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學。父親的腰仿佛也直了，在村前彎彎的土路上，在人頭攢動的集市上，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開學前一天，父親堅持要把我送到學校。
第二天下午兩點就到了我求學的城市。下了火車，父親長吁一口氣，如犁過田頭的老牛。離報到的時間還有一下午。父親邊說，不急，時間多著哩，邊把目光投向車站周圍的飯店。父親問，餓嗎?我點點頭。我聽到父親的肚子裡，也一陣陣地敲著鼓。
父親選中一家叫“薄利小吃部”的飯店，痛下決心似的說，就這家了。
小飯館擺設十分簡單，只有不多的幾張桌子和幾條長椅，稀稀落落坐著幾個食客。
父親要了一盤紅燒肉和一盤油炸花生米。父親夾一塊肉給我，神采飛揚地說，補補身子，這是好東西哩。
老闆是個粗壯的漢子，他手裡拿著半斤老燒，走過來遞到父親面前：“大哥，不喝兩盅?”父親先是受寵若驚，而後幡然醒悟似的問:多少錢一瓶?那漢子回，“兩塊五。”父親對老闆的安排似乎十分滿意，斟上酒，美美地吱溜一小口，顯得十分幸福和滿足。
一小瓶酒很快見了底，父親夾花生米的筷子也開始搖搖晃晃。父親語速放慢，結結巴巴地說，吃肉吃肉，不吃完可惜了。就在父親說話的時候，一粒花生米從他的筷頭上脫落了，花生米先掉在桌子上，後從桌子的東頭彈跳到西頭，最後從西頭落在我腳邊。
父親紅紅的眼睛盯住那粒花生米，這粒飽滿的花生米，從種進地里到收穫，至少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父親彎下腰撿起來，扔到嘴裡嚼起來。這一切都被我、粗壯的老闆和幾個素不相識的食客看得一清二楚。我的臉一下紅到脖子根。
那以後，我腦海里儘是閃動著一粒花生米彈跳的影子，還有父親那串卑微的動作和神情。我無法接受父親的那些舉動，以致四年大學時光，他沒能跨進我們學校一步。
去年，我下崗了，我的兒子考上了大學。送兒子入學時，在火車站旁邊的小飯館，發生了當年相似的一幕。
我要了一盤紅燒肉和一盤花生米，還有半瓶本地老燒。
一粒花生米以同樣的方式落在兒子的腳邊。
等兒子去洗手間的時候，我彎下腰，撿起它，扔進嘴裡。之後，我順手抓起桌子上一團粗糙的餐巾紙，試圖堵住眼眶裡溢出的辛辣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