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者，人之性情。”靈秀筆觸與詩意語言的統一，構成了汪曾祺獨特的審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卓然神韻。下面是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試論汪曾祺小說的風格特色
一、和諧的風俗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風格鮮明，以獨特的文學氣質和淳厚的生活底蘊，熱衷對故鄉、對童年展開溫馨的回憶，並擅長作風俗畫式的描繪，而被稱為“風俗畫作家”。汪曾祺說過：“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包含一定的人為成分，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說中關於風俗畫的描繪是有意為之的。《受戒》和《大淖紀事》之所以吸引了眾多讀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們那種別有風情的風俗描寫。如《受戒》的結尾處：“英子跳到中艙，兩隻槳飛快地划起來，划進了蘆花盪。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隻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其筆下那具有地域風情的描寫，表現出一種純樸、溫馨、清雅和諧的美感，猶如一幅美麗的畫面久久地定格在讀者的視覺之中。
在《大淖記事》里，有隨四時自然變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雞鴨炕房、負曝閒談的人家、忙碌的漿房、田疇麥壠、閒置的候船室。總之，這裡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樣，“這裡的顏色、聲音、氣味和街里不一樣”!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靜天性的寫照。而小說中十一子和巧雲追求愛情的方式同大淖風情和諧，使人很難分出哪些是寫人物，哪些是寫風俗。風俗和人物渾然一體、自然天成，交相輝映地體現出民間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優美和諧的風俗不僅表現在人與人、人與群體社會的融洽關係中，還表現在人與物之間的親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愛聽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熒火蟲飛動。《天鵝之死》中的白蕤對美麗的天鵝情有獨鍾。《曇花?鶴和鬼火》中的李小龍愛那雪白的曇花、美麗的野鶴和綠色的鬼火。在這種人與物的關係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與之交流、與之溝通，形成了親切優美的共存關係。
二、散文化的結構
在《汪曾祺小說選》的自序中，汪曾祺發表了一些對於小說的獨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線。後來在形式上排除了詩，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顯地存在著的。……不直接寫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動。有時只是一點氣氛……氣氛即人物……作品的風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說，擺脫了傳統小說觀念里強調情節，注重人物的塑造，鋪設懸念，突出矛盾等結構特點，而是淡化情節，淡化人物，沒有任何的懸念、衝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結構風格。
例如《受戒》以寫荸薺庵開頭，從而引出當地和尚的風俗、荸薺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過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狀態，最後才通過小英子的眼睛來寫明海受戒的過程。同時，小說的穿插成分還像滾雪球一樣不停向外滾動著別的穿插細節，例如描寫庵中生活的一段，順便交代了幾個和尚的情態，在敘述三師傅時又寫到了他的絕技、和尚和當地姑娘私通的風俗等，雖然表面上顯得枝節縱橫，但是作者的敘述卻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動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渾然天成。這種順其自然的閒話文體表面上看來不象小說筆法，卻盡到了小說敘事話語的功能。正是這種隨意漫談，自然地營造一種純正天然的藝術世界。
《大淖記事》中，作者首先描寫的環境背景大淖，具體詳細介紹了大淖的景觀和淖邊人家的生活，讀來親切，猶如讀介紹地方志的隨筆。事實上正是這種隨筆寫法統領全文，如文中介紹輪船公司附近人家的鄉風生活、錫匠們的工作和他們的生活，又寫世代居住淖邊的人家的生存狀態、風俗習慣、女人們的妝扮和工作、私生活上的不規矩。作者娓娓道來，如同是流動著的小河，碰見什麼就要映現什麼，然後在水流盡處現出人物，自然而然，姿態橫生。其實這種結構上的自然鬆散，是構成作家小說散文化風格的特徵之一。這一切看似隨便的敘述，飽含著作者對文本結構“苦心的經營”。
三、詩化的語言
汪曾祺說自己屬於“一個通俗抒情詩人”的氣質類型，因此他是用詩人的詩性來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詩般極美的語言來書寫世界。汪曾祺小說語言風格的詩化特徵主要表現為小說形式的詩歌化，內容上則是將現代詩歌意象與中國生活圖像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如《受戒》中的二段描寫：“屋檐下一邊種著一棵石榴樹，一邊種著一裸桅子花，都齊屋檐高了。夏天開了花，一紅一白，好看得很。桅子花香得沖鼻子。順風的時候，在荸薺庵都聞得見。”多么富有詩情畫意的鄉村風光!一棵石榴樹，一棵桅子花，一花一果，一紅一白。我們不由得想到，在這樣的花前月下，兩個朝夕相伴的少年男女那種愛戀之情的自然發生，以及愛隋的美妙無比。
在《大淖記事》中，汪曾祺是這樣寫大淖的四季景物變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夏天，茅草、蘆荻都吐出雪白的絲穗，在微風中不住地點頭。秋天，全都枯黃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頂上去了。冬天，下雪，這裡總比別處先白。化雪的時候，也比別處慢。河水解凍了，發綠了，沙洲上的殘雪還亮晶晶地堆積著。”這幅大淖四季景物變化圖的語言都是很常用的，沒有生僻古怪的，但它們組合在一起，就充滿了大淖鄉土的氣息，它撲面吹來，帶來大地的清香與芬芳。這些語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詩，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語言抒寫出的詩意盎然的美麗篇章。
四、健康的人性
在《受戒》與《大淖記事》這類作品裡，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圍渲染，注重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溫軟的水，朦朧的月，搖曳的雲影，迷人的沙洲，感應著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雲、十一子們細微神秘的心靈震顫;那混沌的愛，迷離的情，則展示出生命的騰踴，美的精魂的躍動。《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筆調描寫了小和尚明海與村姑英子的戀愛故事。他把明海當作一個普通人來描寫，讓其按照自然天性發展，表明了對健康人性的禮讚。作者既描寫了明海每天開山門、掃地、燒香、磕頭、念經等超凡脫俗的僧侶生活，又描寫了和“野和尚”們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甚至逾越“門禁”的偷情世俗生活。明子看到小英子留在田埂上的一串腳印，“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特別是當小英子爬到明海耳邊說“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的時候，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任何世俗束縛，而純粹是以“人性”為唯一前提，顯示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情美。這充分體現了作家對於充滿著純情的自然之愛的眷戀之情，對健康而純潔的人性的肯定和讚賞。
《大淖紀事》中，大淖的女人們像男人一樣幹活，一樣掙錢，一樣靠肩膀吃飯，沒有慣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對男性的依賴。大淖的女人們走相、坐相也像男人，還用男人罵人的話罵人，“要多野有多野”。這裡的人家極少明媒正娶，有開放的性觀念，傳統的倫理和偏見在這裡被沖淡，女人和男人“好”或“不好”，唯一的標準是“情願”。她們充滿了粗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盡情釋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愛。一切率性自然，隨心所欲。汪曾祺用自己的筆還原被壓抑被扭曲和異化的人性，讓他們回到人性最初的本真、善良、人性之美。
汪曾祺小說獨特的審美世界，散文化的結構形式，平淡而富有詩意的語言，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顯示了一種成熟小說文體的典範。而他小說獨特的風格不僅成就了他的一生文學品性，也為中國文學的發展之路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在他那些優美而令人回味無窮的小說里，我們感到這平凡塵世上，諸多美麗、若多詩意。看到了生命的各種狀態，人生的各個層面，體味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感悟到了成熟和達觀。
汪曾祺短篇小說讀後感
平凡的人物，從中又折射出不平凡。作者以樸實清新的筆觸寫那些平凡實在的人，寫他們的生活，寫他們的生，寫他們的死，寫他們的所想，寫他們的所做，寫他們的歡樂，寫他們的悲傷……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作者都寫，天大的事兒，芝麻綠豆的小事兒。詹大胖子，連老大，八千歲，高閻王，王四海，陳四，陳小手……嫁娶，生孩子，賣椒鹽餅子西洋糕，賣米，唱戲，求雨，買獎券，賣藝……作者寫了許多“小人物”，寫了許多仿佛並“不值一提”、“微乎其微”的“小事兒”，但從中卻透露出生活的酸甜苦辣，人世的悲歡離合。作者正是以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去闡釋生活，闡釋人生。到底什麼是真正的生活?這就是。什麼是真正的人生?這就是。
第一次讀汪曾祺的小說，我就被吸引住了，深深地。我只感覺他的小說中充滿了無窮的生活的樂趣。我為小說中的人物而哭而笑，而喜而悲。平凡的百姓永遠是生活的主題，平凡的百姓永遠是歷史的主題。
我很欣賞作者在《小說三篇》之一《賣蚯蚓的人》中所說的幾句話：“我對所有的人都有興趣，包括站在時代前列的人和這個漢俑一樣的賣蚯蚓的人”“我要了解他們吃什麼和想什麼”“我是個寫小說的人，對於人，我只想了解、欣賞，並對他們進行描繪，我不想對任何人作出論斷”“我對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審美意義”。正如此說，作者在他的每篇小說中幾乎不作議論，只是很自然地展示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的原型，讓讀者去感受那種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美。
生活中處處都有美，我想這正是源於它的瑣細，它的親昵，它的真實。
汪曾祺短篇小說讀後感
汪曾祺的小說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靜下心來慢慢的品味。在質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自己的獨特樂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
在他的筆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戶的女挑夫、手藝了得的錫匠、掏糞工、趕牛人，也有西南聯大的文嫂、金昌煥等各式各樣的人物，他們都不是什麼達官顯貴，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筆下的人物形象寫的很真實，並不是好人全好，壞人全壞，寫十一被打後，老錫匠去找人算賬，打十一的那人也會害怕，村裡的幹部也對施暴的人進行了懲罰，《胡里雜記》中的那些富人小姐們去廟裡的時候也會施捨給叫花子們一些錢。不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諷刺意味。如：明海和尚雖然是當家和尚，可是他距離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聲如鐘磬，三要聰明記性好的標準還差的很遠，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都不具備，可是他還當得好好的。
在《七里茶坊》中的趕牛人們在大雪天還要堅持把牛趕下山去，其中有段話是這樣說的“頭兩年，大躍進，大煉鋼鐵，夜戰，把牛牽到地里，殺了，在地頭架起了大鍋，大塊大塊煮爛，大伙兒，吃!那會吃了個痛快，這會兒，想吧!”這其中就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諷刺，還有《胡里雜記》中的李三，本來他應該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對於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們“收穫”後去管他們要錢，諷刺味十足。他的小說語言是一種散文化的語言，他常用細緻的語言描寫周圍的環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記事》中這樣描寫“淖，是一片大水，說是湖泊，似還不夠，比一個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時，是頗為浩淼的，這是兩水道的河源”後面還有相當細緻的描寫，在寫到小英子的外貌時“小英子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邊是白紗布的褲子，赤腳穿了一雙龍鬚草的細草鞋，頭上一邊插著一朵梔子花，一邊插著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經常用一些細緻的外貌描寫和語言描寫來塑造一個人物形象。
這些語言給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說是“散”和“淡”的完美結合，但就是這樣一種散文化的平淡語言給他的小說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韻味。雖然是散文化的語言來寫小說，有“形散”的嫌疑，但是從他的小說中其實不難看出他的情節安排其實是很緊湊的，如《受戒》中明子隨舅舅去出家的時候就遇見了小英子，後來又相繼遇見了幾次，而且文中也說過和尚是可以娶親的，這樣發展到最後小英子問明子願不願意讓她做他媳婦這裡，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他的有些故事情節安排的很巧妙，如《陳小手》中先是描寫陳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厲害，接著寫那個軍官的夫人難產了，接生婆們都束手無策，這時就有人提議要陳小手來，然後描寫陳小手是如何費勁力氣成功接生的，接著是軍官的感謝，到這裡似乎都沒什麼出彩的地方，直到後來出現的那一聲槍響，這時讀者才如夢初醒般回過神來，也就是這一個結局讓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讓人唏噓軍官的無恥以及陳小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