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僅需要衣食住行，在物質上有基本保障，更要活得有尊嚴。一些有傲骨的人，在肉體和尊嚴相衝突時，選擇了尊嚴。古代齊國，就有寧可餓死，不食嗟來之食的故事。商朝的佰夷叔齊餓死不食周粟。詩人陶淵明，也不為五斗米折腰，寧可卸甲歸田，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獨自過上“種豆南山下”的清閒日子。
尊重生命，敬畏尊嚴，這不僅是對自己要求，也應當是對待他人的要求。有的人，對自己的尊嚴看得很重，不允許他人有半點輕侮，但不懂得尊重他人。在“高貴者”面前，他可以曲意相迎，在“底下人”面前，則擺出一副高傲的姿態，根本沒意識到他人也有尊嚴。一個貴婦人在清晨遛狗的時候，讓狗隨意大小便，清潔工好意提醒她，她橫眉怒目，竟大言不慚地說：“你有什麼資格說我的狗，我的狗比你值錢多了!”在這個“貴婦人”看來，清潔工不如其狗，是不值得享有尊嚴的。
其實尊重是相互的。你尊重別人，別人也會尊重你，文學家屠格涅夫遇見一個乞丐，他想上前施捨，乞丐感激地伸出雙手。但作家翻遍口袋，卻沒找到一分錢，於是尷尬地握著乞丐的手說：“兄弟，不好意思，我忘了帶錢。”這時，乞丐非但沒有責怪，反而激動得流下淚說：“你能叫我兄弟，讓我和您站在同一條線上，已經讓我感激不盡了。”這就是尊重的力量。如果那位貴婦人，出於擺闊，丟給乞丐100元，目光里卻露出鄙夷，我想乞丐為了生存，即使收下了那100元，嘴上說一聲謝謝，心底里也是不會感激的。
最近看了幾則城管暴力執法的訊息，感到不是滋味。從延安城管踩踏商戶的頭部，到廣東女小販遭城管掐脖，再到前幾天湖南臨武瓜農遭城管用秤砣擊頭致死，引起社會紛紛的關注和譴責。城管怎么啦，為什麼暴力執法的事件屢禁不絕?原因當然可以說出一大堆，但不尊重他人生命，不敬畏他人的人格尊嚴，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城管執法的對象，都是一些社會弱勢群體。在某些城管人員眼裡，他們隨意設攤、乞討，影響市容，不講文明，是無所謂尊嚴的，不需要、也不值得去尊重。他們在執法的時候，態度粗暴，行為粗魯，沒收、驅趕、謾罵、動武，無所不用其極，有人戲稱是“鬼子進村”。就拿臨武的瓜農來說，家裡種了幾畝地的西瓜，沒有人來收購，只能自己拉車去城裡賣。當許多人坐在空調房裡喝茶還感到悶熱的時候，瓜農為了生活，站在馬路上，烈日炎炎，無遮無蓋，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他們也是人，是我們的兄弟，他們最起碼的生存要求，應當給予理解，他們的人格尊嚴，應當得到尊重。但我們有些城管人員，缺乏起碼的理解和尊重，沒收的西瓜，連收據也不開，稍有不滿，就拳腳相向，人倒地了，還說他裝死。我們能這樣對待一個手無寸鐵，老實巴交的農民兄弟嗎?能無視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嗎?
我絲毫不反對城管執法，對城管執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給予充分的理解。隨著城市建設的高速發展，城鎮商業的日趨繁榮，城管人員在整治城市的文明和次序上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的執法行為應當得到尊重，暴力抗法應當得到制止。問題是，城管在執法時，要不要讓那些弱勢群體有一個起碼的生存環境?他們的人格尊嚴要不要得到起碼尊重?他們的生命要不要得到起碼關愛?
社會上，對師長的尊重，對專家的尊重，對地位顯赫人士的尊重，這是多數人能夠做到的，難的是對乞丐、小販、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關愛和尊重。有些人，對自己的寵物關愛備至，看到清潔工昏倒在馬路，卻不屑一顧;有些人，對上司恭恭敬敬，對下屬頤指氣使;有些人，對“上層人士”笑臉相迎，看到衣冠不整的民工，就側身掩鼻，罵他們“鄉下人”這種帶著濃厚功利色彩的所謂“尊重”，不是真真的尊重，而是心靈的扭曲。
對人尊重，是不分強弱和高低貴賤的，包括對待犯人和俘虜。我軍歷史上就有優待俘虜，不虐待俘虜的傳統，這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觀念，是仁義之師取得勝利的精神力量。而美國大兵對俘虜卻是百般的凌辱，甚至在屍體上小便取樂。他們憑藉實力，在戰場上取得了勝利，在道德上卻為正義的人類所不齒。我們即使對一個犯了死罪的人，也要保證其基本的權利，如死前讓他吃飽，讓其與親人見上最後一面，讓其留下遺囑，等等。有個死刑犯，臨終前提出要求見親人最後一面，監獄卻沒有滿足他的合理要求，這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漠視，是不可取的。
有人說得好，如果生命是一座莊嚴的城堡，那么尊嚴就是支撐穹頂的樑柱;如果說生命是一片茂密的森林，那么自尊就是並肩而立的群木，如果說生命是一列賓士的火車，那么自尊就是伸向遠方的鐵軌。
一個人要有尊嚴，一個民族要有尊嚴，一個國家要有尊嚴。尊重生命，敬畏尊嚴，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石，是人間和美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