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電視台似乎近幾年形成了一種文化規則，每年都會以所謂的強大陣容包裝出一些所謂的明星。從最初的超級女聲到快樂男聲再到最近的快樂女聲，一群打著“唱響中國”“想唱就唱，我最閃亮”口號的時尚達人們不惜一切代價角逐選秀活動。一葉知秋，“出名要趁早”似乎真正成了這個時代的發展傾向，“偶像時代”也似乎悄然而至。
當這種“我唱我閃亮”“我秀我快樂”的文化規則成為文化市場觀念的時候，瘋狂追逐收視率，踐踏道德規則，損傷文化底線，無疑將社會和文化形成的審美標準引向審醜化和無聊化。錢鍾書在《論快樂》中寫到：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見的。是不是成名就意味著快樂？是不是秀出自我就意味著個性？
莊子是快樂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種思想境界是超凡脫俗的大智慧派生出的高潔品格，是對生命無限自由的追求，是對生命、社會、人生的深刻理解，“乘物以游心”。莊子的神遊，不局限於“一官”、“一君”的現實功利，保持心靈空間的自由，才是快樂的最高境界。
李白是快樂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是他豪情壯志的凱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是他蔑視權貴的見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是他率真自我的豁達。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快樂，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史上才構有了百家的爭鳴，唐詩的秀麗。
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講究追求個性，講究與眾不同已蔚然成風。然而，單單主張“個性張揚”是不夠的。個性的張揚必須受道德與法律的制約，個性還必須符合特定的時代背景。只有真誠地秀出自我，張揚個性，才能把自己變成一顆耀眼璀璨的星星，升起在人生大舞台上。
《紅樓夢》中，正是因為有了寶釵的端莊，黛玉的優雅，湘雲的開朗，妙玉的清高，熙鳳的潑辣，還有那晴雯的俏麗，紫鵑的聰慧，平兒的細緻，大觀園才得以流光，《紅樓夢》才得以溢彩。
猶記得獲得長沙唱區第4名新疆“超女”張美娜，最終倒在了複賽場上。想起女兒的這場比賽，張媽媽說：“這樣的機會就一次，所以才全力支持女兒，但這場比賽對我們這個家庭來說，非常辛酸，就像一場災難。”為幫助女兒實現心愿，從比賽開始，全家總共花了近11萬元，還生平頭一次進網咖給女兒拉票。對於普通員工的家庭來說，真的很辛酸。
幾年前作為“草根運動”的“超女”引起了全國觀眾的關注，也許這也是近幾年為什麼又陸續延伸出“快男”、“快女”的原因之一。但作為一場普普通通的“pk”賽是否就應該受到眾多冬粉和家長們的強烈追捧，我們到底在追捧什麼？多少錢能砸出一個明星？
一種文化規則造就一種文化市場，一種文化市場形成一種文化產業，一種文化產業帶動一種文化存在。
哲學上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我們不妨聽一聽有些經過選秀活動脫穎而出的所謂明星唱的歌，聲音蒼白粗糙，連起碼的字正腔圓、氣息通暢等聲樂修養都難以達到。遺憾的是，面對這種泛濫成災的文化傾向，人們的內心早已被惡俗占領，以俗為樂。由此引發出的衝擊力無疑讓各大商業媒體眼前一亮，在肆無忌憚中變本加厲。當一個媒體，滿足於對明星緋聞刨根問底，對低俗隱私津津樂道，對選秀活動大力包裝，文化的荒漠化、商業化所引發的文化危機絕不低於金融危機和朝核危機所帶來的影響。明星取代模範、美女擠走學者，低俗戰勝高雅，文化的淪喪又需幾個五千年來沉澱呢？誠如《半月談》所談：而這些，恰恰是一個社會健康發展、良性運轉的基石。
從道德的意義上講，偶像的誕生不外乎是人們心裡的崇拜、追求之情。但偶像所涵蓋的內容遠遠超過如此，比方一個人在某領域取得巨大成功，於是他聲名遠播，於是他成為眾人的欣賞者，於是他的行為準則成為眾人的行為準則。於是他成為眾人的引領者，眾人成為他的追隨者。於是眾人都想成為眾人的偶像，於是社會為眾人創造的條件也應運而生，前面談到的選秀便是其中一例。
誠然，我們需要偶像。但偶像並不是神明，它至多給予我們心靈的慰藉。而這些心靈上的慰藉，只有當我們把它作為自我心底的一份良藥，化崇拜為奮鬥，偶像的魅力作用才真正彰顯出來；反之，只會是阿q式的自慰。時代的運轉史上，從來不乏偶像，小到掏糞工人，大到開國元勛。但看看當今人們的崇拜之心，娛樂偶像已占統治地位，由此也給選秀之風“錦上添花”，以流感之勢波及每個人扭曲的心裡。
但無論是商業還是名利，並不必然意味著墮落、庸俗和罪惡，文化也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社會存在必定有它存在的道理，社會潮流既然呈現出它好的一面，必定也會展現出另一面的不好。從選秀到個性張揚，從個性張揚到出名，從出名到偶像，一步一步的階梯正在崛起，而另一步一步的階梯正在逝去。重要的是能夠守住自我心底那汪恣意的清泉。
時代的悲哀終將過去，正如詩人雪萊寫到：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