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忍文化，少不了講兩個故事：“韓信胯下之辱”、“張良圯（yí,橋）上拾履”，後一個故事，引發蘇軾感嘆：“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留候論》）
你到禪宗聖地天柱山三祖寺旅遊，可以抄得一段文字，“寒山問拾得：世間有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讓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
忍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重要部分，忍的意義、價值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概念，忍文化內容十分豐富，儒、道、釋均有大量論述，許多哲言、警句和故事、經典，元代許名奎、吳亮還編了一本《勸忍百箴?忍經》。忍的意義、價值重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修養。“要做人，先學忍”，懲忿窒欲、自我克制，能忍人所不能忍，是修身養性的一種精神境界。《書》雲，“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容忍仁也，強忍義也。”（《廣雅?釋言》）二是策略與生存之道。為了達到目的積蓄力量的一種手段，舍小取大，“小不忍則亂大謀”（孔子），“韓信忍胯下之辱而終以封王拜將，勾踐臥薪嘗膽而以三千越甲吞吳”。生存之道，“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延伸到治國之道，有了忍才有和諧穩定，此乃“王道”也。
中國忍文化，對國民影響力極大，個人成敗與國家興亡，無不講一個“忍”字，“忍之一字，自宰相至於士庶，人皆當以為藥石”，（許名奎）藥石，禪門晚餐也。五四以後，人們更多從批判角度數落忍文化的不是，認為忍文化，是國民劣根性形成，使中國淪落為外強中乾的弱國的根本原因，國弱民更弱，全是忍文化闖的禍！
忍文化不是中國獨有的，誰說國人只有忍，沒有血性？
日本、西方均有忍文化。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都是受儒家學說（孔子，孟子，王陽明）、佛教（禪宗）思想影響極深的，所以日本忍文化相當盛行，有些方面不亞於中國，可以修行到極至，達到“無我”境界，類似“韓信胯下之辱”的故事也不少。西方忍文化，提到最多的是《聖經》打臉之說，“耶和華告誡眾信徒，‘當別人打你左臉時，你要將右臉伸給他’”。騎士精神，十分講究修養，看重一個忍字，如英國騎士授銜有一個程式，領主用劍背在被授銜者頸部或背上敲擊三下，有時還扇一個耳光，作為被授銜者忍辱負重的象徵。（閻照祥：《英國貴族史》）
“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生當做人傑，死即為鬼雄”，誰說中國只有忍，沒有血性，沒有尚武精神，沒有抗爭？歷史上有刺客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有藺相如在“完璧歸趙”中與秦王鬥智鬥勇的故事，“如果大王硬要逼迫我，我情願把自己的腦袋跟這塊寶玉一塊兒碰碎在這根柱子上！”有“大丈夫本該死於疆場，就算馬革裹屍，也是光榮的事！”（馬援）“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清”（文天祥）的豪言。從商周開始，就出現了為民請願、拚死諫言的壯舉，如商紂王時期的比干，“歷經秦漢以來，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蘇軾），以死進諫，又叫“尸諫”，明代有青文勝，清朝有王鼎、吳可讀等，“殺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載史冊”。
中國人曾是尚武的民族，何時變異的？忍的邊界問題中國人曾是有血性、崇尚武力的民族，如此民族，應是一個剛強不屈的民族，何時“退化，淪為他人手中的‘玩物’的”？（林語堂）何時變得墮落、甘當奴才的？（魯迅）有學者對這種“相當複雜的變異過程”難以理解。
“忍字頭上一把刀，說明忍是意志堅定的表現，而不是喪失意志的懦弱表現。本來是具有崇高精神的修養狀態，變成渾渾噩噩，逆來順受，無可無不可；本是富有犧牲的精神狀態，會變成充滿心機的謀略。”（落瑛）批評者對忍的正面價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修身養性，本是文明、理性的象徵；策略也是成功的一種手段，問題只是出在忍的邊界問題上，即度的把握上。
日本，西方，不論是騎士精神還是武士道精神都重視修身養性，所不同的在於對忍的度的把握遠遠低於中國人，“美國二戰時對日本人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給日本人施加侮辱，只要達到中國人的十分之一，就會立即導向戰爭”。（鄧蜀生：《美國與移民》）有學者提出日本人具有雙重人格特質，日本有一個民謠：“花是櫻花，人是武士”，為名譽而戰，為名譽而死，“當它最終死亡時，是死在美與力之中。”（新渡戶稻造：《武士道》）中國人喜歡引用《聖經》打臉之說，但在《聖經》上，還有這么一段文字，“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聖經?舊約?申命記》十九篇）“忍字頭上一把刀”，超出忍的限度，刀即出鞘，有限度的忍是一種修養，無限度的忍是一種怯懦，這是日本人，西方人的解讀。
變異過程，過猶不及，“聖武主義”，“霸道”與“王道”以中國的忍的邊界為標準，騎士精神與武士道精神的忍是絕對“過”。過猶不及，過、不及都是違背中庸之道的，實際上，中國人對“不及”不感興趣，對“過”卻耿耿於懷，所以往往選擇“過”的另一極，即“無度”，一味的忍讓，修身養性“過了頭”。不關注“不及”，包含在“不及”中的抗爭、自衛等正當、合理的東西也就不在話題之內了。（陸震：《中國傳統社會心態》）
中庸之道，過猶不及，只限於子民，歷代王朝的開國皇帝，都是靠武力（刀與火）“取而代之”的，魯迅稱之為“聖武主義”，打天下的不忍與暴力是“替天行道”；一旦坐上皇帝寶座，十分忌諱老百姓的“效仿”，要求子民忍，並強權迫使子民不得不忍。
儒家認為，事有可忍不可忍之分，孔子有“是可忍，孰不可忍”感嘆，“忍與不忍，斷之於義矣。”（許名奎、吳亮：《勸忍百箴?忍經》）忍以“禮”、“義”為度，成了統治者要求子民忍，實行“霸道”與“王道”可以不忍的理論依據，忍文化也就成了對付子民的精神枷鎖。“力者，德之役也”（荀子），不為德所役之“力”，孔子是不會提及的，“子不語怪、力、亂、神”，統治者基礎在力，只是以德的名義出現，崇禮與嚴刑、禮法合一，力保江山不倒！
忍文化作為國粹，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弱民，形成了惡性循環中國人毫無節制的忍讓退縮，“只要忍他、讓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無可忍之時再忍一次，當能絕路逢生，轉禍為福”（《增廣賢文》），“以一種退縮、迴避、逃入，遁隱等方式對付生存的挑戰”。“在一個忍言充耳、忍水灌頂的環境之下”，使人們產生一種強烈的自卑心理，“奴性驅入潛意識”，冷漠，麻木，懦弱，缺乏自信，精神萎靡，聽憑命運的擺布，“社會失去了前進的生命原動力”。
毫無節制、無條件性的忍，要求子民忍受人世間一切苦難與不公，形成一種膽小怕事，忍氣吞聲，獨善其身的國民劣根性特徵。沒有血性，決不犯上作亂，死也不抗爭，“反抗也是死，何必反抗”？誰也不會因忍無可忍“去闖禍”，忍字頭上一把刀，刀是根本用不著出鞘的，在“以強凌弱”的、“殘忍”的惡勢力與官府面前，成了任人宰割的可憐蟲。忍能感化“殘忍”“立地成佛”當然好！不能，一點轍都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缺失，助長了惡勢力的毫無顧忌與官府的肆無忌憚，如此，又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冷漠、懦弱的性格，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卑微、渺小意識。
維護權利，看成是“刁民”行為；正當防衛，看成是“以暴制暴”；提出維護權利，認為是煸動對社會的不滿，是對現行體制的仇視，是對穩定局面的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根本上缺乏獨立的個性價值觀和人權意識”（李大釗：《守常文集》），沒有權利意識，更不能抗爭，何來社會責任感？！權利只有權力的恩賜，求得“暫時做穩了奴隸”，只有尋求強者的保護，期待、希望明君、清官、俠客為自己作主。
因為有了忍文化，天下得以太平，社會得以和諧穩定，因此，“王道”、“霸道”將中國的忍文化與帝王文化、清官文化、武俠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融為一體，為統治者所用。“中國的脊樑”可以進入“正史”，以死諫言，來個“厚葬”，立個“祠堂”，“尸諫”就從“以死抗爭”變成了“忠君義舉”了！“不管怎么樣，中國能混五千年，這就很了不起了”（梁啓超）。這五千年，中國總是跳不出惡性循環怪圈，中國人總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交替循環（魯迅）。
中國人的確能忍，物極必反，從忍的無度、極度，最終發展到難得的“忍無可忍”程度，“在極度絕望中，什麼事都可能幹得出來”，此時一根稻草就能把一隻駱駝壓垮，一點小火星就會引起燎原之勢。“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再來一次“湯武革命”與“聖武主義”，暴力改朝換代，中國就是在這種非理性、破壞性、毀滅性的惡性循環中“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