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將進酒》，白居易的《長恨歌》無一不歌頌盛唐的飄逸繁華，唯有杜甫之詩。在眾多歌舞昇平的詩篇中顯得那么與眾不同。
我並不喜歡杜甫，對於他也不是很熟。我愛的是李白“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快意灑脫。杜甫，一個詩句中儘是愁緒的人，仿佛女兒家一般傷春悲秋，感嘆時運不濟。
然而事實又並非我想像的那樣。長安十年，杜甫一生最輝煌燦爛的時光儘是在此。李林甫“民間無賢”的打壓、父親的死去在經濟等方面給予了杜甫極大地壓力。然而“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杜甫延恩匭中的三篇賦成就了他長安十年唯一最耀眼的輝煌。可幸運之光一閃而過，他仿佛長安的一股潮水，在一天之內漲起，又以比漲起更快的速度消退。不得不說，李林甫對杜甫慘澹的人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杜甫一方面被貧窮壓迫,一方面被事業心驅使，為求得官職，不擇手段。他不是陶潛，不會“不為五斗米折腰”。
長安十年，杜甫看清了腐敗的政府，卻又心存幻想不願承認。盛唐的影子還在他的心理，不忍拂去。
流亡之後，他成為了左拾遺，一個僅供擺設的官。而經歷房琯被貶等時間後成了皇帝嚴重看不慣的一份子。最終成就鳳翔城外“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的景象。
最後，他還是離開了長安。像他這樣一個憤世嫉俗的人，時鐘不宜長伴君側。然而她有是俗氣的，俗氣的有些諂媚。“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他不能“從容賠笑語”的失落心情竟是這般讓人鄙夷。
不得不承認，杜甫是個很難理解的人，他渴望在官場大幹一場，剷除奸佞，有低聲下氣阿諛獻媚的討好；他渴望歌盡民間疾苦，賦役沉重，卻又總是轉換口氣安慰著說保家衛國市人民應有的職責；他渴望國家擺脫胡人入侵的災難，又不忍看到人民的疾苦，
《石壕吏》是杜甫對繁重兵役最聲淚俱下的痛斥，他最真實的告訴我們，封建壓迫下人民的窮困生活。
杜甫被稱為“詩聖”，然而我覺得他並不構成為一個聖人，他在仕途與氣節之間徘徊，在人民與政府之間游移。然而，是亂世無章的史實成就了他。亂世之亂史，恰符合了杜甫複雜多變的心境。身值亂世，杜甫是如此幸運，又是如此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