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或許是烙在我們每人身上的計畫經濟體制的最深印痕。從一出生，你的戶口就儼然成為一種身份的標籤。全國政協委員梁季陽在今年“兩會”期間曾指出，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建立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目前最大的不平等現象。
“我的孩子該到哪兒去考大學？”
在北京某文化傳媒公司工作的周靖女士近來遇到一件天大的難事——因為戶口問題，他的兒子將面臨無處參加聯考的窘境。
周女士1994年從老家調到海南工作，她和孩子的戶口也隨之遷到海南。2000年，周女士從海南辭職來到北京，這時候她的兒子剛10歲。周女士來北京工作後，也將孩子帶到北京讀書，從國小、國中，一直讀到高中。
2005年，周女士的兒子考高中時，她開始關注孩子將來考大學的事情。她知道，很多在北京上中學的外地孩子無法在北京參加聯考，無奈只能回原籍報考。“孩子的戶口在海南，看來只能回海南考了。”周女士曾這樣想過。但最近，周女士了解到，海南省為治理“聯考移民”出台一項新政策，規定參加聯考的學生只有戶口在海南還不行，還必須在海南讀三年以上高中，而且有固定住所。周女士的兒子因無北京戶口，沒有資格在北京報考，而海南的政策又把他回海南參加聯考的路給堵死了……
5月22日，在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主辦的“戶籍歧視與社會公平研討會”上，周靖女士向與會人士談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她不停地追問:“受教育權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但因為戶籍原因，使我的孩子沒有地方參加聯考，這等於剝奪了孩子的受教育權。我們該怎么辦？”
國家大劇院招聘被指“戶籍歧視”
2007年3月22日，國家大劇院通過官方網站發布面向社會公開招聘315名工作人員的公告。公告對報名資格進行了要求，其中有一條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北京市常住居住戶口”。這樣的招聘廣告，想來很多人都習以為常。但北京義派影響性訴訟研究中心的黃元健卻從中讀到了社會的不公平。他說:“全部由中央財政支出建設的國家大劇院，公開招聘卻要求應聘者必須持有北京戶口，這是典型的‘戶籍歧視’，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權。”
現行戶籍制度結出“惡之果”
“戶籍制度本身來說是行政登記制度，是對人口數量與家庭住戶的一種統計管理與控制活動。”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指出，我國現行戶籍管理出現的最大問題，是將行政登記制度變成一種行政許可制度，在一紙戶口上附加著諸多的特權和功能——就業、教育、住房、醫療以及公民的權益事務等。在這種情況下，“戶口”不僅是一種身份的體現，而且成為一種資源享有權的確認。
“從周靖和黃元健的介紹中，我們看到現行戶籍制度結出的一些‘惡之果’，比如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產生對農村人口的歧視；再比如，在現行戶籍制度下，很多公民的基本權利都難以保障；我們還發現，公共政策一旦跟戶籍結合起來，如果用善惡來對比，可能惡的比例相當之高。”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王振宇這樣認為。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從“自由帶來發展”的角度闡述了改革現行戶籍制度的必要性。他說，經濟的高效率需要有效地組合生產要素，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就是人、錢和資源，這三個東西要有自由流動的機會，流動的結果就能找到最合適的組合。我國在計畫經濟時期，這個組合是由領導或者是國家來指派的，就是服從黨的安排，服從分配。因為人、財、物都沒有自由組合的機會，所以計畫經濟效率是很低的，產出不了多少的財富來。現在我們經過30多年的改革，自由度增加了很多，人可以流動了，農民能進城了，公務員可以下海了，普通人可以考公務員，大學生可以出國等等。還是這塊土地，還是這些老百姓，我們國家的財富生產迅速增加，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增加了。
針對在會上聽到的案例，茅于軾認為從中至少可以看出現行戶籍制度妨礙了人的遷徙自由、教育自由和就業的自由。是什麼妨礙了自由？茅于軾指出，是特權。有了特權，有些人的自由就比另外一些人的多，有些人的自由就被侵犯了。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委員吳革律師強調，戶籍制度是實現社會公正的起點。如果不改革目前的戶籍制度，就等於承認了人們之間的差別，農民工以及大城市的“外地人”在這個社會上就首先是被歧視的，這是不公平的。
戶籍制度該怎樣改革
近年來，有關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一直不斷。也有一些省份初試薄冰，率先舉起了改革的大旗。比如河北、遼寧、山東、廣西、重慶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近年來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統一了城鄉戶口。但是這些改革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進步的要求。比如農民有了和城裡人一樣的“居民戶口”後卻發現，教育、醫療保障、聯考、就業等卻沒有隨之“升級”，有了進城的“門票”卻享受不到“市民待遇”。還有很多地方的戶籍改革，因為相關配套沒有跟上，無力承擔附加在戶口上的諸多福利而緊急叫停。
和諧社會下的戶籍制度改革該如何進行？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公安部關於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的意見》已經上報國務院辦公廳等待批覆，該《意見》涉及五大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嚴密和完善暫住戶口登記管理；取消夫妻投靠的戶口遷移條件限制；放寬老年人到城市投靠子女的戶口遷移政策；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為基本條件，調整戶口遷移政策；逐步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針對一些地方因戶籍改革而出現的困境，公安部要求12個已經實施了“一元化”戶籍管理制度的省市區公安部門，出面協調有關部門來完善配套改革政策；另外還要求其它省份公安系統因地制宜展開戶籍管理制度改革。
對於《意見》確立的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為基本條件，調整戶口遷移政策，中國社科院農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在此次研討會上表示，現行戶籍制度需要一個漸進改革的過程，所謂漸進改革實際上是門檻調整的過程。他認為，“合法固定住所”抓住了改革的核心，但這一概念需要廓清，比如住房標準，居住期限。其具體認定可由各地城市政府自己做主，以形成不同的“準入門檻”。
何兵教授認為，戶籍制度承載了過多的責任，反而不利於戶籍問題的解決。他建議，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戶籍的自由遷徙、自由登記應該是放開的。與登記相關的利益則要考慮暫住人口的居住時間。而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壓”在上面的勞動制度、聯考制度、醫保制度等等的“磚”，則應當“一塊一塊拿掉”，這樣才不至於讓一面牆都倒掉。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的觀點更為激進一些，他認為戶籍制度是一種對商業、對市場經濟持完全否定觀念下的產物。他建議借鑑已開發國家經驗，把公民人口登記制度建立起來，以此為契機，帶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制度的進一步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