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一詞，中外古今用法不一，涵義也不盡相同，通常在兩種意義上使用：①泛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既包括以規範性檔案形式出現的成文法，如憲法、法律和各種法規,也包括經國家機關認可的不成文法,如習慣法和判例法等。制度指依法建立起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各種制度。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屬於這一類。②特指統治階級按照民主原則把國家事務制度化、法律化，並嚴格依法進行管理的一種方式。這種意義上的法制與民主政治聯繫密切，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體現和保證,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並嚴格依法辦事，以確立一種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國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國家。
中國古書上所說的“命有司，修法制”(《禮記·月令篇》),其中的“法制”是指設范立制,使人們有所遵循的意思。古代法家著作中,也有“法制”一詞。《管子·法禁》上寫道：“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商君書·君臣》上寫道：“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韓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說法。所有這些，雖然都把“法制”與依法治理聯繫在一起，但還不是與民主政治聯繫在一起的法制。中國古時的“法制”，說到底只是一種“王制”。
同民主政治聯繫在一起的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制，與17、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法治”的內涵是一致的。如英國哲學家J.洛克認為，政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政府論兩篇》)。美國政論家T.潘恩(1737～1809)也說：“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常識》)。其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國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任何組織和個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權。這種主張對於反對封建專制特權，確立和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制，起了很大作用，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帶有明顯的法律至上的色彩，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可能真正實行法制。為了追逐超額利潤，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民眾，它們總是把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結合起來進行統治的(見資本主義法制)。
社會主義法制與資本主義法制不同，它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並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方式。在社會主義國家，可能而且必須把社會主義民主制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並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法制與法律秩序關係極為密切。法律秩序是在嚴格遵守法律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社會秩序，它必須以實行法制為前提，而法律秩序的建立則是實行法制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