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3日，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賀榮擔任審判長審理的吉林民警孫振國狀告法務部司法考試成績無效決定案如期開庭。法庭經審理，終審判決駁回了孫振國的訴訟請求。這起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國家司法考試試卷雷同第一案，隨著法槌的落下，終於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案起司考
孫振國系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應試人員，2004年9月18日、19日，孫振國在吉林省白山市通化礦務局實驗國小考點參加了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
2004年12月15日，法務部國家司法考試司向吉林省司法廳國家司法考試處下發《關於劉岩等33名應試人員考試成績被確認無效並給予進一步處理的函》，該函稱：“在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評卷過程中，經評卷工作領導小組審核，你省劉岩等33名應試人員的試卷為雷同試卷，被確認當年考試成績無效”，“根據《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之規定，請對上述應試人員作出相應處理，並將處理結果通知本人……”該函所附《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吉林省違紀人員名單》中包括孫振國。
得知上述情況後，孫振國於2005年1月22日徑直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請求是：1.撤銷法務部對其所作“當年考試成績無效並2年內不得參加考試”的決定；2.法務部公布並確認其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各科實際成績；3.法務部賠償其因訴訟而實際發生的差旅費等費用。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務部聯合發布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第5條、第18條規定，“國家司法考試由法務部負責實施”、“應試人員有作弊等違紀行為的，視情節、後果分別給予警告、確認考試成績無效、2年內或終身不得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處理。具體處理辦法由法務部規定。”參照此規定，法務部作為國家司法考試的主管部門，有權根據國家司法考試的實際情況，制定有關規範，以保障該項考試的順利進行，法務部對國家司法考試過程中發現的違規行為，具有作出相應行政行為的職權。本案中，法務部根據評卷機構認定孫振國與他人試卷兩卷以上答案主要錯點一致，屬於答案雷同，並依照《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的規定，作出確認孫振國當年考試成績無效的決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孫振國認為法務部所作上述決定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對孫振國要求撤銷該決定的請求不予支持；孫振國稱法務部對其作出2年內不得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決定，但其提供的證據材料對此不能予以證明，且法務部亦否認對孫振國作出了上述決定，故孫振國的該項主張沒有事實根據，本院不予採信，對其撤銷該決定的請求本院無法支持；孫振國請求本院判令法務部公布並確認其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各科成績，無法律依據，理由不能成立；孫振國要求法務部給予行政賠償，沒有事實根據，本院不予支持。綜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6條第（四）項、《關於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3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孫振國的訴訟請求。
孫振國不服一審判決，抗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二審庭審交鋒
在二審庭審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就本案爭議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孫振國抗訴稱：1.法務部作出確認考試成績無效決定的依據僅僅是試卷答案信息點高度雷同，而答案信息點高度雷同並非等於或約等於考試作弊。一審法院沒有認定“雷同”的屬性，雷同是一種巧合還是違紀的結果？如果是前者，應保護抗訴人的合法權益；如果是後者，則應有抗訴人違紀的證據。一審法院也未確認“95%”是否等同於“一致”，參照法務部修改後重新頒布的《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可以看出兩者並不等同。2.《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的調整範圍是應試人員、工作人員的違紀行為，無違紀行為不受此規章的調整。根據《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的規定，“當年考試成績無效”所針對的只能是違紀行為，抗訴人無違紀行為，法務部適用上述規定予以處理是錯誤的。3.作出“2年內不得參加司法考試”決定的主體不是吉林省司法廳，而是被抗訴人法務部。抗訴人得到的考試成績單中，2年內不得參加司法考試的決定，是在被抗訴人法務部2005年12月15日向吉林省司法廳下發的《關於劉岩等33名應試人員考試成績被確認為無效並給予進一步處理的函》之前，也就是吉林省司法廳有權作出“2年不得參加司法考試”的決定之前。所以，“2年內不得參加司法考試”決定是被抗訴人法務部所為，而該決定的作出是越權行為，應該依法予以撤銷。綜上，抗訴人參加了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並做完了四科試卷，且抗訴人在考試中沒有任何違紀行為，法務部作出的上述決定既無法律依據，又無事實根據，侵犯了抗訴人的合法權益。一審法院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並支持抗訴人的全部訴訟請求。
被抗訴人法務部辯稱，法務部是作出審批確認國家司法考試考生考試成績無效行為的合法主體。孫振國試卷答案雷同、考試成績無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因此，法務部確認孫振國國家司法考試成績無效的行政行為適用法律準確，標準明確，程式合法。同時，根據《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關於“兩卷以上（含兩卷）答案文字表述、主要錯點一致的”，“應試人員所在的省（區、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給予其2年內不得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處理”的規定，法務部不是對國家司法考試考生作出2年內不得參加國家司法考試決定的行政主體，法務部亦未對孫振國作出該種行政行為。法務部履行了公布孫振國考試成績的職責，不應公布和確認孫振國被依法確認無效的所謂各科成績。法務部所作行政行為合法，依法不應承擔行政賠償責任。綜上，一審法院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二審法院駁回抗訴，維持一審判決。
鑒於法庭上抗訴人與被抗訴人陳述的抗訴意見及答辯意見，合議庭當庭歸納的本案焦點問題是：1.法務部是否具有確認司法考試成績無效的行政職權；2.如何認識考試中出現的不同考生試卷答案雷同的現象；3.法務部將試卷答案雷同作為違紀處理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終審駁回訴求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務部聯合發布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的規定，法務部作為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定授權主管與實施機關，負有對國家司法考試的監管職責，並有權制定相關規範司法考試工作的行政規章，法務部制定的《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屬部頒規章，應予參照；關於試卷答案雷同可否視為違紀的問題，鑒於目前國家司法考試中存在的有關違規違紀情況相對複雜，以及司法考試有效監管手段的相對缺乏，法務部在有一定技術規範可循的情況下，根據評卷專家組的意見，適用當時有效的《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的規定，認定孫振國存在兩門試卷與他人雷同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法務部據此作出確認孫振國考試成績無效並無不當；關於孫振國要求撤銷法務部對其作出的取消其2年參加司法考試資格的訴訟請求，經查，該決定的作出機關並非法務部，故不屬本案審理範圍，對此項請求本庭不予審理；關於孫振國提出的要求法務部公布其實際考試成績的訴訟請求，因孫振國的考試成績已被確認無效，對此項請求，以及賠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同時，應當指出的是，法務部確認考生成績無效，直接涉及考生的權利義務，確認機關應對被處理者本人作出並送達處理決定、說明事實與理由、告知救濟權利與途徑。但在本案中，法務部在認定孫振國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成績無效時，未履行相應的告知程式，其作出認定孫振國2004年國家司法考試成績無效決定的行政程式存在不當之處，應予糾正並予規範。但鑒於上述不當之處並未給孫振國造成實體權益的侵害，據此，一審法院作出駁回孫振國訴訟請求的判決是正確的。因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當庭判決駁回了抗訴人孫振國的訴訟請求。
案外答疑
案件終審後，合議庭對案件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作出了如下分析。
（一）關於法務部監管國家司法考試的職權問題
本案抗訴人孫振國認為，《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沒有法律效力，法務部無權作出確認考試成績無效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51條規定：國家對初任法官、檢察官和取得律師資格實行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司法考試實施辦法，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負責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第54條對此亦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務部於2001年10月31日聯合發布了《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該辦法規定，法務部負責實施國家司法考試，包括命題、組織考試、評卷及公布分數、頒發法律職業資格證書、查處應試人員及工作人員的違紀行為、制定考務辦法及違紀處理辦法等。2002年3月13日，法務部發布法務部令第71號《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具體規定了司法考試違紀行為的種類、處理機關及處理方式。此後，法務部又對上述規章進行了修改，並於2005年7月29日正式發布了第97號令《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
由此可見，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兩高會同法務部發布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有上位法依據，是有效的法律規範。法務部作為法律規定的司法考試的實施者有權制定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因此，《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及此後發布的《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是有效的行政規章。
本案適用的《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規定：“評卷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評卷小組確認該應試人員當年考試成績無效：……（三）兩卷以上（含兩卷）答案文字表述、主要錯點一致的。有前款第三項規定情形的，應試人員所在的省（區、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給予其2年內不得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處理。”根據上述規定，確認有特定情形的應試人員當年考試成績無效，應首先由評卷小組評定。評卷小組係為閱卷而成立的臨時機構，受法務部的委託承擔閱卷、評定分數工作。評卷小組評定應試人員當年考試成績的行為可認定為受法務部委託而為的行為，相應的法律責任應由法務部承擔。法務部根據評卷小組的意見和建議，最終對具體應試人員作出考試成績是否有效的決定。由此看來，法務部作為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定主管、實施機關，負有對國家司法考試的監管職責，有權制定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律規範，並有權對考試涉及的相關事宜進行處理。
（二）關於“確認考試成績無效”行為的性質問題
抗訴人孫振國認為，確認考試成績無效屬於行政處罰，法務部制定的《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違法設定處罰，應屬無效。
一般來講，行政處罰是法定行政主體根據行政管轄職權，對違反行政法律規範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所實施的行政懲戒。行政處罰的實質是剝奪相對人的權利、對相對人科處義務。
考試實施機構組織考試，應當按照規定的標準，對應試人員掌握的知識、技能予以公正評價。應試人員獲得公正評價的前提是遵守考試規則。應試人員如違反考試規則、存在違紀行為，其考試成績不真實，考試實施機構無法對其掌握的知識或技能作出公正評價，有權宣布其成績無效。考試實施機構確認有違紀行為的應試人員考試成績無效，是對違紀應試人員的一種行政處理方式，沒有產生剝奪應試人員的人身或財產權利、科處義務的後果，不具有行政處罰的特徵。因此，法務部作出的確認孫振國當年司法考試成績無效的行為，不屬於行政處罰，應該屬於行政確認行為，而行政確認行為是行政機關基於一定的事實確認相關法律關係是否存在的行為。
（三）關於法律適用問題
抗訴人孫振國提出自己沒有作弊行為，試卷與他人雷同，僅是一種巧合：“雷同”亦不等同於“一致”。因此，法務部沒有證據證明其有違紀行為，在此情況下，法務部適用《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對其進行處理，屬於適用法律錯誤。
本案訴訟中，法務部提交了孫振國的答題卡、試卷（四）、他人的相應答題卡、試卷四，以證明孫振國存在兩卷與他人試卷雷同的情形，未認定孫振國有其他違紀行為。
對此可做以下分析，1.“雷同”是否屬於《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第1款第（3）項規定的情形，即“兩卷以上（含兩卷）答案文字表述、主要錯點一致的”，這裡規定的“主要錯點”本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但又使用了“一致”一詞，文字表述不精確。法務部國家司法考試評卷工作領導小組制定的《國家司法考試答案雷同認定標準》具體規定了主觀卷、客觀卷雷同的認定標準，均使用了“高度一致性”。由於上述規定用詞不盡統一，從而引起歧義。一般來講，不同考生的試卷不可能一字不差、百分之百的一致。分析《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第1款第（3）項規定時，應當重點把握“主要錯點”4個字，由於主要錯點是不確定的，所以“主要錯點一致”實際上就是“高度一致性”，即雷同。因此，試卷雷同屬於《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第1款第（3）項規定的情形。2.在無證據證明存在其他違紀行為的情形下，試卷雷同是否應受處理。應當講，試卷雷同是一種客觀結果。《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第1款第（3）項實際上將試卷雷同視為一種特殊形式的違紀行為，並規定應受處理。這一規定是否合法？我國目前無考試法，對此，法院尚不能依據上位法直接作出判斷。這一規定是否科學？應當講，並不能絕對排除有確定被冤枉的情形存在。應當肯定的是，法務部的上述規定即使存在不科學之處，但因該規定適用於所有參加司法考試的考生，在掌握標準上也有明確的技術規範可循，應該說在司法考試違紀違法情況的相對複雜及現有有效的行政監管手段缺乏的條件下是公平的。考慮到上述因素及司法考試的特點，法務部上述規章的規定沒有偏離立法的宗旨，人民法院應予參照。因此，法務部確認孫振國存在兩門以上試卷與他人雷同的事實，並根據相關規章的規定作出的處理決定並無不當。
（四）關於取消2年考試資格及有關程式問題
法務部在作出孫振國考試成績無效的決定後，並未直接作出處理決定，而是由法務部司法考試司以內部發文的形式，通知了當事人戶籍所在地的省司法廳。法務部確認應試人員的考試成績無效，直接的後果就是應試人員所在地的省司法廳依照《國家司法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第10條的規定對應試人員作出2年不得參加司法考試的處理決定。雖然該處理決定的作出主體並非法務部，而是省司法廳，法庭反覆強調該處理決定不屬本案審理範圍，但是，法務部確認考試成績無效的行為對應試人員的權利義務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應當履行作出並送達行政決定、說明事實與理由、告知救濟權利與救濟途徑等行政程式。本案中，法務部並未履行上述程式，存在不當之處，應該予以糾正，但考慮到上述不當行為並未給孫振國造成實體權益的損害，因此，二審法院最終還是判決駁回了孫振國的訴訟請求。
此案的終審對教育類的升學考試及行業的準入考試均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國家司法考試與中國法治事業具有一定的內在的聯繫。該項制度能否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取決於一系列相關制度的配套設計和推行，而將這樣一項尚屬初步的制度轉變為一項由諸多制度配套而行的系統工程，需要人們有新的思想認識，更需要在諸多制度上予以完善和改進，這也是本案審理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