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之所以發動長征，直接原因還是在於軍事上的失利。蔣介石在對紅軍的四次圍剿先後遭到失敗後，又於1933年10月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由於毛澤東失去領導權，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一意孤行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下，放棄過去四次反“圍剿”鬥爭的積極防禦方針，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國共之間的決戰，採用軍事冒險主義，提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導致紅軍節節失利，在搶先進攻後不久即遭到巨大損失。同時，在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以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冒險主義在中央蘇區得到全面貫徹，在組織上又大搞宗派主義，開展過火的黨內鬥爭，撤換堅持正確意見的各級領導幹部，導致中央蘇區在政治上面臨危機，造成了黨內、幹部隊伍里的恐懼疑慮心理和蘇區社會秩序的不安定。此外，中央蘇區這時的經濟已經處於崩潰邊緣，這不能不影響到革命戰爭、人民生活和人心安定。因此，在此不利形勢下，紅軍要在中央蘇區堅持持久作戰是確有困難的，這不能不使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要考慮紅軍突圍作戰略轉移，以求得保存紅軍的活力。
1934年5月，廣昌、建寧先後失守後，中央蘇區的形勢日趨惡化。國民黨軍進入蘇區的腹地，中央紅軍在內線打破敵軍的“圍剿”已十分困難。當時，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此時也已意識到在內線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無可能，曾考慮過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問題，並把這一構想報告了共產國際。6月25日，共產國際復電，雖然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同時認為中央紅軍不一定馬上撤離中央蘇區，在內線堅持鬥爭，打破敵人的“圍剿”還是有可能的。據此方針，博古、李德等人雖然提出了戰略轉移的問題，而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間接準備，但在戰略上繼續同敵人拼消耗，完全忽視了有生力量的保存。為做好轉移準備，xx於7、8月間先後命令紅七軍團、紅六軍團進行北上西征。但由於紅七、紅六軍團的兵力過小，在北上和西征後，不但未能牽動大量敵軍，達到預定的目的，反而使“圍剿”中央蘇區之敵加快了“圍剿”的步伐，中央蘇區的形勢進一步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