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1883～1946）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少年時代就讀於伊頓公學，主修數學。1902年以數學和古典文學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專攻數學。1905年，他獲得數學學士學位。到大學四年級，師從馬歇樂和庇古學習經濟學。1906年參加文官考試，名列第二，被選到英國財政部印度事務部工作。1908年辭去該工作，由馬歇爾介紹到劍橋大學擔任經濟學講師。1909年以一篇機率論的論文，取得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院士資格。1911年起長期擔任皇家經濟學會《經濟學雜誌》的主編。1915年應徵到戰時英國財政部工作。1919年初，他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該年6月，因反對賠償委員會的意見，辭去代表職務，回到劍橋大學教書。1929-1931年任麥克米倫財政和工業調查委員會成員。1930年任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還擔任了不少廠商的金融顧問或董事。二次大戰期間，他重進財政部任諮詢委員會主要成員。1941年起任英格蘭銀行董事。 1942年晉封為勳爵。1944年以英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在美國新罕布爾什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並擔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董事。1945年作為英國首席代表參加向美國謀求借款的談判。1946年3月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第一次會議。回國不久，因心臟病突發而猝死。凱恩斯一生寫過許多論文和專著，其主要的著作有：《印度的通貨和財政》（1913）、《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1919）、《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怎樣籌措戰爭費用》（1940）等等。凱恩斯最重要和影響最大的著作，是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該書的出版，在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把《通論》稱為“凱恩斯革命”，並把凱恩斯與斯密和李嘉圖相併列。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逐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統理論，資本主義各國政府紛紛採用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凱恩斯對於稅收理論並未作全面而系統的分析，也未單獨論述，而是將稅收作為巨觀分析的一個內容，重點研究稅收在實現充分就業、防止經濟和社會危機中的作用。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到：“我們生存其中的經濟社會，其顯著缺點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據此，他從兩個方面對稅收問題作了研究，一是分析稅收在保證充分就業中的作用，二是分析稅收在消除財富不公平中的作用。他認為，徵稅總是政府將納稅人手中的貨幣徵收上來。減少私人手中的貨幣數量，所以任何一種稅都有促成通貨緊縮，減少消費傾向的趨勢，另外，許多稅種對私人投資也有所妨礙。因此，政府應該減少租稅，以提高有效需求和刺激私人投資，增加就業。這個觀點，完全否認了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社會資本的增長是來自儲蓄，而儲蓄大多來自富人的所得，因而對富人不應多徵稅，更不應徵累進稅的看法。凱恩斯進一步提出了儘管對富人徵收高稅有積極作用，但稅率並非越高越好，特別是所得稅稅率不能太高的觀點。凱恩斯認為，間接稅是一類不合時宜的稅種，應當“改變租稅體系”，將以間接稅為主改變為以直接為主的稅收體系。除了稅收提高有效需求以外，對於如何消除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凱恩斯還特別出了兩點：一是徵收高額遺產稅；二是對食利階層課以高稅。凱恩斯從他的一般經濟理論出發，認為財政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和就業水平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整個經濟政策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他指出，政府可以通過適當減少稅收來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提高，除對少數所得可以課徵高稅外，一般所得不宜課徵過高的稅收，否則將無異於對私人投資的妨礙。然而，在政府增加支出的同時，稅收又不宜提高，那么收支之間必然出現“赤字”，而這正是凱恩斯極力推行的“財政赤字”政策。他認為，政府支出的增加，不應由變更稅率來彌補，相反，稅率還可適當降低。由於提高稅率往往使消費傾向和投資傾向降低，因此他主張應實行一種不變動消費傾向，增加投資傾向為目標的稅收政策，即不變動或降低稅率的政策。在這裡，凱恩斯摒棄了傳統的健全財政理論和政策，而主張實行赤字性財政政策。只要財政政策能達到提高有效需求和充分就業的目標，政府支出和稅收收入間差距增大並不可怕，一則增加支出將帶來更多的可能收入，二則可以用發行貨幣或舉債彌補稅收的不足。很顯然，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實際是一種赤字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相結合的擴張性政策。這種政策成為以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制定稅收政策的依據。然而，當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發的現象，使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發生危機。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遭到了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的挑戰。西方經濟學界單純注重總需求而忽視總供給的傾向急劇減少，研究重點轉向供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