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老嚴伏於案前備課，忘我地投入於文言文之中，讀至精妙處忍不住擊案叫好。俄而一陣清風拂過，一人翩然而至，但見他眉目俊朗、笑容可親，戴一副圓形黑框眼鏡，一身長衫，通身儼然學者風範。
老嚴起身拱手道：“不知尊駕哪位？”
來人笑道：“鄙人姓胡名適字適之，此番前來，正為爭道。”
老嚴恍然大悟：“原來是胡適先生，失敬失敬。不知胡先生想要爭什麼道？”
胡適道：“爭的正是文言文之道。我以為文言文用是‘無病之呻吟’，且不說其它的，光‘之乎者也’就老是出現，濫用此類語氣詞的現象很多。像《孽海花》中勸唐卿不要以醋換酒的老學究，本來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的事因為他非要用文縐縐的‘之’結尾而說了四十多句，還自我感覺良好，豈不蠢哉！”
老嚴曰：“先生言之有理，但我以為文言文並非全是‘無病之呻吟’。誠然那位老學究迂腐得可以，但也不能因此將‘之乎者也’一棒子打死。六一居士的《醉翁亭記》連用二十七個‘也’字，卻字字用得精妙絕倫。如‘太守何人？廬陵歐陽修也’，仔細揣摩不難發現，如果少了‘也’字，判斷的意味就不明顯，此其一；少了‘也’字也就少了一種語氣，一種作者醉後興高采烈、得意洋洋的語氣，如果少了這種語氣那‘醉翁’的形象也就沒有那么躍然紙上，此其二。再如《史記?陳涉世家》中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乎’字，如果去掉，這句話的氣勢可就蕩然無存哩！”
胡適道：“儘管如此，也不能否認文言文比白話文要繁瑣，日常生活中用起來不方便。”
老嚴曰：“非也非也。相較起白話文，文言文反而更精練，有史書中的文字更是反覆推敲、惜字如金。如《史記?刺客列傳》荊軻一節中有兩句話：‘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恐急，劍堅，故不可拔。’兩句話都省略了‘秦王’這個主語，是因為荊軻持匕首，所以‘拔劍’的只能是秦王，就乾脆把主語都給省略了。再如‘待吾客與俱’，則是省略了‘與’後的實語‘吾’，其實類似的省略句式在文言文中十分常見。文言文也並不繁瑣，有一種觀點認為文言文中不存在真正的散文，就是因為文言文太雅致幹練，無法用閒散而細碎的‘家常話’寫作。文言文中又多有詞類活用、引申意義的情況，如《左傳》中《燭之武退秦師》里的‘夜縋而出’，‘縋’的本義是名詞繩子，這裡做動詞，引申意義為‘用繩子拴著人（或物）從上往下送，既簡練少言又十分乾淨，讀起來不囉嗦，讓人覺得很舒服。”
胡適道：“說得有理。若文言文果真這么方便，何以你們現在的生活中不用它了？”
老嚴笑而曰：“文言文固然有獨特的韻味，終究還是古代人的文字，很多是按照古人的表達習慣來的，還有很多字詞的義項在現代漢語中是沒有的。如賓語前置這一語法點中，現代漢語幾乎不用，像‘則秦未可親也’用我們現在的表達習慣看應該是‘則未可親秦也’，但古人的確習慣於前者，前者讀起來也比較有味道。所以其實並不存在‘簡單’還是、‘麻煩’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表達習慣與古人不同。”
胡適道：“這一層我卻不曾想過。如此說來，五四運動莫非還有不對之處？”
老嚴曰：“然也。首先不能否定五四運動的重大意義和影響，但五四運動時期的‘打倒孔家店’之類的觀點太過激，再加上中國近代史的屈辱，直接導致此後整整一百年中國人不肯接受自己的傳統文化，直到現在還有‘崇洋心理’的後遺症。五四運動最大的悲哀就是割裂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技術發展。唉，我也為學生感到很憂心，他們文言文的考試成績並不理想……
胡適笑道：“這又是五四運動的錯了。”
老嚴亦笑：“主要原因當然還是在於學生自己。有些同學是重視理科而輕視文科，至於像李一心那樣文學素養還不錯卻考不好的，無非是平時不肯下功夫罷了，以後要是能擺正態度扎紮實實學習，還是可以得到理想的成績的。”
語畢，老嚴忽然又回到了案前，手中是一本《史記》，方才的爭道原來不過是黃粱一夢罷了。
古有莊周夢化蝶，今有老嚴夢爭道，噫唏！夢耶？道耶？
註：本人語文老師姓嚴，人送外號“老嚴”，老嚴熱愛文言文，自詡為訓詁學一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