被告將貨物電放給韓國三井。韓國國民銀行因韓國三井未承諾付款，將涉案提單退還常州秋惠，常州秋惠又將提單退還原告。原告認為系因被告的無單放貨行為致使其無法與韓國三井結匯，遂訴諸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860,739.2元，以及利息損失人民幣24,014.62元（從2003年5月23起計息6個月，按貸款年息5.58％計算）。
被告未在法定期間內提交書面答辯狀。
被告在庭審中辯稱，1、涉案提單記載的託運人是常州秋惠而不是原告，原告和被告之間也無實際海上貨物運輸契約關係，且涉案提單為指示提單，卻未經銀行背書，故原告不是提單的合法持有人，因此原告不具備託運人的資格，即不具備以海上貨物運輸契約起訴的訴權。2、涉案的無船承運人提單顯示，提單的簽發人系imex 公司，即imex公司是本案的無船承運人，被告僅是代表其與常州秋惠協商提單的簽發事宜，以及代為轉交提單等，故原告將被告作為承運人訴諸法院，系訴錯了對象。3、原告未提供證據證明無單放貨的事實成立，提單被退還不等於涉案貨物已在目的港被無單放貨。據此，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原告為支持其訴訟請求，提供了以下證據材料：
證據1、常州秋惠和原告簽訂的《代理出口協定書》兩份，正文內容一致，差異在於原告於庭前證據交換時提交的那一份落款處除有當事人代表簽字外，還加蓋了公章，形式為原件，而作為起訴狀附屬檔案提交的另一份落款處僅有當事人代表簽字，形式為複印件。據此證明原告為涉案貨物的所有人和託運人，原告與有外貿進出口權的常州秋惠之間是代理出口的關係。證據2、常州秋惠出具的《授權委託書》原件，內容為：“依據溧陽市正寶服飾有限公司與常州秋惠進出口公司簽訂的有關由正寶公司自行聯繫客戶，組織貨源，自定價格和安排出貨，全責承擔法律責任的出口韓國價值us$92,006.4童褲的代理協定。我方公司現全權委託溧陽市正寶有限公司獨立行使該業務出口項下相關的法律權利。”證明常州秋惠確認原告為涉案貨物的權利人。證據3、常州秋惠與韓國三井簽訂的《售貨確認書》，形式為接收到的傳真件原件，證明原告委託常州秋惠就涉案貨物與國外買方簽訂價格條件為fob的銷售契約。證據4、接收到的傳真件原件三份，第一份為韓國三井的上海代理人傳真給常州秋惠的報關資料函，函的下方有“上海柏輝船務有限公司鄧豪祥”等字樣，證明韓國三井及其上海代理人指定被告為承運人的事實；第二份為送貨通知，其上記載的發出通知人是被告，證明系被告通知原告送貨，即被告履行了承運人義務的事實；第三份為被告發給“溧陽工廠”的要求支付費用的函，該些費用包括訂艙費、報關費、拖車費、改配費等等，函上有常州秋惠的“屠志清”的簽字。以此證明被告向原告要求收取國內運輸費用的事實。證據5、被告的職員鄧豪祥的名片複印件，證明鄧豪祥是經手涉案業務的被告的職員。證據6、被告出具給常州秋惠的發票原件三張，其上記載的收費項目包括訂艙費、碼頭費、報關費、拖車費、改配費等等，證明被告承接了涉案運輸業務，並向原告收取了相關費用。證據7、提單號分別為pwfr03040011、pwfr03040006和 pwfr03030036的無船承運人提單正本三套及翻譯件，形式均為原件，提單的抬頭和簽發人均為imex公司，證明被告承運涉案貨物並且未憑提單放貨的事實。證據8、匯票四聯二份及翻譯件，形式均為原件，證明因為被告的無單放貨行為致使原告無法就涉案貨款進行結匯的事實。證據9、現代商船（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現代商船中國公司”）出具的《說明》原件，內容為“箱號hdmu6117465和hdmu2297651是關單號qsbu590404通過我司訂艙代理南華國際訂艙從上海到釜山的箱子，該箱於4月25日到達釜山，並於當天收貨人提箱！”，以及上海南華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華物流”）物流部於2003年11月10日出具的《說明》原件，內容為“我司於2003年4月20日接受上海柏輝船務有限公司的委託，安排訂艙至現代商船（中國）有限公司，船名：mv.mina v.031e 關單號：hdmuqsbu590404。預配船期為4/23。”原告認為現代商船中國公司是涉案部分貨物的實際承運人，據此證明被告履行了無船承運人的訂艙義務，且貨物已被無單放貨的事實。證據10、上海仁川國際渡輪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仁川渡輪”）業務部於2003年11月17日出具的《訂艙證明》原件，內容系手書而成。內容為：“b/l no：cshainc257625/257626……以上貨物為‘上海柏輝船務有限公司’訂艙並要求我司電報放貨……”原告認為仁川渡輪是涉案部分貨物的實際承運人，據此證明被告履行了無船承運人的訂艙義務，並要求實際承運人電放貨物的事實。
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材料質證認為，對證據1兩份《代理出口協定書》的真實性，以及原告與常州秋惠之間存在出口代理關係、原告是本案的託運人等事實均不予認可。理由是：1、《代理出口協定書》上雙方當事人的公章系本案立案之後才補蓋的，否則原告在起訴時就不會提交沒有加蓋公章的那一份《代理出口協定書》。2、《代理出口協定書》上常州秋惠的代表人“屠志清”的簽字是偽造的，與原告提供的證據4中第二份傳真函上屠志清本人的簽字筆跡不一致。對證據2《授權委託書》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授權委託書》能夠證明的是涉案貨物的貨主常州秋惠委託原告參與本案訴訟，而非原告系涉案貨物的貨主。對證據3《售貨確認書》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並認可常州秋惠是該銷售契約的賣方的事實。對證據4中的第一份傳真件的形式真實性有異議，認為被告從未看到過該份函件；對第二份傳真件即送貨通知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該函是被告通過韓國三井的上海代理人傳真給常州秋惠的，並非直接傳真給原告；對第三份傳真件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該函是被告傳真給常州秋惠要求其支付函上所列費用，並由常州秋惠的屠志清簽字後回傳被告。且被告是應常州秋惠的要求將函的收件人寫為“溧陽工廠”，以便常州秋惠將該函直接傳真給“溧陽工廠”，而“溧陽工廠”與常州秋惠是什麼關係，被告並不知曉。對證據5鄧豪祥的名片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並確認鄧豪祥是經手涉案業務的被告的職員。對證據6被告出具給常州秋惠的發票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常州秋惠並未支付發票上所列費用，且發票上所列費用不包括海運費，表明被告不是承運人，只是常州秋惠在廣義上的貨運代理人。對證據7無船承運人提單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提單系由無船承運人imex公司簽發、由被告轉交常州秋惠的，且原告持有退還的正本提單並不能證明涉案貨物被無單放貨的事實。對證據8匯票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同樣認為不能據此證明涉案貨物被無單放貨的事實。對證據9兩份《說明》的形式真實性有異議，認為兩份《說明》在形式上屬於證人證言，應當由出具《說明》的單位派員出庭接受質證，《說明》的真實性才可能被法院採信。涉案部分貨物是由hyundai merchant marine co.,ltd.(韓國現代商船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現代商船”)實際承運的，現代商船中國公司無權出具《說明》證明貨物已被收貨人提走。並且《說明》上所載的“並於當天收貨人提箱”的語句在理解上有歧義，因其未指明“收貨人”到底是誰。同時對南華物流出具的《說明》所證明的被告至南華物流訂艙的事實予以認可。對證據10《訂艙證明》的形式真實性有異議，認為《訂艙證明》在形式上屬於證人證言，應當由仁川渡輪派員出庭接受質證，《訂艙證明》的真實性才可能被法院採信。但對《訂艙證明》所反映的被告要求“電報放貨”的事實予以確認，同時解釋，《訂艙證明》上所載的提單號“ cshainc257625/257626”為海運提單號，所謂“電報放貨”是指要求實際承運人將貨物電放給無船承運人，與原告主張的“無單放貨”的含義不同。
本院對原告提供的證據材料認證認為，對證據1，被告雖然對原告於庭前證據交換時提交的《代理出口協定書》上落款處雙方當事人公章的加蓋時間提出異議，但並未否定公章的真實性。即使公章系立案後補蓋，也應視為原告和常州秋惠對《代理出口協定書》內容的追認，故本院認為，公章的加蓋時間並不影響《代理出口協定書》內容的真實性。既然《代理出口協定書》上已加蓋公章，其契約效力足以被證明，則當事人代表簽字的真偽也沒有必要再追究。因沒有加蓋公章的《代理出口協定書》複印件的正文內容與加蓋公章的那份相同，本院確認兩份《代理出口協定書》的形式真實性。對證據2《授權委託書》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同時本院認為，對《授權委託書》的內容應當理解為常州秋惠確認同原告之間系代理出口關係。至於“我方公司現全權委託溧陽市正寶有限公司獨立行使該業務出口項下相關的法律權利。”的表述，實則屬於對法言法語的誤用，故對該表述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字面上，其實際要表達的是常州秋惠確認應該由原告獨立行使貨主權利的含義。綜合證據1和證據2，本院確認原告系涉案貨物的所有人，其委託有外貿進出口權的常州秋惠代理出口涉案貨物的事實。對證據3《售貨確認書》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鑒於證據1和證據2已證明了涉案貨物系原告所有，故本院確認原告委託常州秋惠就涉案貨物與國外買方韓國三井簽訂價格條件為fob的銷售契約的事實。證據4中的韓國三井的上海代理人傳真給常州秋惠的報關資料函系接收到的傳真件原件，內容與涉案業務吻合。至於被告是否看到過該函，並不影響該函的真實性。本院對該函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但該函的內容無從體現被告被指定為承運人的事實，故本院對原告據此證明的被告系國外買方韓國三井及其上海代理人指定的承運人的事實不予確認；對送貨通知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送貨通知的內容雖無法體現最終的收件人是原告還是常州秋惠，但因為原告與常州秋惠之間存在代理出口關係，故無論最終收件人是誰，都不影響送貨通知所證明的被告安排了涉案貨物的送貨事宜的事實。但本院認為僅憑被告發出送貨通知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是本案的承運人；對被告出具的要求支付費用的函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同樣因為原告與常州秋惠之間存在代理出口關係，故該函的最終收件人是常州秋惠，還是原告指定的“溧陽工廠”並不重要，本院確認該函所證明的被告代理了涉案貨物的訂艙、報關及部分陸路運輸事宜的事實。對證據5名片的形式真實性，以及鄧豪祥是經手涉案業務的被告的職員的事實予以確認。對證據6被告出具的發票的形式真實性，以及被告索要為涉案貨物支付的訂艙費、碼頭費、報關費、拖車費、改配費等費用的事實予以確認。但僅憑被告開具的發票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已經收到了發票上所載的費用，亦不足以證明被告是承運人的事實。對證據7無船承運人提單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因提單的抬頭和簽發人均為imex公司，故本院認為該提單所證明的是由imex公司簽發了涉案無船承運人提單，即imex公司是無船承運人的事實，且僅憑正本提單尚不足以證明涉案貨物被無單放貨的事實。對證據8匯票的形式真實性，以及涉案貨款尚未結匯的事實予以確認。但僅憑貨款未結的事實，尚不足以證明涉案貨物被無單放貨的事實。證據9中的現代商船中國公司出具的《說明》在形式上屬於證人證言，但現代商船中國公司未派員出庭接受質證。並且，《說明》中提到的“關單號”就是本案的海運提單號，而持有無船承運人提單的“收貨人”是不可能直接到實際承運人處提貨的。故《說明》中關於“並於當天收貨人提箱！”的表述在理解上確實存在歧義，“收貨人”究竟是誰並不明確。據此，本院對該份《說明》的證據效力不予確認；南華物流出具的《說明》在形式上屬於證人證言，雖然南華物流未派員出庭接受質證，但鑒於被告認可其至南華物流處訂艙的事實，故本院確認該份《說明》所證明的被告至南華物流處為涉案部分貨物訂艙的事實。證據10仁川渡輪出具的《訂艙證明》在形式上也屬於證人證言，雖然仁川渡輪未派員出庭接受質證，但鑒於被告確認系其要求實際承運人仁川渡輪將涉案貨物電放，故本院確認《訂艙證明》所證明的被告就涉案部分貨物至仁川渡輪處訂艙，並要求其將貨物電放的事實。同時因為到實際承運人處提貨的應該是無船承運人或其代理人，而不可能是持有無船承運人提單的收貨人，即國外買方韓國三井，故本院認定《訂艙證明》中所載的“電報放貨”的含義同原告主張的“無單放貨”的含義不同。
被告為支持其答辯意見，提供了以下證據材料：
證據1、經過公證、認證的imex公司的《營業執照》原件，證明本案的承運人imex公司是在韓國註冊的合法公司的事實。證據2、經過公證、認證的imex公司的《綜合運輸安排事業註冊證明》原件，證明imex公司已獲得韓國建設交通部許可，可以從事綜合運輸事務的事實。證據3、加蓋“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業檔案查詢（複製）專章”的imex公司威海辦事處商業登記查詢資料，證明imex公司系合法成立的公司，且在中國境內設有辦事處的事實。證據4、imex公司於2003年3月20日在上海簽發的授權委託書的原件和翻譯件，證明imex公司僅授權被告代理涉案貨物在上海的訂艙、裝箱和協商並交付imex公司簽發的無船承運人提單等事宜，亦即被告並非本案承運人的事實。證據5、涉案無船承運人提單的修改、確認傳真函四份，三份為接受到的傳真件原件，一份為複印件，證明被告代表imex公司同常州秋惠協商提單的簽發事宜，涉案提單的簽發均得到常州秋惠的確認的事實。證據6、涉案的海運提單複印件兩份，一份為現代商船上海分公司（hyundai merchant marine co.,ltd.shanghai）作為現代商船的簽單代理人簽發的提單號為hdmuqsbu590404、記名收貨人為imex公司、承運船舶為“mina”號輪的海運提單，另一份為仁川渡輪簽發的提單號為cshainc257625、記名收貨人為imex公司、承運船舶為“mu dan xiang”號輪的海運提單。另有被告自製的當事人陳述一份，內容為被告代理訂艙和要求實際承運人將貨物電放給無船承運人的具體操作流程圖及說明。據此證明涉案貨物的實際承運人為現代商船和仁川渡輪，被告要求實際承運人仁川渡輪將貨物電放給海運提單上的記名收貨人即無船承運人imex公司，與本案系爭的無船承運人imex公司是否實施了無單放貨行為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證據7、原告的委託代理人澹臺東寧律師於2003年7月21日，代表常州秋惠致被告的律師函原件，證明就涉案貨物同被告聯繫的是常州秋惠而非原告，即原告不是本案貨物的所有人和託運人的事實。證據8、出口報關單（貨主單位留存聯）原件一份，證明根據該出口報關單顯示，涉案貨物的經營單位和發貨單位均是常州秋惠。
原告對被告提供的證據材料質證認為，對證據1《營業執照》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其內容與本案無關聯性。對證據2《綜合運輸安排事業註冊證明》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同樣認為其內容與本案無關聯性。對證據3imex公司威海辦事處商業登記查詢資料的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不能據此證明imex公司與本案有何關聯性，且根據該登記資料上所載的企業地址，是無法找到imex公司威海辦事處的。對證據4授權委託書的形式真實性有異議，對其內容也不予認可。對證據5無船承運人提單的修改、確認傳真函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據此證明的應該是由被告簽發提單的事實。並且在兩份傳真函上都有“吳總：請確認回傳！”字樣，而“吳總”就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吳保建，由此可證明系被告同原告之間在協商提單的簽發事宜。對證據6海運提單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原告作為託運人只要拿到無船承運人提單即可，至於無船承運人是如何同實際承運人聯繫並簽訂海運提單的情況，託運人並不清楚。同時對被告自製的當事人陳述的真實性不予認可。對證據7律師函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該函證明的是涉案糾紛發生後，原告及原告的委託代理人向被告追究無單放貨責任的事實。之所以是以常州秋惠的名義與被告聯繫，是因為原告委託常州秋惠代理出口涉案貨物，不能據此否認原告的貨物所有人和託運人地位。對證據8出口報關單的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同樣認為在出口報關單上以常州秋惠作為經營單位和發貨單位，是因為原告委託常州秋惠代理出口涉案貨物，不能據此否認原告的貨物所有人和託運人地位。
本院對被告提供的證據材料認證認為，對證據1《營業執照》和證據2《綜合運輸安排事業註冊證明》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因為涉案無船承運人提單的抬頭和簽發人均系imex公司，本院認為imex公司的合法資質問題與本案有關聯，故本院根據證據1和證據2確認imex公司是在韓國註冊的合法公司，以及其已獲得韓國建設交通部許可，可以從事無船承運人業務的事實。對證據3imex公司威海辦事處商業登記查詢資料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同時根據該登記資料的書面記載，本院確認imex公司在中國境內設有辦事處的事實。證據4授權委託書上註明簽發地在上海，且有imex公司的蓋章，故本院認定授權委託書形成於中國境內，並確認其形式真實性。該授權委託書的內容確係載明imex公司授權被告代理涉案貨物在上海的訂艙、裝箱和交付裝運檔案等事宜，故本院對其證據效力予以確認。對證據5 無船承運人提單的修改、確認傳真函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鑒於原告委託常州秋惠出口涉案貨物的事實已被證明，該些傳真函是被告傳真給常州秋惠，再由常州秋惠傳真給原告的，還是被告直接傳真給原告的，已無需再追究，本院確認該些傳真函所證明的被告代表無船承運人imex公司參與協商提單的簽發事宜的事實。對證據6中的海運提單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同時確認涉案貨物的實際承運人為現代商船和仁川渡輪，以及海運提單上的記名收貨人為imex公司的事實。另所謂的當事人陳述上並無被告的蓋章確認，故本院對其形式真實性不予確認。對證據7律師函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同樣鑒於原告委託常州秋惠出口涉案貨物的事實已被證明，本院認為澹臺東寧律師以常州秋惠的名義就涉案糾紛同被告聯繫，可視同其代表原告同被告聯繫，並不因此影響原告系涉案貨物所有人的事實。對證據8出口報關單的形式真實性予以確認，同理，本院認為出口報關單上所載的涉案貨物的經營單位和發貨單位為常州秋惠，亦不影響原告系涉案貨物的所有人的事實。
本院經審理查明，2003年3月12日，原告與有外貿進出口權的常州秋惠簽訂《代理出口協定書》，委託常州秋惠出口涉案貨物。常州秋惠接受委託後，於同日與國外買方韓國三井簽署了出口童褲的《售貨確認書》，價格條件為fob上海，付款方式為信用證付款。在韓國合法註冊並具有無船承運人資質的imex公司在上海出具授權委託書，委託被告代理涉案貨物在上海的訂艙、裝箱和交付裝運檔案等事宜。被告接受委託後，安排涉案貨物的送貨、裝箱、報關等，並就無船承運人提單的簽發事宜代表imex公司同託運人協商。imex公司簽發了涉案無船承運人提單，並由被告轉交託運人。被告後至南華物流和仁川渡輪處訂艙。現代商船上海分公司作為現代商船的簽單代理人簽發了提單號為hdmuqsbu590404、記名收貨人為imex公司、承運船舶為“mina”號輪的海運提單，仁川渡輪簽發了提單號為cshainc257625、記名收貨人為imex公司、承運船舶為“mu dan xiang”號輪的海運提單，並由現代商船和仁川渡輪實際承運了涉案貨物。貨物運抵目的港後，被告要求仁川渡輪電放貨物。此外，被告通過致函和出具發票的形式索要為涉案貨物支付的訂艙費、碼頭費、報關費、拖車費、改配費等費用，但沒有證據表明被告收到了該些費用。因原告認為涉案貨物在目的港被無單放貨，致使其無法就涉案貨款進行結匯，遂起糾紛，在委託律師與被告交涉無果後，將被告訴諸法院。
本院認為，本案系海上貨物運輸契約無單放貨賠償糾紛。原告是涉案貨物的所有人，其和常州秋惠之間系外貿代理出口契約關係。雖然涉案無船承運人提單和報關單等顯示，託運人是常州秋惠，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契約法》第四百零三條的規定，當常州秋惠向原告披露了無船承運人後，原告就可以行使常州秋惠對無船承運人的權利，即原告可以行使託運人的權利。因此，原告具有本案的訴權。原告主張被告系fob貿易契約項下國外買方指定的承運人，但涉案的無船承運人提單顯示，提單的抬頭和簽發人均為韓國的imex公司，即本案的無船承運人是imex公司，同時本案的貨物又是由現代商船和仁川渡輪實際承運，即本案的實際承運人是現代商船和仁川渡輪。又根據本案的證據表明，被告接受了imex公司的委託，為涉案貨物安排裝箱、報關、訂艙，代表imex公司同託運人協商無船承運人提單的簽發事宜，並轉交提單。故原告關於被告系承運人的主張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根據，本院認定被告在本案中並非承運人身份。此外，被告雖然要求實際承運人電放涉案貨物，但該電放實質是要求實際承運人在未收回海運提單正本的情況下，將貨物電放給海運提單上記名的收貨人，即本案的無船承運人imex公司。而原告主張的“無單放貨”，是指無船承運人在未收回無船承運人提單正本的情況下，將貨物放給了國外的貿易買家韓國三井。顯然原告主張的“無單放貨”與被告自認的“電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現原告僅憑持有無船承運人提單正本和不能就貨款進行結匯的事實，尚不足以證明涉案貨物在目的港被無單放貨，其要求賠償貨款損失的訴訟請求於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
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契約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四十二條第（一）、（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對原告溧陽市正寶服飾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3,857.54元，由原告溧陽市正寶服飾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抗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抗訴於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晏聖民
審 判 員 張建琛
審 判 員 董 敏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書 記 員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