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於論辯，是《孟子》散文的特徵。孟子在《滕文公》中道：“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軻長於辯論，但是不若《論語》般讀整書方知邏輯，不若《道德經》玄妙牽強，不若《墨子》般邏輯嚴謹。《孟子》中的論辯文，同樣靈活運用了邏輯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應手的運用類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縱，反覆詰難，迂迴曲折的把對方引入自己預設的結論中。《孟子》這種特點在一些長篇論辯文中，更是顯現的淋漓盡致。孟子道：“吾力足以舉千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宣王道：“否。”孟子道：“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就這樣短短几句話，孟子讓君主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比起直話直說的諫臣，孟子所說道讓至高無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層層遞進，就像是早就設下了圈套，就差一步一步走進陷阱的人兒了。又如“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這樣地向人說明道理，讓人不得不服。
而我覺得，孟子的厲害處正在於——所提倡的“仁義”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對事物利益關係的短視，而“仁”、“義”卻能長遠影響到未來，故有“捨生取義”、“舍利取義”之說，“仁義”是指封建時代人的忠義孝悌，實則是千百年來對孟子的誤解。《中庸》講：“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是如此，此“仁義”還有永恆的意義可言嗎？所以我們今天理解孟子的“仁義”，實則，應是站在高處，從廣義入手。無論事物表象出現多么錯綜複雜的問題或困難，孟子皆顯得不昏沉也不散亂，經常化險為夷、轉難為易，而綽綽有餘。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孟子的重民思想。《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沒有百姓的支持，就算江山再大，也總有一天會被攻破。
孟子道：“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民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由此可見，孟子對百姓是體貼入微。
氣勢浩然是《孟子》的重要風格特徵。這種風格，源於孟子人格修養的力量。孟子曾在《公孫丑》道：“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是指按照人的天賦本心，對仁義道德經久不懈的自我修養，久而久之，這種修養逐漸升華出一種至大至剛、充斥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具有這種“浩然之氣”的人在精神上首先壓倒對方，做到藐視政治權勢，剛正不阿，無私無畏。寫起文章，自然而然就情感激越，詞鋒犀利，氣勢磅礴。氣盛言宜，是孟子內在精神修養上的浩然氣概，是《孟子》氣勢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時，《孟子》使用大量排偶句、疊句等修辭手法，來加強文章的氣勢，使文氣磅礴，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孟子》這本書使我一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