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逢1966》(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6月版)，我的感覺是複雜的。這樣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無可避免地留下了時代的烙印。它寫的是畸形年代裡的那段扭曲、壓抑、晦澀的青春。小說引起了眾多作者同時代人的共鳴，他們在這裡讀到了共同的集體記憶，讀到了自己狂熱的、荒唐的、痛楚的、熱血沸騰的、不堪回首的過去。整部作品具有真實到殘酷的力量。
不過，在閱讀中，我仍舊有某種惶惑。我生晚矣，那個時代對我而言，何其陌生與隔膜。正因為我面對的是一部小說，而不是報告文學或其他，我便自然而然地以對待文學的挑剔眼光去看它。如果說，“老三屆”們從中讀出了某種親切的話，我則在短暫的惶惑之後，逐漸從文字的背後讀到了撼人心魄的東西。這種東西與時代符號無關，與小說本身的形式無關，與讀者的年齡閱歷無關，甚至，它也與流行的閱讀時尚無關；但它確如河底金沙般散發出沉著的光芒。在我看來，這才是小說的最為成功之處。
我要說的，是這一類的東西，比如，小說主人公陳瑞平和他生命里最初兩個女孩的情感膠著與彷徨，或陳瑞平面對母親生死存亡時的矛盾與痛楚。
自從陳瑞平的父親死去後，他的母親一直在生死之間徘徊，兒子與地主成分的她劃清了界限，四十三天沒喊過她一聲“媽媽”。母親生了胰頭癌，她已經在和死神面對面，但她心有不甘。雖然順從了世道，順從了命運，但畢竟不甘啊！那邊廂，兒子也在反覆問著自己：“我能喊一聲媽媽嗎？一個紅衛兵能喊地主分子一聲媽媽嗎？”
“誰說過不能喊呢？她確實是你的媽媽。誰又批准你能喊呢？”作者冷靜地寫道。就在喊與不喊之間，母親生命的遊絲漸弱，“瑞平趕到床頭的時候，是早上六點。媽媽已經去世了。一旁是呆呆站著的蔡小妹。瑞平一下子將手捂在了心口，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媽媽死了，他沒有機會叫一聲媽媽了。然後又突然盪了上來，媽媽死了，我不用叫媽媽了。他的身體突然不受靈魂的控制，他喊了一聲‘媽媽’之後就嚎啕大哭……”
有人說，現代化進程犧牲的是充沛的情感，是悲憫的情懷。冷漠似乎成了一種人際態度。但是，面對這樣的敘述，是否會感到身處一種壓抑的悲劇性境況中，正有溫熱的暖流淌過心靈，讓你產生欲哭無淚的衝動呢？
是的，文學沒有理由否認情感與生命在社會發展中的價值，也沒有理由否認它們在審美上的價值。小說里關於陳瑞平與蓓蓓的初次靈肉“相遇”，也寫得節制、含蓄，充滿無奈、悵惘，而又滿含著複雜的美感。
作者保持了相當的鎮定和克制，這樣奇特的細節超出了個人經驗所具有的意義，它已經悄悄地產生了屬於文學本身的閱讀魅力，成為屬於人類共同的精神性的東西。
而在那特殊年代裡，兒童們的表現也是作者的一個頗有意思的發現。在遭遇了那夜眾人的窺視後，陳瑞平成了弄堂里指指戳戳的對象。事後對他緊追不放的不是大人，卻正是半懂不懂的孩子，他們追在他身後唱曖昧的童謠。“在任何時候，孩子都是弄堂的真實體現”，“不少在大同坊被批判過的人全部被孩子跟過”，在這裡，弄堂孩子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純潔化身，而成了畸形年代裡饒有意蘊的象徵，懵懂孩童參與了集體的狂歡遊戲，童言無忌，傳遞的卻是複雜的成人世界的險惡。
正因為有了上述這些東西，才使《生逢1966》在褪去小說時代背景等附加符號後，仍能散發璀璨的光華。這些東西，就是歷史中的生命體驗。我正是被它所感動的。也因為有了它，這小說也才真正屬於文學。
蘇童的長篇小說《城北地帶》講述了一代少年的故事，這個故事也是屬於香椿樹街的一代少年的故事。
小說中的四個少年，李達生、沈敘德、王小拐和孫紅旗同屬於城北的香椿樹街，他們一直不學無術和放浪形骸，整日遊手好閒晃晃蕩盪，而且被學校開除學籍也毫不關心，他們的理想就是在香椿樹街這個地方，在城北地帶揚名立萬，他們瞄準了揚名立萬的方式就是逞凶斗惡，通過蠻狠暴力建立自己在城北地帶的赫赫威名。而在父母的眼裡，這群香椿樹街的少年當然是屬於問題少年，有小偷小摸的習慣的不良行為，鄙視親情特別是父母，父母在他們心裡成為了可以任意侮辱和取消的對象，他們追求自由，力爭掙脫束縛，性格冥頑冷酷。後來經歷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後，四個人的多舛的命途有了不同的落場：李達生在一場一對眾徒的斗架中喪了命，沈敘德與騷貨金蘭私奔到了青島，王小拐因為舉報有功而成了香椿樹街的模範人物，孫紅旗早早地因為xx案件而進入了草籃街的監獄。本來是形影不離、朝夕相處的玩伴，最後落得個曲終人散，人鬼殊途。
在四個少年身上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在一起織成了一部屬於香椿樹街的某個年代的歷史。通過一個個事件我們看到了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城北地帶》是先由李達生身上展開故事情節的，最後也是在李達生的身上結束了小說的敘述，這可以認為是前後呼應的一個輪迴，具備了時代的意味，有歷史的痕跡在裡面。小說的最後是李達生的母親騰鳳在尋找李達生遺失在他喪命的現場的那隻雙貓牌鬧鐘，雙貓牌鬧鐘的遺失意味著屬於李達生他們那個少年時代的結束，意味著一片時間，一個時代，一段歷史的結束，是青春一去不復返的意思，是一種悲劇性的色彩；沈敘德的一生可謂都搭在了騷貨金蘭的手上了，是宿命中無法掙脫的冥冥之意，他跟金蘭私奔後在火車上丟下了鑰匙，鑰匙意味著開啟的意思，有開啟未來之門的意味，所以丟棄鑰匙意味著沈敘德的前程也將變得下落不明，變得撲朔迷離了；王小拐可以說是四個少年中最風光的一個人了，但是王小拐是個瘸子，也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意思，環繞他身上的光環是一種暗淡的光榮與榮耀；孫紅旗因為xx了美琪而進了監獄，是比較有現實意味的破碎結局。由此可以知道，四個少年的故事都帶著時代變遷的影子和烙印，到此我們可以推知蘇童寫作這部小說的企圖只是緬懷了一個時代，追憶了過往的歲月，懷舊了一番歷史而已，而其中透露的則是一些悲觀的感性情感與對舊時光無限消逝的惋惜和追戀。
如果說發生在少年身上的巨變是城北地帶的時代變遷的縮影的話，那么從香椿樹街上也可以看到時代變遷的影子和寫意。比如小說中提到，以前夜飯花是香椿樹街的標誌性植物，可是後來太陽花代替了夜飯花。夜飯花是一種在晚上盛放的話，而太陽花向陽開放，這裡也許代表著蘇童唯一的一點樂觀的對於香椿樹街的想法或者期盼。另外化工廠在小說中是從一而終的角色，是小說中靜止的事物，而化工廠對環境的嚴重污染也許是蘇童一直控訴的對象，他似乎也很痛恨工業發展中暴露出來的弊病，他產生了不滿，進而進行抨擊。
以上所提到的都是蘇童從正面敘述了時代的變遷，小說中也穿插了第三者的旁觀眼睛，通過這個眼睛我們也看到了香椿樹街和城北地帶的變與遷，那個第三者就是拾廢紙的人物老康，老康從一名壽康堂藥店的老闆被劃分為四類分子，他的身世的跌宕起伏與時代的發展是交相輝映的。從老康的眼中我們看到的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史演變。
時代自有它的傳奇色彩，老康就是一個傳奇的色彩潑灑在香椿樹街上，老康被王小拐揭發了他暗藏地窖的秘密，老康的真實身份在香椿樹街上就成了一種傳奇被人們議論著，一個時代因為有了傳奇色彩已經成型了一半。時代的另一半在於它的神秘色彩，這一半神秘色彩在小說中是由幽靈美琪來充當的，香椿樹街上許多人都說目睹過幽靈美琪，她神出鬼沒的影子成為了香椿樹街人們心頭的一塊陰影。這神秘色彩也是蘇童的一種悲觀意識的凝結，說明美好的事物，比如美琪，只能以一種虛無的、不現實的成分而存在，也許可以被目睹，但事實上也許只是人的幻覺與臆想在作祟而已。
香椿樹街在蘇童的作品中一直是一個一而再再而三被提及的地方，是蘇童虛構出來的另一個與現實世界相互依存的地方，那裡發生的事情是現實世界的折射和反映，我們也可以認為香椿樹街就是蘇童的精神層面的東西的依附之地，而在《城北地帶》中，什麼是香椿樹街的精神代表呢？也許是李達生一類少年渴望一戰成名的理想，也許是老康一直想要回來的壽康堂，也許是化工廠、是玻璃廠、是石橋洞、是北門大橋之類的事物，又或許就是美琪的幽靈，這些也許都是不得而知的。
也許另一種成功的寫作方式就是效仿蘇童，構造一個固定的屬於自己的精神層面的地方，屬於自己的香椿樹街。如果你清楚香椿樹街每戶人家裡發生的故事，那么讓你寫十個時代，百個時代都書寫不完，因為精神聯想可以有許多外延的方向，因為精神是具有可塑造性的。
多一點現實關懷，多一份體察生活的耐心，是《城北地帶》帶給我的一次寫作啟導。
日本民族好學，善於取他人之長為己所用。遠的如派出遣唐史，幾乎從國家制度、思想文化到民風民習，大規模照搬唐朝，這種引進的影響力迄今仍處處可見；近的如明治維新，又是一次整體性的對西方文化的模仿，從而使國家一躍而變為東亞強國。
讀讀日本的讀本小說，我們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日本民族的學習精神。
所謂讀本小說，主要指日本江戶時代譯介改編中國明清世情小說而成的一種文學作品。它採用中國《剪燈新話》、“三言”、《水滸傳》之類小說的基本故事情節，把人物、地點、歷史背景改換成了日本的，又融入日本的民風民情，從而開創了日本小說發展的一個新時代。
這本《日本讀本小說名著選》收錄了《英草紙》《繁野話》《雨月物語》《忠臣水滸傳》《曙草紙》《南柯夢》《飛彈匠物語》等讀本小說名著，從中可以看出日本讀本小說發展的主要脈絡。
日本古代把小說稱作“物語”。近世以前，物語文學主要為少數貴族階層所欣賞和把玩。隨著文化的世俗化需求不斷增長，舊有的“物語”遠不能適應時代要求，一些日本作家便把注意力轉向了中國。其時正是明清之際，中國的世情小說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迅速發展，水準之高，內容之精彩，都是空前的。這倒為善於吸納先進文化的日本人打破其國內小說創作停滯不前的狀態提供了便利。於是，自淺井了意翻改明朝《剪燈新話》為《伽婢子》後，便陸續出現了一批譯介名家，如都賀庭鍾、上田秋成、山東京傳、曲亭馬琴等等，也產生了一批影響巨大的讀本小說名作。這樣的引進改編，對於中日文化交流，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學習也不是盲目的。讀本小說吸納了明清小說中儒家文化的仁義道德主旨，佛教文化的勸善懲惡思想；也充分借鑑了世情故事情節的傳奇性、可讀性。然而，他們沒有把他們認為是糟粕的東西也譯介過去。他們認為，像《水滸傳》《西遊記》之類作品，固然是“裨史之大筆，和文之師表”，但也存在過於注重“強人之俠義”的不足；而“三言二拍”之類，則存在淫穢之弊。他們更需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故事，需要“示勸善懲惡於兒女”的故事，因此，像中國小說中的男盜女娼、偷香竊玉之類描述，就難得見於讀本小說中。誠如石川五老跋《忠臣水滸傳》中說：其內容認真記述三綱五常，可謂完全是警世之書。可以看出日本所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之深。而用意如此，並不意味著其作品內容一定枯燥泛味，他們會努力“施國字陳俚語”，讓故事通俗易懂，讓田客村童都曉暢明白，“使所謂市井之愚夫愚婦，敦行為善耳”。
日本人學習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藝術，經歷了一個由模仿到創新的過程。初期讀本小說總是以保留中國格調和漢語文風相尚，儘可能在小說故事中完整地再現明清小說原作里的精彩情節和精彩言詞，從《英草紙》《繁野話》到《雨月物語》，無不打上了深深的中國古典小說烙印。儘管當時日本有少數人嘲諷這樣做不過是製造了一批“傀儡院本”(式亭三馬《阿古義物語》中語)，但這樣的作品反映了日本人最初是懷著一種對中華文化無比敬仰的心情來認真模仿的，而且這種模仿，客觀上也深受日本民眾歡迎，並有力地促進了日本近世小說創作的新發展。隨著譯介作品越來越多，也隨著作者們翻改水平的不斷提高，他們開始關注於把中國式的小說本土化——雖然終究不可能徹底擺脫漢化影響(沒有漢化影響，就不稱其作品為讀本小說了)，但他們努力從本國歷史中尋找創作素材，借鑑《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形式，寫出了具有濃郁日本風味、代表讀本小說創作高峰的長篇章回體歷史小說，如《忠臣水滸傳》《南總里見八犬傳》等，從中倒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經過學習和模仿後，總會把他山之石變為自己攻玉之具，走上自主創新之路。
從日本讀本小說的發展中，或許我們也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有意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