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緣，在黃昏的江船上仰望過白帝城，頂著濃冽的秋霜登臨過黃鶴樓，還在一個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圍，人頭濟濟，差不多絕大多數人的心頭，都迴蕩著那幾首不必引述的詩。人們來尋景，更來尋詩。有時候，這種焦渴，簡直就像對失落的故鄉的尋找，對離散的親人的查訪。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他們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著什麼法術呢？
今天，我衝著王維的那首《渭城曲》，去尋陽關了。出發前曾在下榻的縣城向老者打聽，回答是：“路又遠，也沒什麼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頭看天，又說：“這雪一時下不停，別去受這個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鑽進雪裡。
一走出小小的縣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麼也沒有，連一個皺褶也找不到。在別地趕路，總要每一段為自己找一個目標，盯著一棵樹，趕過去，然後再盯著一塊石頭，趕過去。在這裡，睜疼了眼也看不見一個目標，哪怕是一片枯葉，一個黑點。於是，只好抬起頭來看天。從未見過這樣完整的天，一點兒也沒有被吞食，邊沿全是挺展展的，緊扎扎地把大地罩了個嚴實。有這樣的地，天才叫天。有這樣的天，地才叫地。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侏儒也變成了巨人。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巨人也變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風也停了，陽光很好。天邊漸漸飄出幾縷煙跡，並不動，卻在加深，疑惑半晌，才發現，那是剛剛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種令人驚駭的鋪陳——那全是遠年的墳堆，那么多，排列得又那么密，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這裡是古戰場。
我在望不到邊際的墳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現出艾略特的《荒原》。這裡正是中華歷史的荒原：如雨的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熱血。中原慈母的白髮，江南春閨的遙望，湖湘稚兒的夜哭。隨著一陣煙塵，又一陣煙塵，都飄散遠去。我相信，死者臨亡時都是面向朔北敵陣的；我相信，他們又很想在最後一刻回過頭來，給熟悉的土地投注一個目光。於是，他們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遠處已有樹影。急步趕去，樹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個坡，猛一抬頭，看見不遠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憑直覺確信，這便是陽關了。轉幾個彎，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處尋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陽關古址”四字。
這是一個俯瞰四野的制高點。西北風浩蕩萬里，直撲面來，踉蹌幾步，方才站住。腳是站住了，卻分明聽到自己牙齒打戰的聲音。這兒的雪沒有化，當然不會化。所謂古址，已經沒有什麼故跡，只有近處的烽火台還在，就是剛才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見一層層泥沙，一層層葦草，葦草飄揚出來，在千年之後的寒風中抖動。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積著雪，層層疊疊，直伸天際。
王維實在是溫厚到了極點。對於這么一個陽關，他的筆底仍然不露凌厲驚駭之色，而只是纏綿淡雅地寫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卻，一飲而盡的。
這便是唐人風範。他們多半不會灑淚悲嘆，執袂勸阻。他們的目光放得很遠，他們的人生道路鋪展得很廣。告別是經常的，步履是放達的。這種風範，在李白、高適、岑參那裡，煥發得越加豪邁。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識認，形體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靜，神采那么自信。而唐代，卻沒有把它的屬於藝術家的自信延續久遠。王維詩畫皆稱一絕。但是，長安的宮殿，只為藝術家們開了一個狹小的邊門，允許他們以卑怯侍從的身份躬身而入，去製造一點娛樂。陽關的風雪，竟越見淒迷。
於是，九州的畫風隨之黯然。陽關，再也難於享用溫醇的詩句。西出陽關的文人還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謫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這么多嘆息的吹拂，陽關坍弛了，坍弛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終成廢墟，終成荒原。身後，沙墳如潮，身前，寒峰如浪。
誰也不能想像，這兒，一千多年之前，曾經驗證過人生的壯美，藝術情懷的弘廣。
回去罷，時間已經不早。怕還要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