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母：讓兒子成為忠誠於祖國的人
被譽為“中國飛彈之父”的錢學森從小天資聰穎，悟性極高，3歲時就能背誦百首唐詩、宋詞。錢學森的母親章蘭娟性格開朗、熱情，心地善良，而且計算能力與記憶力極強，具有很高的數學天賦。應該說，錢學森的超人天賦有來自他母親的遺傳。
章蘭娟在錢學森很小的時候，就讓其置身於優秀傳統文化的濃厚氛圍中。錢學森最愛聽母親給他講岳飛精忠報國、陸游仗劍去國、杜甫憂國憂民、諸葛亮忠於漢業，為輔佐蜀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故事。每當聽到這些故事時，錢學森是那么認真、投入，稚氣的臉龐上充滿了對古人的崇敬。他們的高風亮節在幼小的錢學森心裡，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長期浸潤在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中，錢學森的心底滋生了對民族燦爛文明的崇敬和熱愛之情，同時也激發了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
1936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的錢學森赴美學習，他渴望以自己的知識來改變祖國貧窮落後的現狀。臨行時，家人特意為他買了《老子》、《莊子》、《墨子》、《孟子》以及《論語》、《綱鑑易知錄》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母親囑咐他：“熟讀這些書籍，可以對祖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摸到一些頭緒。”母親和父親一樣，還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觀，都具體體現在它的歷史中。因此，精讀史學的人，往往是對祖國感情最深厚、最忠誠於祖國的人。”父母的勉勵，給錢學森極大的力量支撐。
在美國的日子裡，錢學森學習起來遊刃有餘，但生活上他有些不習慣，特別是某些美國人瞧不起中國人的傲慢態度令他生氣。一次，一個美國學生當著錢學森的面恥笑中國人抽鴉片、裹腳，錢學森立刻向他挑戰：“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你們美國落後;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周圍的美國學生聽了這話後，都伸了伸舌頭，再也不敢小看中國人了。錢學森懷著一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時間就拿下了飛機機械工程專業的碩士學位。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學宗旨，各專業學科的學生都要在學期內到對口的工廠、科研部門實習。錢學森本來應該去飛機製造廠實習。可是，他沒有想到，美國的飛機製造廠只準許美國學生去實習，不接納外國學生。這種民族歧視是錢學森在美國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擊。但是，挫折和困難並沒有動搖他為祖國強盛而發憤學習的決心。既然學習航空工程走不通，他決定改學航空理論，並大膽地毛遂自薦，投奔到加州理工學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論權威馮·卡門教授門下。不久，錢學森在導師的培養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雖然美國方面為錢學森提供了優越的工作環境和物質待遇，但身在美國的錢學森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始終沒有忘記報效祖國的願望。遠在國內的母親每次在給錢學森寫信時，都提醒他早日回國。錢學森始終把母親的教誨牢記在心頭。多年後，錢學森幾經輾轉，終於回到了祖國，投身於“兩彈一星”的研究，為我國的航天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
丁玲之母：尊重女兒自己的選擇
丁玲的母親蔣勝眉在常德女子師範和長沙稻田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了兩年書後，回到常德女子國小擔任學監。剛毅、自強的蔣勝眉對女兒從不嬌寵溺愛。她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親自教女兒讀《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在母親的影響下，丁玲從小博覽群書，打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
1918年夏，14歲的丁玲以優異成績從國小畢業。暑假中，母親送她到桃源縣報考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那時，學校要學生繳納保證金，母親沒錢，留下一枚金戒指，托女管理員變賣。那位女管理員將戒指賣了後，把交保證金餘下的兩元多錢交給丁玲，說：“你媽媽生活很艱苦，這錢可不能亂花。”丁玲拿著錢，想著這些年來母女倆的艱苦生活，眼眶都紅了。她小心地把錢放在小木箱裡，用換洗衣服壓著，一直沒捨得花，到寒假回常德時才用了幾角錢做路費。
正當學期快結束時，“五四”運動爆發了。同學們上街遊行，丁玲也投入了這場鬥爭。她從小受母親的思想影響，帶頭把髮辮剪了。學生會還辦了貧民夜校，向附近貧苦婦女宣傳反帝反封建，給她們上識字課。丁玲在夜校教珠算，因為她年齡最小，學生們都管她叫“崽崽先生”。
暑假回到家，舅媽一看見她剪了發，冷冷地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丁玲不客氣地回答：“既然不可毀傷，人的耳朵為何要穿眼，你的腳為什麼要變得像個粽子?你那是束縛，我這是解放。”
丁玲高興地向母親講述學校的各種新鮮事。母親看見女兒在思想上、功課上都有進步，也非常欣慰。母親告訴女兒，在“五四”運動中，她領著學生遊行、喊口號，也參加各種活動，並且已經辭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員職位，專辦婦女儉德會附屬國小。眼下她除了繼續辦儉德女子國小以外，又在東門外為貧苦女孩辦了一個小小的“工讀互助團”，學生可以不交學費學文化，還可以得到點工錢幫補家庭。母親受向警予寄來的書信文章的激勵，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積極參加社會工作。丁玲看見母親雖已四十多歲，卻仍然熱情洋溢，精神飽滿，公而忘私，嚮往未來，也感到高興、放心。
暑假過後，丁玲向母親提出一個要求，希望轉學到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去。這所女子中學是湖南有名的學校，向警予、蔡暢都是這個學校出來的。“五四”運動期間這所學校也很活躍。母親始終是信任和支持女兒的，只是這所學校是私立的，要學費、膳宿費、書籍紙張費，這在母親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筆不小的支出。但是母親考慮女兒的前途，仍然答應了女兒的要求，並親自送女兒去長沙。丁玲在周南讀完二年級，因不堪校長阻礙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又轉學到岳雲中學。
1922年春節，丁玲應王劍虹之約準備去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上海平民女校學習，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過半年畢業後與表哥結婚。母親卻支持女兒，她認為孩子求知識，找出路，要學最切實的學問，是正確的。為此，家庭內鬧了一場糾紛。最終，丁玲擺脫了包辦婚約和其他糾纏，放棄了即將拿到手的畢業文憑，於1922年春天來到上海，在這裡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她把名字改為冰之，廢姓以蔑視傳統意識。
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見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談起她母親時說：“你母親是一個非凡的人，是一個有理想、有毅力的婦女。她非常困苦，為環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向警予的這一番話，深深地打動了丁玲的心，始終激勵著她奮發向上。
廖承志之母：畫品鑄就人品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傑出女性。毛澤東曾高度讚譽她“為中華民族樹立模範”。她曾是孫中山的戰友，又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朋友，在協助丈夫廖仲愷鬥爭多年後，還鼓勵廖承志、廖夢醒都投身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她自己奮鬥的一生也成為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光輝典範。
何香凝，1878年6月出身於香港富商之家。1902年，23歲的她為尋找救國真理，繼丈夫之後到日本留學。何香凝早年曾學習傳統中國畫，1908年入東京木鄉女子美術學校學習彩畫、臨畫、寫生等課程，同時向日本帝室畫師田中賴章學習畫獅、虎等動物畫。1910年何香凝從日本歸國後輾轉於港、穗、滬及日本之間，為革命奔波，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婦女部長、中央委員等職。
去日本的那一年，何香凝生下兒子廖承志。廖承志生下來的時候又肥又壯，虎頭虎腦，於是父母親給他起了一個小名：肥仔。肥仔出生後不久，父母就開始了漂泊無定的流亡生涯，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多年來，何香凝以賣畫換得“買米錢”。她署名“雙清樓主”的作品名揚海內外。她在日本美術學校時就得到名師輔導，後來又長年潛心於水墨丹青，還常與國內大師切磋。何香凝的繪畫作品講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獅、虎及山川等的描繪，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歲，她在家中仍不時作畫，且功力不減。在她那些充滿鬥爭之意的作品中，不僅記錄了20世紀初葉以來社會政治的變幻風雲，同時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動寫照。
廖承志從小受母親薰陶，也喜愛繪畫。何香凝作畫時，他專心守候在母親身旁，一邊研墨，一邊琢磨。有時實在忍不住，就提筆畫起小人像來。雖然筆法稚嫩，但人物卻栩栩如生。當何香凝發現兒子的特長後，十分驚喜，決心把兒子的繪畫天才好好發揮出來。於是，每當她完成一幅畫作後，就要求兒子補畫一個“小娃兒”。在母親的精心指導下，廖承志的繪畫技藝進步很快，不論素描、國畫、漫畫，無不得心應手。
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給孩子如何畫畫，還薰陶廖承志高尚的畫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現出來的卓爾不群的品格，給廖承志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母親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一方面與敵人周鏇，一方面用畫筆表達自己的情感。
從廖承志的身上，人們看到了一個革命者頑強的意志和不同凡響的品格。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對逆境時所表現出來的正氣與人格品質有著驚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親的畫品和人品，就連母子倆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都有著一脈相承的堅決。
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務抓捕後，解送到重慶，蔣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見，並勸說：“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邊，怎么樣?”沒料到廖承志卻當面痛斥蔣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他剛正不阿、正義凜然的精神深受黨內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親何香凝一樣，為革命事業和民族振興，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老舍之母：把吃虧視作理所當然
老舍的母親是一位舊中國典型的勞動婦女，勤勞持家，自立自強。老舍熱情、好客，待人真摯、誠懇，這些性格與母親的影響有關。
老舍的母親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應;誰家有事要幫忙，她總是跑在最前頭。
有客人來，無論手頭再怎么窘迫，老舍的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來作客時，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地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乾乾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
老舍繼承了他母親的性格，出了名的好客，離了朋友們就活不下去。在重慶的時候，老舍的生活相當清貧，但是老友相逢，賣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館盛情款待。晚年的老舍更加看重友情。逢年過節，或是小院裡百花盛開的時節，老舍的家，就變成了歡樂之海，賞花賞畫，品茗品酒，主人與賓客們全都痛快極了。有時到了歡暢之時，趙樹理會扯著嗓子“吼”他拿手的上黨梆子，曹禺則酩酊大醉後滑到了桌子底下……
也有的時候，老舍的小院裡會出現一些奇特的客人。他們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還領著個小孩。一見到老舍先生，他們就照旗人的規矩，一邊作揖行禮，一邊還大聲吆喝著：“給大哥請安!”老舍常常忙把他們扶起：“別……別這樣!現如今不興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倆好好聊聊。”事後，老舍向旁觀的朋友解釋，“這些都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當年有給行商當保鏢的，有在天橋賣藝的，也有當過‘臭腳巡’(舊社會的巡警)的。你讀過我的《我這一輩子》、《斷魂槍》、《方珍珠》嗎?他們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兒啊!”
老舍的姑母常在家鬧脾氣，在雞蛋里找骨頭，是家中的閻王。直到老捨入了中學，她才死去，可是老舍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老舍感嘆：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都有求必應。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寧吃虧，不鬥氣。當姑母死去的時候，老舍的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裡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繼承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了他。
老舍說：“母親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我對一切人和事，都以平和的態度，把吃虧當作當然的。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則，什麼都可將就，但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
1938年，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時，沒有地方，老捨出面去借;沒有錢，老捨出面去募捐;有人被捕，老捨出面作保向國民黨政府要人，千方百計進行營救。
老舍在談到他母親的時候，曾經滿懷深情地回憶說：“從私塾到國小，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百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