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事。我在離家百里外的窮山窩裡做“孩子王”，少有餘暇，難得回家。每月三封平安家信，傳遞我唯一的親人老父親的信息。那時沒有“電話”，又不通車，所幸的是通郵。鄉郵員是老實巴交的壯實小伙，穿草鞋，挎郵袋，還帶著一根獵槍。他的出現會使我眼睛一亮，平添幾分溫馨。他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三趟到我們學校，捎來堪稱“歷史”的一摞報紙，還有信。他每趟來，總有我的信，信封上有我極熟的字型。我把我寫給父親的信交上去，又把父親的信從他手中接過來，於是急不可耐地拆信細讀，像飢餓的人撲在麵包上一樣。
可是有一回，破例的只有“歷史”沒有了“現實”沒有家信。我心中發毛，簡直寢食難安。同校教師齊來開導：再過十天，準定有信。準定?我也思忖，會不會父親投郵時，趕不上打郵包，誤了這一趟?眼巴巴地盼了十日，仍杳如黃鶴。這下我可懵了!神情恍惚，上語文課念錯了字，黑板上會把“中心思想”寫成“中信思想”。我擔心是父親的身體，他患有“三S綜合症”，會不會有什麼意外?同事們說：“不會的，絕對不會的。”“且再等十天看看。”再等的滋味更不好受，我的心像放進油鍋里煎著，夜裡做夢都會驚呼而醒。好不容易撕掉十張日曆紙，我早早地等在校門口。學校設在祠堂，祠堂建在山上，祠堂外有條山路，一拐拐進下面松林子裡去，松林下面還是山路，左轉右繞，才艱難地穿出來，直到傍晚，郵遞員才在路上出現，我急切地迎上去，“綠衣使者”和善地先開口了：“老師，沒您的信。”這一聲猶如霹靂，我愣在那兒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