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幸福生活，構建和諧社會
不論經濟富裕程度如何，社會的失衡、心態的失衡，都將影響人們的幸福感
重視幸福感和幸福指數，反映了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而為了增強居民的幸福感，實施惠民工程，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但當各地都將幸福指數納入“xx”規劃並以此來考核政績時，則要防止幸福指數與GDP一樣走進誤區。
從GDP到GNH———社會文明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長期以來，GDP成為官場圖騰，被當作發展的全部內容，是評價官員政績、提拔官員的“硬條件”。於是，數字出官、GDP注水、相互攀比成風。
而據有關統計，我國GDP數字里有相當部分是靠犧牲後代的機會獲得的，不具有可持續性。為此，許多城市開始考慮將綠色GDP納入國民經濟統計體系，深圳等城市明確不再以GDP來考核官員政績，要更重視資源消耗、社會公平和人的發展。
實際上，被西方經濟學家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的GDP並不是評價一國社會發展的唯一標準。聯合國在評價一國發展時也採用人類發展指數(H DI )，包括壽命、教育、實際收入三個方面。而近年來，國際上開始嘗試用幸福指數來評價一國的發展狀況。據說，國民幸福總值(G NH )是由經濟不發達的不丹國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為此，不丹成為第一個用GNH替代GDP來進行統計和評價的國家。
幸福指數的出現表明社會文明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財富不是衡量生活狀況的唯一標準，人的生存幸福感更為重要;經濟發展不是樂生的唯一源泉，人的心態、社會環境等都構成人的良好生存條件。
如果幸福感成為政績指標，其操作難度比GDP更大———要科學地看待幸福指數
與GDP有一個較為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不同，幸福指數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體系。幸福指數是將人們的幸福感用數字來顯性化。幸福更多地是一種感覺，不同的人對幸福的理解不同，就可能有不同的幸福感。
最近全國許多地方政府、研究機構都在編制各自的幸福指數，結果很可能是GDP高的地方GNH不一定高，畢竟人們各自對幸福的感受是不同的。如果幸福感成為政績指標，其操作難度比GDP更大。但可以肯定的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追求GDP，而是追求幸福生活。
根據各種幸福指數的統計，中國公眾的73.1%和北京市民的68.2%有幸福感。而據西方調查，中國人的幸福感在世界高居前列。這一方面說明財富不完全代表幸福，另一方面，也說明幸福感的主觀性。在中國，城鄉差別之巨大，也表現在幸福感的體驗的不同上，如城市人對住房、就業、工作條件較為在乎，農村則對醫療保障更加看重。就中國幾大城市的有關調查來看，友誼、健康、金錢、事業、時間等都是人們幸福之源，但從壓力、內心的未定感、事業的危機感來看，上海白領的幸福感最低，這也說明幸福感的主觀性和感受性，同時說明心態平衡是幸福感的主要決定因素。
和諧社會意味著較高的幸福指數
許多地方在構建和諧社會時將“幸福指數”納入“和諧指標”之中。而國家統計局也表示，正在制定國民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社會進步指數等統計指標。
畢竟人民的生活感受受到執政者的重視，這是社會進步的反映，也是構建和諧社會題中應有之義。
有關調查顯示，有錢人不幸福，沒錢人更不幸福，感覺最幸福的是社會中層，即小康群體。其中，最具幸福感的是小城鎮居民，其次是一部分農民，大城市居民幸福感最差。這說明人的期望值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的滿足感。而對未來的憧憬也可能強化幸福感，這就是為什麼有的調查顯示年輕人幸福感最強的原因。而國外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發達程度的提高，公眾幸福感會穩中有降，因為，經濟條件的改善、視野的開闊，將導致人們的需求更加提高，更加多元，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更為苛刻。不論經濟富裕程度如何，社會的失衡、心態的失衡，都將影響人們的幸福感。
同樣的生活條件時過境遷往往並不能再滿足人們的要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幸福感較高的社會是一個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意味著大多數人都感到幸福。其次，幸福感是寫在人們臉上的，而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或數字統計里。
反映改革目標實現程度的“指示器”、了解民眾情緒波動和變化的“晴雨表”、檢測社會良性運轉的“預警器”
在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幸福指數已經開始進入各級決策者的視野，並成為一種重要的政策目標。
幸福指數成為現實的政策目標，是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重新審視以往社會發展指標的必然結果
作為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幸福指數能夠成為一種現實的政策目標，有其客觀必然性。首先，它標誌著我國社會發展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徵是：社會財富的積累已經使大多數民眾擺脫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約，民眾更高層次需求的滿足成為可能。從追求生活水平提高到全面提升生活質量，開始成為多數民眾的一種客觀需求，也開始成為社會巨觀決策現實的目標。其次，它體現了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科學發展觀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與人的發展目標的統一，從一味地追逐單向度的經濟發展指標(特別是GDP指標)，到開始關注包括幸福指數在內的人文社會環境指標，強調社會個體的內在體驗和感受對於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目標的重要意義，是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重新審視以往社會發展指標的必然結果，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最後，它與社會決策者的價值取向和終極目標是完全一致的。作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我們黨在任何時候都把人民民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決定了黨在政策選擇上必然把為民眾謀幸福、為民眾提供儘可能優越的生存與發展條件作為所遵循的價值標準。
幸福指數可以一定程度彌補GDP指標的不足，用以衡量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
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幸福指數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指標。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為根本的標準是這個社會是否能夠很好地滿足民眾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夠為民眾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否堅持了社會發展目標上的以人為本。從這個標準來看，以往片面強調GDP這類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對於全面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狀況是很不充分的，在實踐中可能會導致社會政策選擇上的舍本求末。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是一種高度人性化的指標，可以一定程度彌補GDP指標的不足，用以衡量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因此，提出幸福指數這一指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運用這一指標衡量社會進步發展時，要切實避免出現矯枉過正的偏向。作為一種約束性指標，幸福指數不可能取代GDP指標，而只能是互為補充。特別是由於“幸福陷阱”的存在，人們的幸福感是相對的，我們不可能期待幸福指數與GDP同步增長。
作為檢測社會良性運轉的指標，幸福指數更多地發揮一種診斷功能
其幸福指數是監測一個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指標。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一定要在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眾生活質量的提升之間取得某種平衡，這一點在20世紀中期就已經引起了西方早發現代化國家的關注。作為檢測社會良性運轉的指標，幸福指數更多地發揮一種診斷功能。如果一個社會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人民民眾的幸福指數出現持續的下滑，就要對這個社會發展的整體走向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反思。在反思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利用幸福指數對社會良性運轉進行監測時，我們特別應當注意兩種可能出現的不良發展模式：一是在物質財富迅速積累的同時，出現整體性的價值迷失和精神空虛。二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因發展中的種種不平衡而導致民眾對執政力量的離心離德，社會矛盾激化，從而引發社會動盪，使發展受阻。
幸福指數是社會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幸福指數是社會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在我國，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人民民眾的切身感受是我們制定和調整各項政策的根本依據。特別是在社會變革和社會轉型時期，變革與轉型的效果最終體現在民眾的主觀選擇和判斷上，而民眾幸福指數的走勢是這類主觀判斷和選擇的重要預測變數。國家有關巨觀決策研究機構和統計調研部門，應當對不同時期主要社會群體的幸福指數予以充分的重視，通過追蹤研究、把握不同社會群體幸福指數的走勢和變化規律，真正將其作為改革目標實現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眾情緒波動和變化的“晴雨表”、檢測社會良性運轉的“預警器”。不僅如此，還應當深入研究影響不同社會群體幸福指數變動的因素，有針對性地提出提高不同社會群體從而提高全社會主觀生活質量的對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