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師演講比賽稿

教師就是那燈光下的恆光,那鮮紅的評語震耳發饋。那你知道哪些北京大學教師演講比賽稿?下面小編為你整理了幾篇北京大學教師演講比賽稿,希望對你有幫助。

北京大學教師演講比賽稿一

在我來之前,曾委託院方向同學們徵集題目。我留意到大家都希看我來談談“如何成功?”這個題目。說實在的,這個題目,讓我感覺很惶恐。首先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對甚么是成功,沒有一個同一的說法。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是成功。由於一個人的成功與否更多的是你四周的人對你的評價和判定。正如古人所說: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的確,毀譽就不是自己能說了算的。再者我以為所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機遇,外界的環境等等的影響,很難在人與人之間進行一種簡單的複製。乃至可以說,成功是難以掌控的。成功是一種結果,而今天,我更想談一談這個進程,也就是成長。對我來講,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就是:人生在世,你唯一能夠有掌控的也就是成長。因此,我把“成長:你唯一的掌控”作為今天與大家交換的題目。

甚么是個人的成長?我覺得我做了母親以後,我對成長有了一個更新的熟悉。有一次,我女兒幼稚園的老師給孩子們出了一道題:“假如世界上只有一種色采…….”讓孩子們自己往返答。有的小朋友說:“假如只有一種色采,就不可能有彩虹了。”有的小朋友說:“我最喜歡粉紅色,假如只有一種色采,我希看是粉紅色。” …….我留意到我女兒的回答,她對老師說:“假如只有一種色采,那末連白天和黑夜都沒有。”所以,我覺得一個孩子的成長,就是他對外部世界的不斷探索和認知的進程。

那末對一個成年人來講,甚么是一個人的成長?之前的儒家思想要求人成長的軌跡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哲學家羅素則以為,人的成長要碰到三個方面的矛盾:一是人與自然環境的矛盾,二是人與社會,也就是人與人的矛盾,三是人與自己的矛盾。我覺得,人的成上進程實際上就是不斷地尋覓自己人生坐標的進程。人從小到大,視野不斷開闊、知識不斷豐富、經驗不斷積累,從而越來越深進地熟悉自己,同時也在熟悉四周世界,我想恐怕這就是人的成上進程了。人的成長路徑不同,人生尋求也千差萬別,不管成功與否,人的終究回宿大致是相同的。而區別就在於每個人所走過的道路不同,每個人對自己人生的了解程度和自己內心的真實體驗是不可複製的。人的成長就是要不斷地突破自己的小環境,而進進一個更廣闊世界的進程。這類突破,不但要突破物理空間的界限,也要 突破心靈空間的界限。

然而,對個人的成長,甚么是最重要呢?每個人可能側重不同,而我今天還是想就這三個方面:人與外部世界、人與人、人與自己來談。我覺得對人的成長,要是尋覓坐標的話,應當往尋覓以下三個坐標:一是時代的坐標、二是與他人比較,你的比較上風是甚么?三是自己內心的坐標。

個人的成長需要尋覓時代的坐標

先來講說時代的坐標,今天我們在坐的一位主任的兒子18歲,要考大學了。固然,高考對我來講,已過往了很多年。但現在想起來,還是有一種膽戰心驚的感覺。在坐的各位也都是經太高考的鏖戰了。記得當時要考大學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學甚么。我想往學電影導演,而我父親不願我往從事藝術。我對社會學、歷史學感愛好,想往學歷史。我父親就問我:那你畢業後,打算往做甚么工作呀?經過很多的猶豫和旁皇以後,我父親終究幫我做了一個決定。他說:你還是往學英語吧。中國正在改革開放,正在逐漸與世界融會。不管將來在哪個領域,英語都會成為一個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點以後,還可以有進一步選擇的自由。這樣,當時我就選擇了往北外學英語。但是我越來越感覺到,外語盡對不單單是一種工具,她讓你得到了一種新的思惟方式,乃至是讓你進進了一個新的世界。

我在接到這次演講的邀請後,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了一下梳理。發現實在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做一個溝通者,一個中國文化與外部世界的一個溝通者。假如大家還記得《正大綜藝》的話,就會對9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有一個大致的熟悉。或許那時大家都還小。那個時候,決大多數的國人都沒出過國。但是看看現在發展多快啊!正如余華在《兄弟》一書的最後所說:別的國家四百年的經歷,我們卻在四十年就全部經歷了,這是一個被緊縮的歷史進程。那末這個進程當中,人們對外部世界的需求,就不單單是《正大綜藝》時,那些走馬觀花啊,往看看人家廚房是甚么樣子?往看看人家在吃甚么、穿甚么?而更多的是對外部世界一種更深層次的需求。那末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從做旅遊類、綜藝類的節目往開始做人物的訪談。從98年到現在,我已做過四百多位國際著名人士的訪問了。我想這個進程也是中國不斷加深了她與世界的融會程度,也是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對中國逐漸加深了解的進程。這一進程實在在我的節目中也能反映出來。

說到英語,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我在考《正大綜藝》時,固然我既不是廣院,也不是藝術院校畢業的,但卻占了一個便宜。就是當時製片方要找一個懂點英語的主持人。經過了七輪的競爭,到進進最後一輪決賽時,就剩下我和另外一個女孩子了。要求我們在門口預備五分鐘,預備用英語先容自己和講講為甚么喜歡這個節目。若干年後,當時的製片人,也就是對我有知遇之恩的辛少英導演與他人談起那段往事。說:當時楊瀾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的就是,固然當時每個女孩子非常希看自己得到那個主持人的位置,而且每個人只有三分鐘的時間預備,但我途經時,發現楊瀾還在輔導另外那個女孩子的英文。所以當時就覺得這個女孩很特別。實在當時我很自信,心想,我是學英語出身,他人在英語上有些地方沒弄清楚,我就幫她預備幾句。所以這些年往返頭看看,我非常感謝父親當年為我作出的這個決定。因此英語對我而言,不單單是個工具。利用它,我不但可以做採訪,蒐集更多的資料,更讓我進進一種文化的比較,對不同世界的一種比較。

這類體驗在我代表北京做奧運陳說時,感覺特彆強烈。記得當時在莫斯科,那天中午大家都比較緊張。固然大家都覺得很有希看,但總怕有甚么閃失。後來很多人問我,楊瀾你當時緊張不緊張?說實在的,我只是在進進大廳前,有點緊張,手心有點冷汗,但當何振梁先生公布,該我做陳說了,我忽然感覺特別放鬆,這我在做主持都很少見。固然,我也是嘟囔很多遍了,預備的應當沒題目了。更重要的是,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人在這兒說,也不等待他們對我的評價,而是我有話要告知對方,而且這對他們很重要。所以也就是這一心態,把緊張、生怕自己出錯、患得患失這些,給壓過往了。專心於把我們想說的話? >楊瀾北京大學演講稿:成長,你唯一的掌控(2)資:料;來/源,於FWJIA;網 http://diyifanwen.com }莞?蘇飧鍪瀾紜?

尋覓時代的坐標需要了解時代的特點

既然我們要尋覓這個時代的特點,那末這個時代有甚么特點呢?我覺得有三點。

1.世界越來越變得扁平化了:

有一個叫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人寫了一本書,名字是《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書中講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全球化擴大時期,在全球範圍內攝取生產資料和市場;第二次是從美國經濟大蕭條、一戰和二戰開始,是跨國公司為單位的全球化擴大時期,也是為獲得生產資料和市場;第三次是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利用,以個人為單位開始進行全球性伸展的時代。也就是說,你學的多是很冷僻的印度梵文,卻能在德國找到知音,並通過網際網路結成網上的社區。還比如,過往美國中學生的足球比賽,大眾傳媒是不可能轉播的,而現在通過網上IPTV就可以夠轉播。通過網際網路,使能幾百萬人同時觀看這一比賽。越來越多的,以個人為單位,你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攝取你所要的信息和服務。給予個人很多權利,英文叫Empowerment,賦予個人更多能力的時代。我採訪過E-Bay的總裁惠特曼,她被評為世界上最有權利的女性。由於E-Bay主導了大量的網上交易。我當時問她:對這一稱謂,是否是感到開心?她是怎樣理解權利的?她說:實際上,權利給人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權利被以為是控制他人的一種氣力。但是她以為:在新的網路時代,權利不再意味著控制。由於E-BAY不可能控制網上的交易者。她的權利是體現在能夠幫助很多人成功。比如說幫助一些身體有殘疾,不能正常工作的人,在自己的家裡開一個小店,通過網上交易,實現正常的收進,過上了比較富裕的生活。所以在網路時代,實在不是說,讓你乾甚么或不讓你乾甚么,而是能幫你乾甚么,這多是與以往世界有很大不同的一點。

2.需要想像力和創新的時代:

過往我們談到智慧財產權,總覺得是美國人、歐洲人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才要保護智慧財產權。但現在,不管政府還是民間,都熟悉到保護智慧財產權就是在鼓勵創新。我們不但希看全球的很多產品都是Made in China,更希看是Created in China(中國原創)。這類創造力遠比單純的製造,更能保證一個國家的長時間發展。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不論是在大家熟習的醫學領域、其它科學領域、人文領域,很多重大的發明和發現,最初都是由一個假想開始的。剛才還在和韓院士和劉博士探討醫學需要不需要想像力。按說對人的身體總不能亂想吧,但是象幽門桿菌與胃潰瘍的關係,基因螺鏇體的構想,也都是來自想像力。一個外國教授曾說過,假如給中國學生一個假想,他們會做出很好的推論,但卻不是假想的提出者。但我想隨著教育體制和社會氛圍的變化,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提出假想,並得以求證。

剛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今年開始做的一本用我的名字命名的電子雜誌。是針對城市職場女性的一本女性雜誌。這本雜誌在短短的三四個月,從第三期開始,就突破了每期100萬的下載量。到第八期和第九期,下載量已突破了200萬份。這對我們做傳媒的人來講,就是創新。由於在過往,報紙就是報紙,雜誌就是雜誌,電視就是電視。而現在通過這本電子雜誌,我們可以把視頻、電腦動畫、互動問卷等所有有趣的東西,都結合進來。那個感覺,用我們一位主編的話,就象天天在編哈里波特的雜誌。這不管對我們傳媒人還是客群,都是一種新鮮的刺激。對社會來講,我們希看我們的社會能減少創新的本錢,而增加創新的回報。

3.時代的第三個特點就是邊界不斷被衝破,而走向融會:

一星期前,我在北京接待了一個朋友的朋友,他是洛杉磯西奈山醫院的醫療部主任,這家醫院是好萊塢最高級的一家醫院。我問他來做甚么?他說是來發展業務。我就問他來中國發展甚么業務?他說:我知道中國的醫生醫術都很高明,而我們可以提供一些高端複雜的醫療技術,比如腦部手術的服務。也就是說,他是來中國發展病人的。過往醫院都是比較Local的,地方性的。而現在通過網路,可以進行網上會診,遠程臨床的講授等等,這都是很大的突破。再有,我採訪過一些愛滋病的專家,他們說之前只是要了解疾病本身的緣由,針對緣由治療就行了。而現在在愛滋病的治療中,必須學習臨床心理學。由於這些病人經常承受很大的社會壓力和心理負擔。假如從心理上不對這些病人進行疏導,治療效果也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所以在醫學領域,這類跨界的學習和交換越來越多了,越來越把人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五一期間,我往了敦煌,感覺到那裡的大唐氣象,即使是在一千年後,也給人以震動。不但是那些繪畫的生動和色采依然保持那樣的艷麗,而是儒、道、釋三種文化的融合,人物神態的生動,衣飾的多樣,讓你感到,盛唐氣象實際是一種文化融會的現象。有幅壁畫給我印象很深,畫的是很多穿著華貴衣服的仕女。經講授,知道畫的是那時當地一位節度使的家屬。這個節度使家族一代一代,在當地統治了百餘年。那末他是怎樣保持地方的穩定,和文化的融會呢?他是靠聯姻的方式,兒子迎娶當時西域各國的公主,又把女兒嫁給各國的君主、王子。通過血液的融會,而到達了一個地區政治、經濟的相對穩定,也保證了當地文化的繁華。今天再依託這類血緣關係,恐怕就很難實現。而我們更需要的是文化的融通。固然現在具有了技術上的條件,但大家實在不是都預備好了。比如語言就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也是五一期間,我陪幾位美國朋友先往敦煌,後又往麗江。到了麗江,一位美國朋友要等一個傳真,就和酒店的服務生說:我要我的FAX。大概是服務生的語言沒有過關,所以一開始沒明白甚么意思,後來忽然恍然大悟,說:我知道老外要甚么了,他要Sex。就在他的房間裡放了一些***,弄得我這位朋友哭笑不得。(全場大笑)。所以說語言是很大的題目。特別是20xx奧運會鄰近了,我一點不擔心場館的建設,交通、空氣啊,我想這些都會管理的很好。但語言會有題目。實在不是每個人會說Hello,Good-bay就行了,而需要更深層次的交換。再有,就是思惟方式的不同。比如說我剛往美國的時候,有點不習慣,就是我們在國內,向外國先容中國的時候,總是說中國有四大發明,有老子、孔子、孟子等,用這些來講明我們的文化。但我發現實在這很難說清楚。由於在國際通用的語言裡,並沒有四大發明這個固定詞組。而其它重大的技術發明和科學原理的發現,還有很多,假如你給人講,我們的孔子是如何重視禮,如何重視仁,如何普及了教育和文化。那末人家看到一個隨地吐痰的中國人,在公共場合大聲喧譁的中國人和在聽音樂會時不關手機的中國人,恐怕給人家講多少遍孔子和孟子也沒用。據統計文化一共有183種定義。其中有物質生活層面的,象景德鎮的磁器;有精神生活層面的,象我們的崑曲、京劇,武術。而更重要的,也是更直觀的,應當是生活方式和思惟方式這個層面的。前不久,看了新聞,由史匹柏擔負顧問,張藝謀、陳維亞擔負導演的奧運會開、閉幕式的創作班底已組成。我想他們碰到的最大的題目,實在不是怎樣展現一個正在騰飛的中國的氣象,這實在不難。展現古老文明的悠久也不難。最難的是,怎樣讓人家心動起來。不是說一萬人的震耳欲聾的安塞鑼鼓,就可以感動人。而是現在的中國有甚么能感動人。我覺得假如能做到這一點,東西方文明才真正達成一種交換。剛才說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層面里,大家都可以試著找找自己的定位。不論是中國與世界的融會;還是自己學術和專業領域的創新;還是通過信息技術,擴大自己知識搜尋和捕捉的範圍,這些都會對個人的成長有很大的好處。就個人的品質而言,逆流而上固然是使人敬佩的,但是,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還是很渺小的,當我們設計自己的成長之路時,我們還是要順應時代的潮流,借潮流之勢,推動自己事業的發展。

個人的成長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較上風

人與人固然沒有優劣之分,但卻有很大不同。一次參加一個論壇,有位教授說了一個觀點:一個人不需要每件事都做的好。實在只要一件事做的好,你就有下一次機會。我覺得很有道理。象我碰到很多做記者的同行,他們說:楊瀾你多榮幸,能採訪那末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我們都沒有這個機會。而我實際上是從採訪一個區長開始的。所以要是區長沒採訪好,就不要往採訪市長;市長沒採訪好,就不要採訪部長;等部長採訪好了,再想副、、總統。

對醫學,我不是很懂,但我也了解到,也有這類比較上風存在。有的醫學生,在學校理論學的很好,但手比較笨,所以在臨床上就分歧適做外科醫生。有的理論學的不是很精專,但手很靈巧,就可以夠成為外科的“一把刀“。這就是每個人有不同的比較上風。

一般來講,一個人剛剛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時候,輕易產生這類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項很故意義的工作,或我很有愛好的工作。實在根本毋須著急。可以先做一些看上往“大材小用”,或完全事務性的工作。但假如你能在這件工作上做得比他人好一點點,不需要很多,你就有下一次機會往做更大的事。但假如你甚么都不做,停在那兒抱怨:我在其它方面還比他們強呢。那根本沒用,這個世界沒有人想聽這樣的話。大家只關注你做事的結果。所以你只要在某一方面,比他人好一點點,你就有成長的機會。

兩年前,當時的俄羅斯卡西亞諾夫來中國訪問,只停留兩天,就接受了一個採訪,就是我的採訪。應當說,作為民間的傳媒機構,能得到這樣的機會很難。所以我很好奇,問他為甚么會接受我的採訪?他的隨行職員告知我:很故意思,是由於在這之前,我採訪過他的副。副告知他:假如你往中國,應當接受這個女記者的採訪,她提的題目很有水平。我聽了以後很興奮。但是我想說,這類口口相傳,千萬不要小視。你做的每件事都會對你今後的成長產生影響。希看更多的是正面的影響而不是負面的影響。

為甚么當時我會離開《正大綜藝》?這是不斷有人問我的題目。我不知道是否是說清楚了,激流勇退也好,有學習的精神也好,這都不是題目的實質。實質是,我覺得我不善於做綜藝節目。我既不會唱歌,也不會舞蹈,更不會演小品。只有一次和趙忠祥老師合作演魔術,叫甚么大變活人。還沒走出往呢,就讓他人認出來了。魔術的效果一點沒有。所以我想,我真是沒有甚么藝術天才。我還是老老實實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我甚么事情做的好呢?或許從小受家庭影響,我還比較喜歡讀書,還有學習的能力。所以往後開始做訪談節目,每次我都是堅持儘可能得瀏覽相干的資料,看所有的東西。按他人的說法:這很笨,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現場反應快就行了。我恰恰以為不是這樣。拿我做訪談節目來講,你事前預備的程度和你做出的節目的 ( 效果完全是成正比的。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採訪基辛格博士,那時我還在美國留學,剛剛開始做訪談節目,特別沒有經驗。問的題目都是東一鎯頭,西一棒子的,比如問:那時周請你吃北京烤鴨,你吃了幾隻啊?(全場笑)。你一生處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你最自豪的是甚么?這類題目。固然我也在電視上看過他人問這類題目。凡是問這類題目,就是事前沒做預備。後來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時,我再次採訪了基辛格博士。那時我就知道不再能問北京烤鴨這類題目了。固然只有半小時,我們的團隊把所有有關的資料都蒐集了,從他在哈佛當教授時的論文、演講,到他的傳記,有這么厚厚的一摞,還有七本書。都看完了,我也暈了,記不清看的甚么。固然採訪只有27分鐘,但非常有效。真是預備了一桶水,最後只用了一滴。但是你這些知識的儲備,都能使你在現場掌控住題目的走向。記得我問他的最後一個題目是: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有很多共贏和合作的機會,但也出現了宗教的、種族的、文化的強烈衝突,你以為我們這個世界到底往哪往?和平在多長時間內是有可能的?他就直起身說,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題目。隨即論述了一個他對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個盡對的和平,而是不同的權勢在衝突和較量中所到達的一個短暫的平衡狀態。把他外交的理念與當今的世界包括中東的局勢結合,做一番分析和解說。這個採訪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專家以為很有深度。固然我看了那末多資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兩個題目,但事前預備盡對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以為要做作業。我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但是一個還算勤奮的人。通過做作業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作為記者和訪談節目的主持人,我或許還有一個比較上風,就是輕易和他人交換。96年我在美國與東方衛視合作一個節目叫《楊瀾視野》先容百老匯的歌舞劇和美國的一些社會題目。其中有一集就是關於肥胖的題目。一位體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採訪。大家可以想像,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寬度不夠,我就找來另外的椅子,親身搬來,請她坐下,與她交談。最後她說:我一直不知道中國的記者採訪會是甚么樣?但我很願意接受你的採訪。我就問她為甚么?她說別的記者來採訪,都是帶著事前預備的題目,在我這挖幾句話,往填進他們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對我有愛好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鏡頭眼前也好,在與人交換時也好,你對對方是否是有愛好,對方是完全可以發覺的。你的一舉一動、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個氣場,所以我能建立這樣一個氣場,就合適做訪談節目。

往年年底,採訪馬來西亞巴達維。我們事前研究資料時發現,那年他的妻子剛剛往世,就想是否是應當問一問這方面的題目?由於他們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對面的究竟是一個,一上來就問人家妻子往世的事,很冒昧,也不禮貌。在談完了很多政治方面的話題以後,就想怎樣讓他自己把這個題目談出來。所以我就決定這樣問他:在過往的20xx年發生了很多事,但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情是甚么?他就說,對我來講,20xx年是哀思的一年,由於我妻子往世了。一直講了十幾分鐘的時間,將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後的日子,講的非常好。採訪結束後,他的新聞秘書就說,你們中國記者真有本事,由於我們的在公共場合曆來不談個人生活。我估計是我的氣場把他罩住了。

所以這是我對自己的比較上風的一個發掘。實在你們在坐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比較上風。可以考慮考慮這個題目。固然這不會一開始就知道,只能通過嘗試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對我來講,我已做電視,做了十七年,中間也經歷了很多挫折。比較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xx年在香港創辦陽光衛視,固然當時是抱著一個人文理想在做這件事,至今我也沒後悔,但由於貿易模式和現有的市場規則不是很符合,確切經歷了很多貿易上的挫折。這讓我很苦惱,由於我覺得自己已這么努力了。乃至懷孕的時侯,還在進行貿易談判。從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夠努力,你就會成功。但後來發現不是這樣。假如一開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話,你不管怎樣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後來我往上海的中歐商學院進修CEO課程,一個老師講到一個商人和一個兵士的區別;兵士是接到一個命令,哪怕打到最後一發子彈,犧牲了,也要堅守陣地。而商人在好象是在一個大廳,隨時要留意哪個門能開,我就從哪出往。一直在尋覓活動的機會,實在不斷進出,來獲得最大的貿易利益。所以聽完,我就心中有數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固然可以很勤奮的往做,但從骨子裡,這不是我的比較上風。在我職業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導演:是否是我可以自己來寫台詞。寫了台詞,就問導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編輯?做完編輯,就問主任:可不可讓我做一次製片人?做了製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時負責幾個節目。負責了幾個節目後,就想能不能辦個頻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陽光衛視,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較上風可能只有一項或兩項。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後,我想該開始做減法了。由於我覺得我需要有一個平衡的生活。我不能這樣瘋狂的工作下往。所以就開始做減法。那末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於:一個知道市場規律的文化人,一個知道和世界交換的文化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時,希看能夠從事更多的社會公益方面的活動。所以可能在失敗中更能熟悉自己的比較上風。固然我也希看大家付出的代價不要太大,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比較上風和缺陷所在。

個人的成長需要明確人與自己的關係

經常有人說,這個人有多重性情,實在我們每個人都有多重性情。總保持一致,不出現混亂,那我們就是神仙,不是人了。但是否是可以通過成長,尋求一個相對完全的人格呢?我以為是是可以有這樣的機會的。固然對教育改革,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說分數教育不好了,我們要進行素質教育,而素質教育後來又變成了學鋼琴,學畫畫等技能的培養。但這是否是培養了想像力和創造力,也未見得。我覺得最欠缺的,從幼稚園開始,應當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是人格教育。、

你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會聽到一個詞是INTEGRETY,這個詞就是指人格的完全性。作為人應當有尊嚴,有行為的準則,這恰正是我們教育中所欠缺的部份。實在大家都應當有這樣的體會:不管人成功與否,人最大的快樂和痛苦都是來自精神層面的。

記得採訪1998年諾貝爾化學獎取得者、美籍華人崔琦,是在普林斯頓大學。他講到:自己出生在河南最貧困的農村,十幾歲前從未讀過書,只是在家放豬。這時候有了一個機會,可以出外讀書,他母親把家裡唯一的麵粉做了幾個饅頭,給他帶上。跟他說:你要出往好好讀書,只有這樣才有前程。當時他還不太願意出往,就問他媽媽:甚么時候可以回來?他媽媽說:到秋收,你就可以回來看我們了。這樣他就和一個遠房親戚走了。可沒想到,以後的戰亂讓他這一走,就再也沒能回來,再也沒見到他的父母。談到這裡,我問:“假如當年你媽媽不堅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會怎樣呢?實在我的題目是有引誘性的,我想讓他說,人假如人不接受教育,會照舊很貧困這類的話。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實在實在不在乎,假如我留在農村,或許我的父母就不會餓死。”由於他的父母是在五十年代末,活活餓死的。他的話給我很大的震動。我在其它場合也經常說起這個故事。

固然我是1998年採訪他的,過了這么多年,至今有人問我採訪了這么多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誰時,我依然是說他。諾貝爾獎算不算成功,應當算成功,對很多人都是畢生難以企及的。但在親情和人的倫理眼前,相對人的生命,就不那末重要了。所以我前面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鼓勵和刺激每個人要往尋求成功的時代。但在成功之上,是否是還有些其它的東西,比如人格,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礎和基石。

另外一個給我印象很深的採訪就是採訪王光美女士。之前她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老革命。實在大家不知道,她是我國第一位核物理專業的女碩士。而且現在大家想得到的機會,當時她都有,出國留學、全額獎學金等等。但是作為當時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她有自己的尋求,就毅然往了延安。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特殊的年代中。大家可以想像當時她所經歷的壓力,那是一種排山倒海一樣的,能把個人撕碎和吞噬掉的壓力。但她並沒有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講到,當時劉少奇被批鬥,她也在旁邊陪斗。有一次批鬥會,劉少奇在一個舞台的中間,被揪打得很利害。她不顧一切地就跑過往,拉著他的手,和他一起挨斗。這盡對不是凡人能做到的。但最讓我感動的還不是她在巨大的災難中所表現的原則和對自己感情的忠實。而是在特殊的年代過往以後,她給我講到:當時她身邊有個工作職員,教她小女兒唱***她爸爸媽媽的歌謠,並鼓動女兒當著王光美的面唱。可以想像這類設計是非常刻薄和陰毒的。我就問她:你後來找到這個人了嗎?她說:我不想知道。我要是想知道,這個人會倒霉的。所以我根本不往問,不往調查這件事。因此,她也是給我極大震動的採訪人物;在遭到了一個巨大的不公以後,能往寬恕,不往追究,我以為這不是凡人能到達的境地。這些心靈的震動和撞擊,包括對我的人生觀,都產生過一些非常大的影響。

無庸質疑,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個繁華的,一切都在建設當中,是有很多的希看。人家有美國夢,我們也能夠有中國夢的,這樣一個時代。諸位都有很好的遠景。但是目前也有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很多人是缺少安全感的和心理平衡的。從醫學上講,恐怕也是引發很多疾病的深層次緣由。培養人格,我覺得特別是學醫的人,在這方面的文化背景和薰陶中有著特彆強烈的切合點。假如我們說以人為本,沒有甚么比醫生更要以人為本了。醫學在中國古代被稱作“仁術”。

對醫生人格的培養,被希波克拉底和孫思邈都演繹得淋漓盡致了。大家恐怕早已知道,我在這裡是班門弄斧了,不過當我查到孫思邈的《大醫精誠》里的一段話,依然特別感動:“凡大治療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求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左顧右盼,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險希、晝夜、冷暑、饑渴、疲憊,一心赴救,無作工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 我覺得凡人成佛了也不過如此了。但是我想他為醫生提出了一個極高的人格和道德要求,不用我贅言,大家都有這類心情的感應。這樣真實的以人為本的精神,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繁華,些許有些喧鬧和混亂的社會非常故意義。

我們希看看到是一個有愛心的、***的社會。固然這裡也會有一些不***的聲音。我也在部落格上寫了:在這世界上,並非人人都有,被稱為心的東西。那是由於前些天,看到深圳的歌手叢飛生前幫助了300多位貧困的學生來求學,但是當他往世後,有人採訪這些學生的時候,有的學生就說:我怎樣知道他有甚么目的呢?有記者問:叢飛往世時家庭生活也很拮据,假如當時你知道,會幫助他嗎?請留意,記者問的是你當時知道的話,完全是個假定,由於他已不在人世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怎樣幫他,我一月才掙三四千。說得非常理直氣壯。請留意說這些話的,都是曾接受過他幫助的人。所以作為旁觀者都覺得很冷心,我們這個社會 (此 資 料 轉 貼 於真是甚么地方弄錯了。

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長

今年 “母親節”所在的那個星期大家看到的天下女人節目是我採訪一位叫潘芏的母親。她是吉林人,在外企做到一個中層的管理職位,收進也不錯,在當地已非常好了。她放棄了這些,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大連,開了個兒童村,收養單親的服刑職員的子女。這裡給大家一個概念:中國的刑事犯法,一半以上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犯法中30-40%是服刑職員子女。所以她做這件事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不但給這些孩子愛心,也為我們這個社會增加了安定的因素。固然這些年做的很苦,而她自己的兒子,長時間見不到媽媽,寫了一篇作文,題目是:“請答應我哭泣”,說:我的生活太壓抑了,天天那末多作業,媽媽也不在我身邊,我的苦惱沒機會往和人說,真想到曠野里往大哭一場。十幾歲的孩子寫的一篇作文,我覺得非常感動。我當時就問潘芏:這邊是你自己的孩子,你連自己的孩子都沒照顧好,怎樣照顧那邊的孩子呢?潘芏很老實,說:我不知道怎樣辦。我走了,那邊孩子又該怎樣辦?有一個觀眾說得好:這是我們社會的缺失,我們不應當讓潘芏面臨這么一個選擇,我們的社會在做甚么呢?所以這些,大家是要看人身體的疾病,我們這個社會也一樣有很多疾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來克服它,救治它。也正是這樣一些緣由,所以我希看今後將更多的時間放到公益事業方面。

我成立了陽光文化基金會,希看推動慈善文化的普及、推動慈善的培訓等等。有人問:你圖甚么?我覺得很難說清,你覺得有一種動力要你往做這件事,而且做了以後,心理有一種非常大的滿足感。我想當你們未來,伸出你們的手把一個病人從死亡上拉回來時,不需要他人問你:你圖甚么,你是為了掙你那工資,固然不是,我相信,當你這么做時,你心理一定布滿了極大的滿足感和快樂,我希看這類快樂被加倍放大,我們的社會也會變得更加***。

最後,我想說的是每個人都在成長,這類成長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進程。或許你在某種場合和時期到達了一種平衡,而平衡是短暫的,可能瞬間即逝,不斷被打破。成長是無止境的,生活中很多是難以掌控的,乃至愛情,你可能會變,那個人也可能會變;但是成長是可以掌控的,這是對自己的承諾。我們固然再努力一樣成為不了劉翔,但我們依然能享受奔跑。可能會有人會妨礙你的成功,卻沒人能禁止你的成長。換句話說,這一生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長。

北京大學教師演講比賽稿二

各位同學,晚上好!(掌聲)非常感謝湖湘文化研究會給我這樣一個機會,我已經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了。這次的宣傳效果是最好的,剛開始時,人非常少,值得慶幸的是,後來,人漸漸多了起來。這次,我會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迴系列演講,今天在北京大學的題目是“百年中國的腦震盪”,話題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較為深進,但它觸及到我整個思想脈絡中的一些關鍵題目。

話說得情緒化一些,我以為,這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的整個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師們的思考,包括今天學者們的主流思惟,都可能存在一個大的思惟圈套。我把這類思惟叫做“腦震盪思惟”。我將從三個概念進手闡釋這類思惟的特點。在拙著《文化立國》與《大學重建》中,我提到了,在當代中國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觀念當中,都包括著大多數人沒故意想到的思想圈套。這類圈套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人在現代化道路上的邁進。可能有些概念是最為基本的,是盡大多數人不會懷疑的,它們卻恰正是圈套。我以為,今天中國的所有題目,都與這些概念上的圈套有關係。

我今天只講三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封建”。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關於中國歷史的描寫,假如離開封建一詞,可能沒法陳述了。(笑聲)我們把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國定位為傳統的封建社會。但是,封建一詞,說白了,是一個簡單的常識性錯誤。直到前幾年,我國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這個錯誤揭穿了出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使用封建一詞時,在99.9%的情況下是錯誤的。這樣一個關鍵字,究竟錯在哪裡呢?很簡單。封建,在漢語當中,乃至在西方用語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諸侯”。秦始皇廢除井田制,建立中心集權制度,這個行動就是廢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說,早在兩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滅亡了。但是,我們的教科書,那個我們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說考大學的教科書,(笑聲)明明白白地告知我們,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實的***是:秦始皇就消滅了中國的封建制度。這是個歷史的簡單常識,但是幾十年以來,99.9%的中國人在使用封建一詞時,歷來沒故意想到用錯了。而且,這不止是一個用詞錯誤的題目,假如是這樣,那好辦,我們約定俗成,這個詞語有了新的含義,用另外的詞語代替它的舊含義。題目是,這樣一個關鍵字的用錯,背後是思惟方式的錯誤。而一旦墮進這類錯誤中,我們的思路就沒有辦法翻身。

這類錯誤是哪裡來的呢?實在,中心集權制度和封建制度本來是一個對峙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從秦始皇時代以後,中國的社會狀態不管從政治還是經濟層面看,都不是封建主義,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資本主義。假如說,把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與西方制度做一個對照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與其說像西方的封建社會,不如說像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大家想想,在中國,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地主可以僱工,有錢人可以開銀號等等,這些都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極其接近。而事實上,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從明清開始萌芽,恰恰相反,從秦始皇乃至更早,中國的農業資本主義就萌芽了,而中國的工貿易也一直非常發達。

為甚么要說兩千多年來,我國處於封建社會呢?錯誤來自於一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中國人被西方人打敗了,而我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被打敗的,我們被打暈了。剛開始,我們是被西方的槍炮打敗的,後來,我們被西方的整個體系打敗了,中國的文明找不到坐標,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紀末,中國的整個文明體系崩潰了,因而開始重新尋覓方位的歷程。這就比如,一個人被強大的東西撞成了腦震盪,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沒有時間了,沒有空間了,傳統的文明體系和坐標系全部垮掉了。這時候,中國發現,只能隨著眼前那個還在活動著的強大氣力行走,這類狀態就是腦震盪。我們看過電影,戰爭中,有人被炮聲震懾後,失往記憶,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這時候,怎樣辦呢?他還有平面的感覺能力,要讓他取得思想的坐標,只能讓他模仿眼前正凡人的活動。這就是腦震盪。

一百多年前,中國人被西方人全面打敗以後,開始相信,整個世界有著一元進化的方向,有著單一進步的套路。西方人在這條路上,走得比中國人快,走到了前進的這類發展程度。而全人類的文明都會沿著這類上升的趨勢前進,只不過不同的民族,處於文明上升鏈條上的不同點上。中國人在這裡,西方人在中國人前面,而比我們更落後的高棉人在中國人的後面,而中國的少數民族鄂倫春在更後面。(笑聲)也就是說,不同的民族沿著同一個方向,只不過在方向的不同點上,在往前發展。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早期,有一種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力非常之大。胡適之的名字就體現了當時思潮的偏向。適之這個名字,是胡適根據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的理念取的。當時,進化論在中國的影響太大了。中國人被打暈了,要找到本身挨打的緣由,避免再次挨打,怎樣辦呢?有一種解釋告知我們,中國人挨打是由於中國落後,要不挨打,怎樣辦呢?趕緊沿著那條道路前進,遇上西方。這類想法,一下子讓中國人看到了希看,中國人想往前追。這時候,中國人就給自己找到了一種定位,但是,這類定位建立在歷史一元化發展的邏輯之上,它相信,每個民族都會沿著同一個方向進化。這類進化論思想,根據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從那以後,我們就有了這些觀念:歷史是進步的,時代是前進的,社會是發展的,而且向上的趨勢是唯一的方向。

這類觀念,實際上就把西方人走過的道路,看做全人類必定會經歷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那我們的今天是甚么呢?依照這類邏輯,我們的今天固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會,自然而然,兩千多年來,中國不發展,就是由於我們處在封建社會。我們說中國長時間是封建社會,這不是從經驗動身,不是從事實動身,不是從中國的境況動身,而是從一種簡單的邏輯動身:西方人的昨天是我們的今天,昨天西方人處於封建社會,那末,我們兩千年來也是處於封建社會。人在腦震盪的狀態下,完全喪失了記憶,喪失了時空觀,喪失了自我坐標,因而,封建,這樣一個毫無道理的觀念,支配了中國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

這類邏輯的背後,又強化了我們相信的那個緣由:人類歷史沿著同一方向往前發展。固然,今天,稍微有點生物學知識的人都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實際上是對達爾文的一種誤解。達爾文主義根本不認同生命的進化有一個同一的方向。生物學科學告知我們,人類進化顯現出一種樹狀的發展邏輯,根本不存在說:人是最高級的,類人猿低一級,猩猩再低一級,接下來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動物再低一級,順次往前,是爬行動物,小蟲子。依照這類邏輯,就會產生出一種可怕的推理:我們今天是人,昨天是類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氣,它說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進化成猿,後天就變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說不久它的尾巴就會掉,變成猩猩,再往前進步,總有一天會變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生做老鼠,將來它也要做動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落後化成人;乃至,連一頭豬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變成人。(笑聲)稍微有點生物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講的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他以為,根本不存在一個終極的、最高級的進化狀態,可是呢,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一般中國人的思惟模式卻告知我們:人類發展有一個同一的方向,有一個終極的狀態。而且,我們知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種發展邏輯,一種完全在史達林時代杜撰出來的理論,一種根本不是馬克思原意的東西,支配了我們今天的思惟。封建這個詞語上的錯誤,不在於詞語本身的錯誤,關鍵在於,詞語背後所強化的邏輯:它告知我們整個人類文明進程有一個單一的坐標系,它以現代西方的標準為標準,說到底,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 第二個詞語,也是我們經常在使用的,而且,不以為它是錯誤的,這就是“啟蒙”。實在,啟蒙背後,也有一種思惟的圈套。假如說,封建一詞背後的圈套,只要經人一點化,大家就可以意會的話,那末,啟蒙一詞背後的圈套,顯得更加隱晦。包括我剛才談到的李慎之先生,固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詞的錯誤,但是,他同時也以為,中國人需要啟蒙。

啟蒙一詞與封建一詞中,有一些極其類似的東西,其圈套也頗為類似。法國人、英國人觀念中的啟蒙,與漢語中啟蒙一詞的意思,非常接近,它們都指:人處在一種陰暗的角落裡,要取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開化,這就叫做啟蒙。這比如一座屋子,黑漆漆的,我們把窗戶打開,讓光線照耀進來,這些光線意味著聰明、才幹、文明、先進與聰明,它們照耀了我們黑暗的心靈。但是呢,法國人首創啟蒙一詞時,在他們的意識當中,啟蒙所套用的聰明,實在不是外面的世界給予他們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或許,諸如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會羨慕古老中國的文明之光,但是,他們實在不以為,法國文化本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東方文明的改造。待會兒,後面我會細緻分析。

十八世紀,法國很多弄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都認同中國事文明之國,東方人太了不起。伏爾泰曾說過這樣的話:當我們歐洲人還在亞平寧的森林裡遊蕩的時候,還在茹毛飲血的時候,東方的文明古國已進化到不可想像的程度。中國天子把遼闊的東方,統治得井井有條。中國像一個家庭那樣***有序、布滿仁愛,自由、同等、博愛的故鄉就在中國天子那裡。天子對待他的臣民,就像父親對待兒子那樣仁慈。在法國很多啟蒙思想家的觀念中,啟蒙的源頭是東方的光明,中國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實際上,我們也應當看到,當年法國人啟蒙的時候,當英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也都嚮往中國的時候,他們的嚮往與我們今天對西方的嚮往,期盼著由西方文明啟蒙中國,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裡呢?歐洲人當年嚮往的東方,是一個難以企及的東方,由於交通不便,信息不暢,所以,他們的東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腦中構想的東方,是自己想像的東方,而不是真實的東方。由於實際的東方,離他們太遠遠了,所以,他們只能發揮自己的思想,杜撰一個東方。這就比如你在一瞬間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爾後你卻沒法見到她,卻經常回想她,乃至在夢中見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與真實的她相差越來越大了。正由於有間隔,你的想像才能自由,你才能讓本身布滿主觀能動性,這樣一來,你期盼的偶像,與真實存在的她,是兩 回事情。

回到啟蒙題目的探討上,西方人崇尚東方,以為是在用中國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時,實際上,他們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說,真實的啟蒙運動,不是西方人藉助外面的光芒來照耀本身,而恰恰相反,他們是在自我覺醒。在其他的講座場合,我曾談到過,西方文化的源頭,更多的是,古希臘的哲學、猶太人的信仰、***教的文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種自然狀態的萌生。西方人真實的啟蒙,實在不是用外面的光明來照耀他們,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內心聰明的覺醒來改變自己。

可見,啟蒙一詞的原義,實在不是我們表面所理解的那樣。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照德語中啟蒙一詞的含義。它與英語、法語、漢語中啟蒙的意思不一樣。在德語中,啟蒙指的是自我成長發育和自我進步的進程。這可謂是更加逼真地表達了啟蒙的本義。但是呢,當今,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啟蒙是:中國人的現狀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說穿了,如今很多知識份子宣傳的啟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進思想來改造中國人。這類啟蒙,是一廂情願的偏向,是將所謂先進的思想灌輸我們的大腦,讓我們走向光明,這類啟蒙,與西方原創的啟蒙完全是兩回事。在這類情況下,人變成了所謂的光明的奴隸,受它支配,人在所謂的光明眼前,只不過是一個工具,一個被改造的對象。這類啟蒙的指導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國的很多被動、挨打和平庸。中國人越來越缺少創造力,越來越喪失個性,越來越沒有了主動能力,越來越將本身活力崩潰。“啟蒙”觀念上的圈套,多是根源之一。

好,我繼續講第三個詞語,“現代化”。恐怕,更是極少有人懷疑,現代化一詞背後,也有一個圈套。不過,這個詞語背後的圈套,是很明顯的。稍微有些漢語語感的同學,都應當知道,甚么叫“化”呢?它指的是否是某種東西,卻要變成某種東西。那末,現代化就意味著,中國人如今實在不現代,中國還處在古代,在坐的各位,20xx年4月4日的這群北京大學學子,不是現代人,是古代人。(笑聲)現在的中國人不算是現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國人要走向現代化,這就存在著一個時間上的混亂。我們所說的“現代化”概念,與所說的“封建”一詞,它們依靠的時空觀是一致的。即二者以為,美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處於的現在才能算作現在,他們有權說:我處於現代,而中國人的現代,只相當於他們的古代。這類思惟,導致我們中國人不能不把自己的時間坐標取消。

引伸一下,我以為,二十世紀,人類思想領域內有一個極其具有戲劇性的對照。是甚么呢?上個世紀初,也就是1920xx年,愛因斯坦在自然科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場革命可以簡單概括為:自然科學範疇內時間觀念的革命,即打破同一的、盡對的、一元的時間坐標,轉化為多元的、每物質體系都有獨立坐標系的時間坐標。這就意味著,時間成為一個相對性的坐標。時間不可能脫離物質體系而存在,不存在一個盡對、唯一的坐標系。愛因斯坦引導了盡對時空觀向相對時空觀的改變。可是,一樣是在二十世紀,在人類社會生活領域,在社會科學範疇,卻有恰恰相反的轉化。起初,大部份社會學者以為每個民族都有本身獨立的時間坐標,每民族有不同的歷史紀年方式,如太陰曆、格里高里歷、黃曆等。而逐漸地呢,演變成同一的、一元化的、盡對的時間坐標。當二十世紀最後一天到來的時候,全球的人都為此而惋惜;當二十一世紀的太陽第一次升起的時候,全球的人們都覺得與眾不同。這時候,我要提問了,這一天與其他天,真的不一樣嗎?實在沒甚么不同的,只不過是西方紀年法的偶然設定,造成了這一天的特殊。這類時空觀,使得全球人民都追逐著同一個時空,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相對時空觀完全相反。曾有個小伙子問愛因斯坦,說他的相對論太抽象太深奧了,愛因斯坦打了個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假如你面對一位羅嗦不停、說話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時,這時候,一分鐘比如一個小時;假如你跟心愛的人在一起時,一小時比如一分鐘那末短暫。這就是相對。它告知我們,時間是以每個主體的不同狀態來決定的,不同主體之間不存在一個盡對同一的時間觀念。可是,二十世紀末期開始,我們卻在社會生活領域建構了唯一的時空坐標。這就是的來源。

關於這一點,有人說得更加激進一些,比如台灣大學哲學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過一次對話。我談起了以上三個詞語背後的錯亂,王教授贊同我的很多觀點,不過,對啟蒙一詞,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封建一詞,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強加給中國人的;而現代化一詞,是美國中心情報局強加給全球的。(笑聲)這句話,我當時聽起來,就覺得很故意思。後來,我查閱了一下,發現他的說法還真有一些事實根據。當年,共產國際的東方執行部,為了讓朝鮮、中國、越南等國家隨著他走,就說:社會是發展的,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一直成長起來的,中國還處於封建社會,西方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比你高級,而我們蘇聯,已超出了資本主義,到了社會主義階段,你看著辦吧,究竟是隨著西方走還是隨著我們走?隨著人家走也能夠,但是隨著我們走,你就可以夠跳躍一級。中國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級,我們固然隨著共產國際走呀。(笑聲)因而,我們把本身定位為封建社會,在蘇聯老大哥的帶領下,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邁進。關於現代化這個詞語,有這么回事。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美國有個亞洲基金會,目前依然存在,它資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會。大會會場位於韓國的漢城,會議的主題是現代化題目。從這次會議以後,現代化一詞,得到了全球人民的廣泛認同。亞洲基金會的後台是美國中心情報局,美國當時的意圖是在文化上領導世界潮流,怎樣領導呢?當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裡伊比利亞化;英國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裡英吉祥化;荷蘭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裡尼德蘭化;法國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裡法蘭西化;德國人征服一塊地方,要把那裡德意志化。後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強國,美國人沒有太大的底氣說,讓全球都美國化。美國的主流固然是西方文化,但他究竟是個大雜燴。所以,他乾脆選擇了一個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詞語,不叫美國化,叫現代化。現代化一詞,就是這么來的,說穿了,它的背後就是美國化。我們的學者,對現代化,做了那末多的研究,製造了那末多的標準,實在都是人為想像出來的,美國人引領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現代化。

中國的教育就更慘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進的學者說,中國的教育部,乾脆應當取消。由於教育這個詞語,本身就是一個圈套。教育意味著,某個主體高高在上站在那裡,把所謂的真理、思想和知識灌輸給大家。這類教育是害人的。真實的教育,應當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體,他們自我成長。而我們的教育呢,仿佛是把所謂光明的、先進的、正確的東西,灌輸到空缺的、愚昧的、無知的、麻痹的頭腦中,也就是普遍中國人概念中的啟蒙。這類教育無疑是糟的。(掌聲)上面那位激進的思想家說,教育部應當改成學習部。活到老,學到老嘛。但是呢,後來發現,中國就沒有幾個乾淨的詞語,學習這個詞語,更加糟,比教育還糟。(笑聲)為甚么呢?學,本來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種現成的結論、模式、楷范擺在眼前,我往照搬它、模仿它、套用它,這就是學習。習,只不過是練習,讓你照搬和套用的時候,更為熟練。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傳統文化,是在這類學習的觀念和行動中延續的。這類學習,造成了中國文明的穩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滯不前,喪失本身的活力和創造力。中國人幾近只知道學習,我們從幼稚園就開始學習,一直學到中學、大學,學到博士,取得博士後學位,還有學到老,我們卻沒有想到,這類學習,是有題目的,它的後面蘊躲著巨大的圈套,我們完全成了所謂真理、結論、模式、教科書的奴隸,我們成為被動的客體。一百多年來,這類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只不過,我們由學習老祖宗轉向學習西方人,我們以跟國際接軌為目標,說到底,他人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這類思惟模式,把我們與生俱來的創造力、生命衝動、自主性、想像力都抹煞了。這類狀態,造成了今天我們中國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學習了嗎?他們也學習。但是,他們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即是我們概念中的學習,它指的是,在沒有現成的結論、原理和答案的條件下,往尋覓規則、公式、規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種探索、研究和發現。而我們中國人缺少的就是這根弦。假如這類狀態不改變,中國談甚么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實在太過荒謬,只有思想處於腦震盪狀態的人,才會提起這類不切實際的口號。(掌聲)實在,我們中國的學習,是與另外一件東西,結合在一起的。甚么東西呢?愛因斯坦曾說過:我們都以為知識是最重要的,實在還有比知識和結論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的想像。推而廣之,這類想像,包括著人的想像力、創造力、豪情、生命衝動、革命精神、主觀能動性和永無止境的好奇心,這些恰正是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東西。而今天大部份的中國人,忘記了的正是這些,我們的教育,停留在學習知識的階段上,把人與生俱來的寶貴東西給斷送了,而被動接受思榷ㄏ呂吹奈拿鰲?

中國社會裡,如今有太多的領域,完全墮進了將他人現存的東西當作楷模的泥坑中。我們經常引以為豪的某些東西,實際上是我們的恥辱,大家有無想過呢?比如說,我們以為長城偉大,由於聽說長城是人類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觀。我的著作《文化立國》與《大學重建》中已談到,這類說法是荒唐的。後來,一位讀者給我來信,問我為甚么能在楊利偉登上太空之前就辨認了這類說法的荒謬。(笑聲)緣由很簡單,這是個常識性的題目。經過簡捷的科學探測,我們就會發現***。但是,為甚么我們要掩耳盜鈴呢?由於我們總是停留在這樣一種思惟:洋人說我們的某某東西偉大,那就是真實的偉大。洋人的讚美,才能增加我們的自豪感。

一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另外的名勝古蹟上。大家知道,西安有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蹟”的秦始皇兵馬俑。何謂“第八大奇蹟”呢?有這么一回事。當年,法國的也就是如今的總統席哈克,來中國訪問時,中國領導帶他參觀秦始皇兵馬俑,當時,兵馬俑剛剛被發掘出來,中國人感到很自豪,固然要藉此機會,向法國人炫耀一下。面對如此壯觀的景象,席哈克也被鎮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話來:“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蹟呀!”但他馬上就意想到,自己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為甚么呀?他的說法,跟兩千多年前中國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國時引來夜郎王的說法極其類似。夜郎王問使者從哪裡來,問他的國家和夜郎國相比,哪個更大。他可謂狂妄自大透頂了,因而,產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語。我們笑夜郎王,笑了兩千年。假設現在的中國人還是兩千年前的中國人的話,中國人就會笑席哈克,笑上兩千年。席哈克說兵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用西方人狹隘的眼光在觀看世界。在古希臘時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發現了七處值得觀賞的地方,把它們稱作“世界七大奇蹟”。這七大奇蹟,假如與文明古老的中國奇蹟相比,簡直沒法起眼。但是,爾後,每當西方人發現了另外的甚么奇蹟時,就隨口說一句,這是世界第八大奇蹟。站在歷史悠久的中國土地上,面對壯麗奇異的中華遺址,希拉銳意想到了,他犯了類似於夜郎自大的錯誤,他馬上改口:“喔,不不不,要我看的話,這簡直是世界第一。”實在呢,席哈克根本沒必要改口,由於站在他眼前的中國人,是完全喪失了自我時空坐標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這些地方官員們,以為秦始皇兵馬俑已排上“等外級了,已很了不起呀。

(掌聲)從此,世界第八大奇蹟,作為兵馬俑的代稱,廣為流傳。西安最顯眼的宣傳條幅上寫著:“歡迎來到具有世界第八大奇蹟的西安!”這哪裡是甚么榮耀,這簡直是一種恥辱啊!(掌聲)還有甚么湖北的三峽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爭取“世界第八大奇蹟”的“等外級”稱讚。

我們被西方人式的單一坐標套住了頭腦,而這類坐標根本不具有任何普適性,我們為甚么要拽住它,用它來定位本身和本身的文化財富呢?我們實在是腦震盪有些利害啊。前面我們談到過,當年西方人在走向現代文明的進程中,以東方文明為楷模,但是,這類楷模地理上離他們太過遠遠,幾近是在不可企業的另外一個世界,獲得楷模的原型太過困難,因而,他們只能聽憑自己的經驗想像一種“東方文明”,這實際上是創造了。比如,《圖蘭朵》中假想的中國宮廷,與實際的中國宮廷,沒有多少關係;《一千零一夜》中構想的中國,實在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形。西方人把中國的四大發明拿過往,套用自己的理論科學,做了一番完全的改造,使得它們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對這一點,魯迅說得更明白: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中國人用它來燒冥幣,西方人卻用來弄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國的東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創造力變成了另故意義的東西。可是,今天的中國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時,覺得太輕易了,太舒服了,太風光了。有誰出國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裡,有誰做了洋人的***,他一回國,就會遭到眾人的注視,就有了話語權利,他能與洋人平起平坐,談笑風生,便自視有水平,有資格。這類思惟,實在就是一種腦震盪思惟。(掌聲)

再比如說,體育比賽上,我們用西方人現成的規則,與西方人較量,我們在很多項目的技能上的確可以超過西方人,我們得到的冠軍榮譽越來越多,但是,我們中國人卻很難有一種遊戲、一種規則、一種玩法,讓西方接受,我們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遊戲規則基礎上,在技能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術方面,我們也能追遇上西方。比如說世貿大廈垮掉了,中國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貿大廈,並且超過原本的。但是請問,這是真實的超過嗎?不是。我們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過人家,在實質性的理論、原則方面,我們沒法超出。從技術上講,再蓋出一座比本來的世貿大廈高一倍的高樓,都是可能的,但是,沒有一個美國人還會幹這類傻事,由於這類高樓不管從經濟價值還是舒適度上講,都是不划算的。美國那些修建高樓的公司,都搬到哪裡了呢?搬到了亞太地區。台北有高樓,高雄有高樓,香港有高樓,馬蘭西亞有高樓,新加坡有高樓,北京有高樓,上海有高樓。而且,大家暗暗較量,要蓋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樓。為甚么要這樣競爭呀?由於我們的獨立思惟方式完全崩潰了,而我們想要長大,想要在他人的模式中往前沖,我們只能依照他人的看得見的指標往爭個不休。這類競爭沒有任何文化意義,只有數字意義。包括今天的很多經濟學家爭GDP,玩數字遊戲;很多人拚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記錄。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於傳統的思惟錯誤。我們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靈魂,沒法理解其精華,又看不見本身文明的靈魂,我們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後面跑,這無疑是一種腦震盪的病態。

還有一件使人吃驚的事情,其中包括著一個使人吃驚的數字,聽說這個數字還來源於中紀委。中國每年用於政府官員出國考察的金額到達三百億美元。這三百億美元固然不會包括個人的資金,全是公費的。三百億美元是甚么概念呢?超過中國今天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的總和。我們知道,當年,哥倫布歷盡艱辛,自以為到達東方,實在只不過是個虛假的東方;馬可波羅經歷千辛萬苦,才來到東方,體驗到元朝的面貌。他們回到西方後,都將本身藉助的文化氣力發揮出來,使之更加強大。而今天呢,中國有這么多的官員,輕易就到達西方。他們所取得的是西方最精確的知識,他們盡不走樣地接受西方的現代文明,而這類模仿,只不過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往靈魂的東西。總之,如今的中國人,正處於一種喪失了獨立的思惟能力和時空坐標的腦震盪狀態。

改變這類腦震盪的狀態,唯一的前途,多是回到梁啓超、蔡元培、魯迅乃至***的某種思惟中往。中國人必須重建自己內心世界的信念,一場改變中國人思惟模式和價值觀念、清算中國人心靈世界的文化運動,才是改變現狀的正確決定。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性意見,我既不贊同現在的所謂左派,又不贊同右派,我反對接軌的思惟,我不以為實行政治改革是發展中國的靈丹妙藥。中國的唯一前途,是像西方曾的那樣,來一次宗教改革,或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或像德國那樣,來一次大學運動。大學運動,上個世紀的中國曾曇花一現地進行過,比如蔡元培的北京大學建設、西南聯大的大學重建。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內部,建立一個文化中心,一個文化特區。我第一次站在貴校的講壇上時,講到了二十一世紀大學運動的主題,當時我就誇大了,中國應當建設文化特區,而不是僅僅弄經濟特區,文化立國事我們的終究前途

北京大學教師演講比賽稿三

各位同學、各位領導:

大家上午好!(掌聲)

非常高興許校長給我這么崇高的榮譽,談一談我在北大的體會。(掌聲)

可以說,北大是改變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從一個農村孩子最後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北大,肯定就沒有我的今天。北大給我留下了一連串美好的回憶,大概也留下了一連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間,在挫折、掙扎和進步中間,最後找到了自我,開始為自己、為家庭、為社會能做一點事情。

學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我還記得我們班有一個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樓下拉小提琴,(笑聲)希望能夠引起女生的注意,結果後來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還記得我自己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幫著女生扛包。(笑聲、掌聲)後來我發現那個女生有男朋友,(笑聲)我就問她為什麼還要讓我扛包,她說為了讓男朋友休息一下(笑聲、掌聲)。我也記得剛進北大的時候我不會講國語,全班同學第一次開班會的時候互相介紹,我站起來自我介紹了一番,結果我們的班長站起來跟我說: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講日語?(笑聲)我後來用了整整一年時間,拿著收音機在北大的樹林中模仿廣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國語還依然講得不好。

人的進步可能是一輩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們生活的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有很多事情特別讓人感動。比如說,我們很有幸見過朱光潛教授。在他最後的日子裡,是我們班的同學每天輪流推著輪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聲)每當我推著輪椅的時候,我心中就充滿了對朱光潛教授的崇拜,一種神聖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學看書最多的領域是美學。因為他寫了一本《西方美學史》,是我進大學以後讀的第二本書。

為什麼是第二本呢?因為第一本是這樣來的,我進北大以後走進宿舍,我有個同學已經在宿舍。那個同學躺在床上看一本書,叫做《第三帝國的興亡》。所以我就問了他一句話,我說:在大學還要讀這種書嗎?他把書從眼睛上拿開,看了我一眼,沒理我,繼續讀他的書。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進了北大不僅僅是來學專業的,要讀大量大量的書。你才能夠有資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學生。(掌聲)所以我在北大讀的第一本書就是《第三帝國的興亡》,而且讀了三遍。後來我就去找這個同學,我說:咱們聊聊《第三帝國的興亡》,他說:我已經忘了。(笑聲)

我也記得我的導師李賦寧教授,原來是北大英語系的主任,他給我們上《新概念英語》第四冊的時候,每次都把板書寫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麗。永遠都是從黑板的左上角寫起,等到下課鈴響起的時候,剛好寫到右下角結束。(掌聲)我還記得我的英國文學史的老師羅經國教授,我在北大最後一年由於心情不好,導致考試不及格。我找到羅教授說:這門課如果我不及格就畢不了業。,羅教授說:我可以給你一個及格的分數,但是請你記住了,未來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給你分數的事業。(掌聲)所以,北大老師的寬容、學識、奔放、自由,讓我們真正能夠成為北大的學生,真正能夠得到北大的精神。 當我聽說許智宏校長對學生唱《隱形的翅膀》的時候,我打開視頻,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為我覺得北大的校長就應該是這樣的。(掌聲)

我記得自己在北大的時候有很多的苦悶。一是國語不好,第二英語水平一塌糊塗。儘管我高考經過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為我落榜了兩次,最後一次很意外地考進了北大。我從來沒有想過北大是我能夠上學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塊聖地,覺得永遠夠不著。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試時我的高考分數超過了北大錄取分數線七分,我終於下定決心咬牙切齒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我知道一定會有很多人比我分數高,我認為自己是不會被錄取的。沒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師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後我的今天。(掌聲)但是實際上我的英語水平很差,在農村既不會聽也不會說,只會背語法和單詞。我們班分班的時候,五十個同學分成三個班,因為我的英語考試分數不錯,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個月以後,我就被調到了C班。C班叫做語音語調及聽力障礙班。( 笑聲)

我也記得自己進北大以前連《紅樓夢》都沒有讀過,所以看到同學們一本一本書在讀,我拚命地追趕。結果我在大學差不多讀了八百多本書,用了五年時間(掌聲)。但是依然沒有趕超上我那些同學。我記得我的班長王強是一個書癖,現在他也在新東方,是新東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長。他每次買書我就跟著他去,當時北大給我們每個月發二十多塊錢生活費,王強有個癖好就是把生活費一分為二,一半用來買書,一半用來買飯菜票。買書的錢絕不動用來買飯票。如果他沒有飯菜票了就到處借,借不到就到處偷。(笑聲)後來我發現他這個習慣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費一份為二,一半用來買書,一半用來買飯菜票,飯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聲掌聲)

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班的同學當時在北大,真是屬於讀書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們班當時非常地活躍,光詩人就出了好幾個。後來挺有名的一個詩人叫西川,真名叫劉軍,就是我們班的。(掌聲)我還記得我們班開風氣之先,當時是北大的優秀集體,但是有一個晚上大家玩得高興了,結果跳起了貼面舞,第二個禮拜被教育部通報批評了。那個時候跳舞是必須跳得很正規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點就認為違反風紀。所以你們現在比我們當初要更加幸福一點。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園裡面走,我們如果當時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園裡面走,一定會被扔到未名湖裡,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點以後再在校園裡面走。(笑聲掌聲)

我也記得我們班五十個同學,剛好是二十五個男生二十五個女生,我聽到這個比例以後當時就非常的興奮(笑聲),我覺得大家就應該是一個配一個。沒想到女生們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瀟灑、風流倜儻的男生。像我這樣外表不怎么樣,內心充滿豐富感情、未來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聲掌聲)

我記得我奮鬥了整整兩年希望能在成績上趕上我的同學,但是就像剛才呂植老師說的,你儘管在中學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後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極高的同學,也是各個省的狀元或者說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趕同學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儘管我每天幾乎都要比別的同學多學一兩個小時,但是到了大學二年級結束的時候我的成績依然排在班內最後幾名。非常勤奮又非常鬱悶,也沒有女生來愛我安慰我。(笑聲)這導致的結果是,我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得了一場重病,這個病叫做傳染性侵潤肺結核。當時我就暈了,因為當時我正在讀《紅樓夢》,正好讀到林黛玉因為肺結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聲)我還以為我的生命從此結束,後來北大醫院的醫生告訴我現在這種病能夠治好,但是需要在醫院裡住一年。我在醫院裡住了一年,苦悶了一年,讀了很多書,也寫了六百多首詩歌,可惜一首詩歌都沒有出版過。從此以後我就跟寫詩結上了緣,但是我這個人有豐富的情感,但是沒有優美的文筆,所以終於沒有成為詩人。後來我感到非常的慶幸,因為我發現真正成為詩人的人後來都出事了。我們跟當時還不太出名的詩人海子在一起寫過詩。後來他寫過一首優美的詩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我們每一個同學大概都能背。後來當我聽說他臥軌自殺的時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從此以後,我放下筆,再也不寫詩了。(掌聲)

記得我在北大的時候,到大學四年級畢業時,我的成績依然排在全班最後幾名。但是,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心態。我知道我在聰明上比不過我的同學,但是我有一種能力,就是持續不斷的努力。所以在我們班的畢業典禮上我說了這么一段話,到現在我的同學還能記得,我說:大家都獲得了優異的成績,我是我們班的落後同學。但是我想讓同學們放心,我決不放棄。你們五年乾成的事情我乾十年,你們十年乾成的我乾二十年,你們二十年乾成的我乾四十年。( 掌聲)我對他們說:如果實在不行,我會保持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到八十歲以後把你們送走了我再走。(笑聲掌聲)

有一個故事說,能夠到達金字塔頂端的只有兩種動物,一是雄鷹,靠自己的天賦和翅膀飛了上去。我們這兒有很多雄鷹式的人物,很多同學學習不需要太努力就能達到高峰。很多同學後來可能很輕鬆地就能在北大畢業以後進入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這樣的名牌大學繼續深造。有很多同學身上充滿了天賦,不需要學習就有這樣的才能,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我的班長王強,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個地方,聽任何一句話,聽一遍模仿出來的絕對不會兩樣。所以他在北大廣播站當播音員當了整整四年。我每天聽著他的聲音,心頭咬牙切齒充滿仇恨。(笑聲)所以,有天賦的人就像雄鷹。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種動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蝸牛。蝸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從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兩年。在金字塔頂端,人們確實找到了蝸牛的痕跡。我相信蝸牛絕對不會一帆風順地爬上去,一定會掉下來、再爬、掉下來、再爬。但是,同學們所要知道的是,蝸牛隻要爬到金字塔頂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穫的成就,跟雄鷹是一模一樣的。(掌聲)所以,也許我們在座的同學有的是雄鷹,有的是蝸牛。我在北大的時候,包括到今天為止,我一直認為我是一隻蝸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許還沒有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給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動的日子。(掌聲)

我常常跟同學們說,如果我們的生命不為自己留下一些讓自己熱淚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過的。我們很多同學憑著優異的成績進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絕不是你們學習的終點,而是你們生命的起點。在一歲到十八歲的歲月中間,你聽老師的話、聽父母的話,現在你真正開始了自己的獨立生活。我們必須為自己創造一些讓自己感動的日子,你才能夠感動別人。我們這兒有富裕家庭來的,也有貧困家庭來的,我們生命的起點由不得你選擇出生在富裕家庭還是貧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貧困家庭,你不能說老爸給我收回去,我不想在這裡待著。但是我們生命的終點是由我們自己選擇的。我們所有在座的同學過去都走得很好,已經在十八歲的年齡走到了很多中國孩子的前面去,因為北大是中國的驕傲,也可以說是世界的驕傲。但是,到北大並不意味著你從此大功告成,並不意味著你未來的路也能走好,後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該怎么走,成為了每一個同學都要思考的問題。就本人而言,我覺得只要有兩樣東西在心中,我們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樣叫做理想。我從小就有一種感覺,希望穿越地平線走向遠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線的渴望。也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氣不斷地高考。當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樣。比如我有一個鄰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終生的榜樣,他的名字叫徐霞客。當然,是五百年前的鄰居。但是他確實是我的鄰居,江蘇江陰的,我也是江蘇江陰的。因為崇拜徐霞客,直接導致我在高考的時候地理成績考了九十七分。(掌聲)也是徐霞客給我帶來了穿越地平線的這種感覺,所以我也下定決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國,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現在正在實現自己這一夢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學們,你終將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這個過程要有艱苦奮鬥、忍受挫折和失敗的能力,要不斷地把自己的心胸擴大,才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樣東西叫良心。什麼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別人的事情,要有和別人分享的姿態,要有願意為別人服務的精神。有良心的人會從你具體的生活中間做的事情體現出來,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對你未來的生命產生影響。我來講兩個小故事,講完我就結束我的講話,已經占用了很長的時間。

第一個小故事。有一個企業家和我講起他大學時候的一個故事,他們班有一個同學,家庭比較富有,每個禮拜都會帶六個蘋果到學校來。宿舍里的同學以為是一人一個,結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個。儘管蘋果是他的,不給你也不能搶,但是從此同學留下一個印象,就是這個孩子太自私。後來這個企業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個吃蘋果的同學還沒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這個企業家的隊伍里來。但後來大家一商量,說不能讓他加盟,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大學的時候他從來沒有體現過分享精神。所以,對同學們來說在大學時代的第一個要點,你得跟同學們分享你所擁有的東西,感情、思想、財富,哪怕是一個蘋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聲)因為你要知道,這樣做你將來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遠不會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來講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我一直比較具備為同學服務的精神。我這個人成績一直不怎么樣,但我從小就熱愛勞動,我希望通過勤奮的勞動來引起老師和同學的的注意,所以我從國小一年級就一直打掃教室衛生。到了北大以後我養成了一個良好的習慣,每天為宿舍打掃衛生,這一打掃就打掃了四年。所以我們宿舍從來沒排過衛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著宿舍的水壺去給同學打水,把它當作一種體育鍛鍊。大家看我打水習慣了,最後還產生這樣一種情況,有的時候我忘了打水,同學就說俞敏洪怎么還不去打水。(笑聲)。但是我並不覺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虧的事情。因為大家都是一起同學,互相幫助是理所當然的。同學們一定認為我這件事情白做了。又過了十年,到了xx年年底的時候新東方做到了一定規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結果就跑到了美國和加拿大去尋找我的那些同學,他們在大學的時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樣,包括剛才講到的王強老師等。我為了誘惑他們回來還帶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國非常大方地花錢,想讓他們知道在中國也能賺錢。我想大概這樣就能讓他們回來。後來他們回來了,但是給了我一個十分意外的理由。他們說:俞敏洪,我們回去是衝著你過去為我們打了四年水。(掌聲)他們說:我們知道,你有這樣的一種精神,所以你有飯吃肯定不會給我們粥喝,所以讓我們一起回中國,共同乾新東方吧。才有了新東方的今天。(掌聲)

人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過得很偉大,有的人一生過得很瑣碎。如果我們有一個偉大的理想,有一顆善良的心,我們一定能把很多瑣碎的日子堆砌起來,變成一個偉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沒有理想,從此停止進步,那未來你一輩子的日子堆積起來將永遠是一堆瑣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學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偉大的人生。(掌聲)

最後,我代表全體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個心意,我代表全體老校友和新東方把兩百萬人民幣捐給許校長,為在座同學們的學習、活動和成長提供一點幫助。(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