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卡夫卡是一個作家，不如說他是一個對自己進行嚴厲自審的實踐者。他把世界的荒誕、人生的悲劇寫下來，正視它，通過藝術來激發超越荒誕與悲劇的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他曾給予我們的警示：人不能沒有一種對某種不可摧毀的東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弗朗茨•卡夫卡，這位生活在奧匈帝國時代的作家，被世人公認的“頭銜”僅僅是的小說家而已。然而，越來越多的西方作家和文藝評論家在競相探索他那獨特的藝術手法，詮釋他的創作思想奧秘的同時，更樂意把他當做哲學家來對待。他被人們譽為“傳奇英雄和聖徒式的人物”，認為“他與我們時代的關係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與他們時代的關係”。這位身材瘦小的男人用他獨有的方式思考人生、寫作人生，他在黑暗中探索，渴望找到一條“生”路，然而最終還是失敗了，但留給後人的不僅是他籠罩著神秘面紗的人生和那350多萬字的作品，還有給世人的警示：人不能沒有一種對某種不可摧毀的東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卡夫卡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卡夫卡“用生命寫作”，他犧牲自己所有的業餘時間，甚至健康、婚姻直至“一個男人所擁有的生之歡樂”，不倦地記敘著，表達著自己的洞見和感受，他像一位聖人把世間一切卑劣洞穿。他關心人，渴望能夠獲得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的機會，他把他的整個寫作生命都託付於描寫人的本質這個孤立的主題上，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涉世不深的年輕作家，卻以他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對現實的剖析，以及他那獨特的寫作手法將現實的荒誕、非理性和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的原罪感揭露得一絲不掛，他用自己的整個生命去尋找出路，他好像那為人類偷取上帝火種的普羅米修斯，為自由和真理甘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他把創作視為生命存在的形式和體驗的過程，不帶任何的私心。他被認為是一個“十足虔誠的宗教徒”，而這只不過是他忠於“生活自己的信仰”，他要求自己作出最後的努力，然而人生走到盡頭，仍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的他，在如何處理他的生前留下的作品的問題上，提出了一個頗為奇特的條件：“毀掉一切”。短短的四個字後，這個時代的“聖徒”帶著他那奇怪的遺囑淒切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雖然想做一團火，但他卻是一塊透視苦難的冰。
——馬克斯•布羅德
人們經常可以碰到單獨一人的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馬路上，在花園草地上。假如有人陪伴他，絲毫也引不起他的興奮。他願意避免談及自己，在別人講話時，他則全神貫注。即使在疾病開始折磨他時，他仍然保持著微笑的面容。他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種古埃及謎一樣的東西。
——魯道夫•福克斯
卡夫卡懂得從一切事物中提煉其閃光的一面。就像是人們走到了陽光照耀的海邊，海面上顫抖著成千上萬發亮的小浪花——由於刺眼，人們不得不閉上眼睛，以尋找較弱的光線。
——朵拉•格利特
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於布拉格，是赫爾曼和尤麗葉•卡夫卡的兒子，他一輩子都處於強大的、外表也強壯非凡(高個子、寬肩膀)的父親的陰影籠罩下。弗朗茨的父親勞碌了一生，商業上不無成就，然而也充滿憂愁和疾病，留下了一個子孫滿堂的家庭，他懷著作為家長的驕傲，為此欣喜。他完全靠自己的勞動，幹練地、謹慎地、以犧牲和奮鬥建立了這個財丁兩旺的家庭，這個家庭豐裕的生活在弗朗茨的想像力和創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對父親的崇敬是無限的，這種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不過他的父親性情古怪暴躁，對孩子動輒打罵，“專橫有如暴君”。在卡夫卡的記憶中，在一個寒冬的深夜，父親由於卡夫卡的一個小錯誤而把他從床上拉起來，罰他穿著睡衣到戶外過夜。
卡夫卡曾這樣評價他的父親：“聽著父親無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們的幸福處境，同時述說他年輕時必須經歷的千辛萬苦，很不以為然。無人否認，由於他長年累月衣衫單薄，腿上一直負著好不了的傷口;他經常挨餓，10歲時就推著小車走村串戶，早出晚歸，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願理解，這些千真萬確的事實和我沒有吃過所有這些苦同樣千真萬確的事實卻無論如何得不出這些結論：我過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傷口抬高自己;他可以從一開始就估計並斷定，我不會讚賞他當時的辛勞困苦，正由於我沒有體嘗過同樣的艱苦滋味，我就必須對他感恩不盡。我何嘗不想傾聽他沒完沒了地講他的青春和雙親，但是他以一種誇耀和爭吵的語氣來敘述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動不動就雙掌一拍，‘哼，今天誰知道這個!孩子們知道什麼!他們誰也沒有經受過!今天有哪個孩子懂這些呢?’……”
卡夫卡在1919年《給父親的信》中這樣寫到：“最親愛的父親，您最近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怕您。同往常一樣，我對您無言以對，部分由於我對您的畏懼，部分由於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一個36歲的成年男子，寫下這樣百餘頁的一封信，述說自己內心的糾葛。這份血淚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訴，而是愛的嘗試。卡夫卡一生試著尋求和父親和解，盼望得到父親的認可，不過母親卻不敢將這封信轉交給他的父親。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卡爾•費迪南特皇家德語大學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卡夫卡從來沒有當律師的念頭——他只不過利用這一年作為緊張的考試後的喘息機會，並通過這個喘息機會尋找一個有工資的職位。因為他同父母達成了默契：一旦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不會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錢日子。而他父親對此並不理解，將他的這種舉動視為最不像話的無理取鬧。卡夫卡在日記中稱“寫作是祈禱的形式”。在尋找掙錢的職業時，卡夫卡認為，這個職位不得與文學有任何聯繫;以文學作為掙錢的職業在他心目中是剝奪文學創作的尊嚴的行為。掙錢的職業和寫作藝術應該絕對分開，二者的“混合”，比如記者的行業，亦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從不發表看法，而只是自己微笑著退縮，聲稱他自己“卻不能這么做”。他的這種觀點給他的朋友馬克斯•布羅德的職業選擇也帶來了曠日持久的影響。卡夫卡和馬克斯•布羅德出於對藝術的尊重，在最可厭的、遠離藝術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職業中翻來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後馬克斯•布羅德才走上了戲劇評論和音樂評論的道路，而卡夫卡在這一點上的嚴格態度卻是一種高尚的迷誤。
1908年7月，卡夫卡在一個半國立的公共機構找到了合乎願望的職業。在這個崗位上，弗朗茨受到上司的青睞。但是事態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許多嘗試來分配時間，以使他自己酷愛的寫作不受影響，然而沒有成功。寫作需要有很多時間使創作力將執筆者帶入高漲的情緒，然而這短暫的下午總是使人想到明天將要在保險公司度過的荒涼的日子，在這段時間裡卡夫卡根本不能夠進入狀態;而馬克斯•布羅德也開始過類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度的精力和思想度集中的情況下才勉強可以進入這個狀態。於是惡劣的時期在他們倆面前展開了。在職業生活中，精神負擔日益上升，日益難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動的插曲十分罕見。關於辦公室工作妨礙寫作的問題，卡夫卡在日記中寫得驚心動魄，全無補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平常十分謙遜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須掙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從自己身上撕下一塊肉一樣，然後“大吃一驚”地發現：“……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為文學勞動而準備的，這種勞動對於我是一種奇妙的輕鬆，一種真正的活力的表現;而在這辦公室內，起草一篇該死的檔案卻必須從我有能力享受這種幸福的軀體上活生生地奪去一塊肉。”
1912年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一年，1月份，他寫了《生死不明的人》一書的頭幾章，此書後來題為《美國》。8月份，他與馬克斯•布羅德住在一起時遇到了他後來的未婚妻菲莉斯•鮑爾。9月22日到23日夜，他一氣呵成寫完了《審判》。11月和12月又寫出了《變形記》。
卡夫卡在一夜之間寫出了《審判》之後，用這幾句話表達了他的歡樂心情：“充滿極度的緊張和歡樂，我不知道故事情節如何才能展開，仿佛我是在摸索著水前進一樣……如何描述每一件事情，對於每一件事情、對於那些最奇妙的幻想，如同有一團烈火在等待著它們……只有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鍥而不捨的精神、這樣充分揭示肉體和靈魂的方式才能進行寫作。”
卡夫卡一生訂了三次婚，三次都解除婚約，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對家庭生活將毀掉他的寫作賴以存在的孤獨的恐懼。在他所鍾情的寫作面前，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婚姻其實毫無位置可言，而他個人，也不過是這古老的偉大事業心甘情願的祭品。從這一點上考量，他焚膏繼晷地寫作、又不斷地毀棄自己的作品的舉動，就超越了自厭和自虐，而達至大誠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離破碎的一生也因而獲得了一貫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辭世，他曾在遺囑中要求摯友馬克斯•布羅德將他的全部手稿統統付諸一炬。所幸，布羅德沒有這樣做。
內心的事情——走近卡夫卡
卡夫卡的一生，似乎並沒有遭遇什麼大起大落，家境優裕，天資聰穎，不管是在學業或工作方面，還是在情場或文壇上，他都算得上順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比較幸運的。然而，在這些平淡無奇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實是一個衝突、敏感、不夠安分的內心世界;在他不動聲色的雙眸後面，掩藏著驚恐、無助甚至絕望。他說：“我的職位對我來說是不可忍受的，因為它與我惟一的要求和惟一的職業，即文學是相牴觸的。由於我除了文學別無所求，別無所能，也別無所願，所以我的職位永遠不能把我搶奪過去，不過也許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給毀了。”這是一個藝術靈魂的喃喃低語。他同時被推到了兩條戰線上，既要與現實交鋒，又要同藝術作戰，不可迴避的矛盾，一次次使他陷入茫然無助之中。他之所以忍氣吞聲地在現實俗務上花費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其實正是為了儘可能地營造一份適宜生存的現實環境，以便更好地親近寫作。當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深愛，必須穿越另一件事情才能抵達的時候，我相信他的內心肯定充滿了酸楚與無奈。卡夫卡是這樣勸慰自己的：“無論什麼人，只要你生活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用一隻手擋開籠罩著你的命運的絕望……但同時，你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因為你和別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理解了他筆下的“甲蟲”，理解了他的內心的衝突和絕望。他一方面在扭曲個性的殘酷現實生存條件下，不斷捍衛著“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識到，對於現實社會的一切，不管他怎樣地掙扎，終究都是無法與之抗衡的。
“烏鴉們宣稱，僅僅一隻烏鴉就足以摧毀天空。這話無可置疑，但對天空來說它什麼也無法證明，因為天空意味著，烏鴉的無能為力。”我在這樣的句子中讀出了徹骨的寒意。敏感脆弱的卡夫卡，孤單無助的卡夫卡，他是一個不肯輕易放過自己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一步步將自己推向絕望的邊緣。他曾經這樣寫到：“此生的快樂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們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懼;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種恐懼引起的我們的自我折磨。”社會像一堵牢不可摧的高牆，將他與希望、快樂隔開。他只能在內心的事情中 生活，在虛構的生活中尋求真實的慰藉。而對於那些現實事務，我更願意相信是他藉以抵達內心的不可或缺的載體。或者說，之所以會產生現實中的那些所謂尷尬和折磨，正是因為他對內心世界，對藝術品質的始終固守。他是屬於藝術的。真正理解他，只能從藝術的角度切入，只能依靠感覺。一切企圖從他的出身、家族、童年和少年時代，以及性格特徵、生活遭遇、社會環境和時代風氣等等入手去尋求明確答案的嘗試，都注定是徒勞的。
在巴爾扎克的手杖柄上寫著：我在粉碎一切障礙。而在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則寫著：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很多人據此認為卡夫卡是懦弱的。我覺得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而且他直面“障礙”的勇氣，恰恰是我們很多人所缺乏的。“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游泳。”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記中只寫下了這樣的兩句話。一個真正懦弱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坦然地把一場規模浩大的戰爭與一次純粹的個體事件相提並論的。或許在他看來，一場現實的戰爭並不一定會比一次內心的衝突更為重要。他所始終關注的，是自己某一時刻對某種情境的心理體驗和認識，是人性中的最為真實的部分，正如克里瑪所評價的那樣，卡夫卡描繪和捍衛了人類空間中最個人和內部的東西。
一個柔弱的天才，面對他並不喜歡的生活，寫作成為他活著的惟一的理由和生命的全部意義。為了寫作，他犧牲了愛情、健康，甚至生命。他只活了41歲。九卷文集中，只有一卷是在他生前公開發表的。他的日記和書信長達3000多頁，篇幅超過了他的創作。他太孤獨了，沒有人願意聽他傾訴，事實上也沒有人能夠真正聽懂他的傾訴。他只有選擇自語，選擇日記和書信。他在渴望理解的同時又在拒絕理解，他在有意無意間把自己與世界劃清了界限，即使不夠決絕，但他至少去做了，並且始終都在竭力維護這種“界限”，用手中的筆，用心中的憂慮與恐懼。他的拒絕，實質上構成了另一種更為真實的介入;他以寫作方式進行的抗爭，最終還是將他帶入了絕望的境地，一份平靜的絕望的境地。
“如果一個人不能提供幫助，那就應該沉默。任何人都不應該以他的失望來惡化病人的處境，所以我的塗鴉應該銷毀。”這是他洞察生存真相後對自己發出的忠告，所以他在臨終前要求將書稿付之一炬。可他的友人布羅德先生並沒有按照卡夫卡的遺願銷毀書稿，反而將其整理出版。作為朋友，他違背了朋友的囑託;然而，作為一個人，他尊重了另一個人的勞作以及更多人的“財富”，保存下一份個體與世界之間曾經的抗爭。它撫慰了，並且將要繼續撫慰那些後來的漫長歲月，以及在那些歲月中的不屈的靈魂。不管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卡夫卡都是真實的。然而，並不是每一個寫作者都能夠幸運地體會到這種真實。一個不關心精神事務的人，是永遠都不會抵達他的內心世界的。
……
在一個物慾時代，很少有人去在意精神上的錘鍊。卡夫卡及時提醒了我們。他在我們的心靈之上，說出了我們的困苦與無助。他沒有告訴我們該怎么去做，他只是毫不隱瞞地說出了事實的真相，說出了那些疼痛、憂慮與恐懼，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真實處境。而已，但這是何其珍貴的啊。時至今日，人們仍在為卡夫卡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麼而爭論不休。其實，卡夫卡做了什麼，說了什麼，以及對這個世界產生了什麼影響等等，並非是最為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他深遠的影響背後所隱藏著的深層次緣因。這是卡夫卡研究者的事情，也是每一個人——寫作的，或不寫作的人——的事情。
在一個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的時代，在人與人之間變得越來越疏遠和冷漠的現實之中，卡夫卡的日益凸顯絕非偶然，他告訴我們一些內心的事情，一些與痛苦和掙扎有關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恰恰正在從我們的軀體和生活中一天天地剝離出去。在這種充滿傷痛的剝離過程中，我在心底時常默念著卡夫卡的名字，這是一種安慰，也是一種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