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是指三國魏晉之際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出現的一批帶有標誌性色彩的知識分子群體。研究他們的人很多，那就來看幾篇學術隨筆吧。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竹林七賢學術隨筆，希望你喜歡。
竹林七賢學術隨筆篇一
再論儒、道、法
儒家、道家，還包括我們經常提到的法家，作為三種最常用的“治世”學說，它們是各有功用的。它們的指導理論，各有自己的特點，注意，並不是“缺點”，因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當中，一個特點就可能會是好的，也可能會是壞的。這得看社會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單單的捧一家貶一家，無論如何，那都是意氣的表現。這裡，我們不妨借《達莊論》做個引申，對儒道法三家如何“治世”，做個簡單的探討。
應該說，儒、道、法，這三家中的任何一家，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都有可能取得另外兩家所不能達到的成功。
在先秦那樣的亂世，天下沒有了道義，沒有了約束，真正還對旁人有效用的，就只剩下了一個東西——實力。那么法家就是這個時候最好的選擇。這時的儒家，是書生遇見惡棍，你跟他宣講仁義道德，他卻不問青紅皂白，上來就給你一拳。你再悲天憫人地痛呼“人倫不再”，他卻沒聽見一樣地繼續欺負別人去了。道家站在老遠的地方瞧著，惡棍又欺負人了?欺負去吧，那可不是我要管的。什麼?要欺負到我頭上怎么辦?我就讓他欺負，我安天順命，“患莫大於有身”，他真把我弄死了，我就連身體這個“大患”都沒有了……儒先生和道先生，一個仆地，一個冷眼。惡棍則依然橫行，天下依然民不聊生。那這惡棍就治不了嗎?沒關係，有法家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則，弱肉強食，誰的拳頭大誰就有理。你不是橫嗎，那我就比你還橫。當天下的情形是這樣：一來人人窮得活不下去，二來戰亂紛紛，人人腦子裡也都沒了道義的約束，儒家道家在這時，一時半會兒都解決不了問題。但法家就靈驗多了。亂世用重典，拿出強大的國家機器，怎么樣，聽不聽話?不聽話你就會死得很慘，聽話你就能活命。惡棍服了。不管心裡是不是真服，但至少是不敢再當街欺負人了。於是，秦國任用了商鞅，舉起了法家大旗。然後它就靠一天比一天更強大的拳頭打下了天下。
說完了法家，讓我們再來看統一不久的大漢。大一統的短暫秦朝，並沒有給天下人的生活帶來多大改觀，先秦戰亂的瘡傷再加四年楚漢戰爭，那惡果都一塊兒堆到了頭頂。漢初君主們採用的方針政策，早已被我們所熟知，從劉邦開始直到“文景之治”，一貫的“休養生息”，是歷史上著名的一段道家思想治世的成功典範。那么，為什麼在這時，是道家拔了頭籌呢?應該說，在國家政治基本穩定、但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不太好、國力還不太強的時代，道家思想正是最好的選擇。這時，國家大局已經搞定，沒人想再揭竿而起，爭雄天下了。怎么讓自己的日子過的一天比一天好，就是每個老百姓心裡最惦記的。那么，時代最重要的主題也就變成了——發展經濟。而對於發展經濟，道家思想就是最適宜的了。
我們說歷史、論發展，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知大家是否思考過：歷史的發展，它的原動力是什麼?其實——發展是不容置疑的，它從來也不需要道理!它可能因為戰亂等諸多原因變得緩慢甚至停滯，但卻絕不可能倒退。已經用過電燈的人，就算某天用不上電燈而被迫回去用蠟燭，他也不可能把電燈忘記。發展是永恆的主題，就像人生下來就會長大一樣，不需解釋也不容阻擋。而這個，也就是道家所告訴我們的至理——自然!即便你不去理會它，它也會一路向前。這句話最適用於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進步。《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簡言之，就是不要來回來去地翻騰，不要去過多地干擾它，否則就是破壞了自然的規律。用柳宗元《種樹郭橐陀傳》里的意思就更明白了：郭橐陀的樹為什麼種得比別人好?因為，他能“盡木之天年”。只做些必要的料理，而不像另外的那些“愛樹人”，恨不得一天看三回，兩天剪次枝。樹的生長是它的天性，你只要提供生長的條件就夠了，它就會以最自然最沒有壓力的狀態茁壯起來。在道家眼裡，發展是任何外物也左右不了的，世上每一個生命，都生動而充滿了活力。於是道家先賢告訴君王們：要讓百姓“盡天年”。把最基本的原則定好，給他們適當的引導，然後他們就會自然地行動起來。所以道家治世，往往最事半而功倍，“無為而治”這四個字可絕不是虛言。
《呂氏春秋》說，“世易時移，變法宜矣”，用現在的話，那就是“與時俱進”了。採用什麼樣的治國方略，以什麼指導思想為主，必得看所處的外界環境是什麼樣。同樣還是漢初這段時期，君王們如果推行法家，那會是什麼情形?——老百姓現在恨不得活不下去，好不容易不打仗了，想建設建設自己的生活，國家卻這也不讓乾，那也不讓搞，犯個小錯就殺頭，把本來就苦命的老百姓當強盜。再加點苛捐雜稅，大家再像陳勝吳廣那樣搞一回也實在不新鮮。秦朝因“法”而成，又因“法”而敗，明擺著的前車之鑑。法家斷斷是不行了，那么，儒家呢?首先漢初的時候，儒家思想還沒像後來那么受重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漢武帝時代的事。不過，即使儒家在那時已經有了隆重的地位，要以它為指導的話，效果也一定比不過道家。“倉稟實”才能“知禮節”，雖然儒家認為有氣節的人可以“捨生取義”，但對老百姓來說，這要求實在太不現實。您想向我們宣講仁義道德，我們不是不歡迎，不過，您得先讓我們吃飽吧。我們正餓得眼冒金星，還要虔誠地聽您對我們進行思想品德教育，這是不是太沒人性了些?您說我們只要有氣節，哪怕死也不用怕。那就是說，我們都應該抱著“六經”，然後心滿意足地餓死在街頭?——儒家並不適合於這樣的時代。那么，要到了什麼樣的時候，它才是最適宜，最有用武之地的呢?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
說起儒家的“治世”，漢武帝的輝煌時代，那是必要提到的。就在這時，儒家被尊為了正統，從此開始了對中國兩千年的統治。它也讓大漢王朝，呈現出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面貌。那么儒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成功呢?還得從“文景之治”來看起。因為道家的休養生息，經濟繁榮起來了，國家的實力也與日俱增。然而這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卻發現，國家富了，人民過好了，可是，他們卻離自己一點也不近，堂堂的大漢王朝，這國家凝聚力卻好像總是不夠!這本來也很正常，老百姓休養生息，自自然然地過好自己的日子，原本就無須去關心國家怎么樣。在道家思想里，他們就該把君主忘了才是正理。漢武帝掂量著手裡這個強大的國家，如果把力量集中起來，它就可以成就很多大事!但是，怎樣才能把這些各自散落的人心整合起來呢?讓他們從心裡以國家為己任?他看中了儒學，從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學，也像他期望的那樣，真的整合了天下的人心。
儒學告訴給每一個人，當你生下來，你就生活在社會的一個什麼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你應該怎么去扮演你的角色。整個天下，無數的小家最後組成一個大家，君王就是至高無上的“父”。在千差萬別的位置之間，有禮義道德為紐帶，把人們緊緊地聯結為一體。每一個人和國家的關係，都仿佛近得觸手可及。於是從此後，在儒家“治下”的兩千年，中國的文人死不悔改地“以天下為己任”，到現在這情結也沒有消褪;中國的老百姓跟世界其他民族相比，總是對“國事”表現著更高的熱衷，現在也仍然如此;極具中國特色的“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統一”永遠不可置疑，分置根本就是不可接受的……儒家，的確是為君王最好地收拾了天下。無論多大的國家，都能夠通過它，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整體。從這一點上說，道家和法家都是無法比擬的。法家的統治只是表面，只管人家的行動，根本不看他的心，治標不治本。道家則心在自然，我好就是天下好，一人一世界，根本不要求共同。還是儒家——它對於君王來說，是最能從根本上解決天下統治的問題的。所以，從漢武帝以後，它幾乎得到了所有朝代絕大部分皇帝的一致奉行，也是必然的結果。
現在看，如果以儒家為指導，那該是什麼樣的時代呢?政治穩定、經濟發達的強國時代。政治穩定，天下不存在強盜邏輯，儒家才能站得住;經濟發達，百姓“倉廩實”之後，才有心思去接受“教化”。在這樣的時代，經過儒家的整合，一個統一的完整的強大國家就會赫然呈現在人們眼前。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它都有著令人驚嘆的能力。
在說過了各家思想“分別”的成功之後，我們不妨再來看一個幾近完美的“治世”，看看它的成功機制又在哪裡。
既說“幾近完美”，也許很多朋友也就能夠想到了，這個“治世”，正是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貞觀之治”。“貞觀之治”的美譽和輝煌不用說，那一派萬民和樂，四海昇平的景象，一直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璀璨奪目的時期”。那么，“貞觀之治”的成功之道又是什麼，這時天下的指導思想又是怎樣的呢?也許，我們從“一代聖君”李世民的身上，就能很快地看出端倪來。
李世民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儒道兼綜”的君王。雖然，儒道兩家的基本思想完全不同，處理事務的做法也完全不同，但在李世民身上，道家和儒家卻結合得十分恰到好處。說到根本上，還是這位君王頭腦十分清醒，把自己的真正目的看得很明確。一切都是為了“治世”，為把國家治理好。在不同的時候，甚至處理不同的事務，哪個思想更好用，那么就採用哪個。而不是沉迷進哪家思想的魅力中，最後成為該門派的信徒。在他眼裡，一切思想，都是為我所“用”的。於是，我們就看到，這位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一面大力地推崇儒學，增加太學的名額，尊孔子為“聖”，還親自跑去，跟博士們講儒經，“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而另一面，他也同樣十分重視道家，很多國家大政的決策，都是鮮明的道家路數。“貞觀之治”首先得自於他繼位以來近十年的“休養生息”，他的信臣像魏徵他們也不斷地強調“無為而治，德之上也”，真正的“治世”，就是道家所描述的“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儒家和道家，在貞觀時代，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因為道家的清靜，寬簡，不擾民，經濟很快就發展了起來，老百姓們也很快走向了小康;因為儒家教化的倡導和推行，天下人心又整合了起來，讓每個百姓都懂得了為人立德的道理，而不是各行其是。於是，貞觀年間，天下衣食豐足，生氣盎然，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說有人從山東出發到海濱，都不用帶多少糧食，一路上自然有人饋贈。真真就是傳說中太平盛世的楷模。
從“貞觀之治”，或許就能夠看出幾分真諦來了。我們的古典哲學，它們的根本是為我們所用的，歡迎研究，但實在不必去迷信。無論哪一家思想，都不必一成不變地永遠去追隨。對於“治世”來說，更加如此。儒道兼綜——歷史上大多成功的政治家，他們的個人思想修養，都是這個路數。這大概也是古代治世思想最完美的組合了。
上面我們從“治世”的大方面，探討了幾種思想的效用，那么對於個人，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對於個人，儒、道兩家，它們也各自都有很強的“修身功能”，都能夠成為一個人生存的指導。道家則尤其徹底。
其實這個，幾千年來聰明智慧的文人們，早給我們實踐地明明白白了，他們歷來都是——“進則儒，退則道”。上進時，要以天下為己任時，靠儒家來激勵自己;逆境時，沒有辦法改變外界時，用道家給自己留下最後的退路。我以為這是非常好的。不必說某某人心志不專一，不執著。一個人活在世上，生存還是最大的真理。文人們一貫地多情敏感脆弱，然而我們卻發現，在中國古代，他們卻極少會投河上吊，縱然一輩子坎坷，也不會讓自己心裡沒了路。可到了近代，傳統思想開始遠離人們的頭腦，文人們卻也紛紛開始自盡了。在國外，文學家藝術家以自殺方式來了結的，也實不在少數。
這也真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最令人感懷的了，這生存之道，在兩千年多年前，祖先們就已經明明白白地教給了我們。或許，當你有一天走投無路、覺得再沒有心力去面對人生的時候，品品道家、看看儒學，就會發現自己的心竟在不自覺中開闊了起來，其實生活根本不像你想像的那樣糟糕。(文/劉雅茹)
竹林七賢學術隨筆篇二
竹林七賢是中國歷史上回歸自然的高人雅士群體。有關七賢的音樂、文學作品都特別精彩。一首《廣陵散》千古絕唱，八十《詠懷》詩感人肺腹。所以，竹林七賢使世人傾倒。隋開科考，《嵇氏四弄》被列為進士考題。阮籍的詩歌常被文人雅士吟頌於口。杜康造酒醉劉伶的傳說盛於民間。直至現在，七賢的故事仍舊膾炙人口。
《竹林遺風》專輯，就是摩尼天虹老師以竹林七賢琴曲為主題推出的古琴演奏專輯。其內容包括：竹林七賢的傳世琴曲八首：《酒狂》、《風入松》、《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孤館遇神》、《廣陵散》。以及摩尼天虹老師的《〈竹林遺風〉隨筆》。
魏晉時期是琴學的繁榮階段，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高人雅士，竹林七賢即是其中的代表。而竹林七賢的八首傳世琴曲，素為歷代琴人所重，然鮮有完整打譜、演奏並錄音傳世者。《竹林遺風》專輯的問世，適時彌補了這個空白。
《竹林遺風》古琴專輯，完整收錄了竹林七賢的傳世琴曲，是目前為止最為完整的以竹林七賢為主題的古琴演奏專輯，據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收藏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套收錄《嵇氏四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的古琴演奏專輯，目前尚屬唯一。
摩尼天虹老師在《〈竹林遺風〉隨筆》中也曾提到：“七賢琴曲，有八首傳世，甚為珍貴，素為歷代琴人所重。時至今日，此八曲得之者甚鮮。天虹珍之，曾為八曲打譜，並收入《醒心琴譜》之中。”
而今《竹林遺風》的出版，使七賢雅韻，魏晉古風得到了再現，令人欣慰。
錄老師《〈竹林遺風〉隨筆》片語，與諸琴友共賞：
一、竹林七賢 忘情山水
琴棋書畫，中國傳統文化之代表也，而琴居其首。
琴學史中，有四時而為高峰：春秋戰國，是為琴學之首次輝煌時期。漢魏兩晉，是為琴學之高度繁榮時期。隋唐兩宋，是為琴學之全面興盛時期。而明清兩朝，則為琴學之成熟時期。
魏晉者，處琴學高度繁榮之階段。於此時期，諸家思想，皆甚活躍。曹操“唯才是舉”，已打破漢朝以來儒學之絕對統治地位。是故除儒學正統盛行之外，其他思想亦紛紛興起。此一時期，佛教於中國內地已甚為興旺;由佛教發展而興起之“般若學”，已獨立傳播;由老莊思想發展而成之“道教”已開始興起;而以老莊之學解釋儒學經典之“玄學”，亦興起並流行於世……
於此環境之下，文化發展迅猛。琴學於此時期，亦空前繁榮。許多高士，紛紛湧現而出。“竹林七賢”即其中之代表。
“竹林七賢”者，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七名士也。其常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飲，故世稱“竹林七賢”。其中嵇康為曹魏皇親，文章、琴學皆名噪天下;阮籍、阮鹹為建安七子中阮瑀之子孫，阮籍為琴家、詩人，阮鹹為音樂家;向秀為玄學“崇有派”之代表;王戎為玄學“崇無派”之代表;山濤為司馬氏親屬;而醉酒放肆則首推劉伶，民間有“杜康造酒醉劉伶”之說。而七賢之共同特點，即皆崇尚老莊之學，不拘禮法，生性放達，忘情于山林之間。七賢之中，有著名琴家三人，即：嵇康、阮籍、阮鹹。
竹林七賢學術隨筆篇三
所謂魏晉風度就是指漢末魏晉時期形成的一種時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體說就是指受道家的學術和玄學的思潮引起的一種風氣，產生的一種追求自然——與名教相對，名教也就是禮教，追求自我——與外物相對，也就是與身外之物相對，追求自由——與束縛相對，的三字追求，以及由此在上層貴族中形成一種超越性的人生價值觀和審美性的人格氣度，這就是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這個概念出現的時間也不過一百年時間，甚至一百年不到，具體是魯迅先生在1920xx年到廣州做過一個演講，演講的題目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個演講做完以後，魏晉風度就成為一個文化命題。
魏晉風度大概為12個風氣，分別是美容之風、服藥之風、飲酒之風、任誕之風、清談之風、隱逸之風、藝術之風等，這些風氣都是當時魏晉風度的一些重要的表現，跟竹林七賢的推動也有極大的關係。
在魏晉的時候，對於美的欣賞、追捧和熱愛簡直到了一種極致。特別還要指出的是不僅對於女性美有欣賞，更重要是欣賞男性美。對於男性美的欣賞第一個標準就是要白，第二個標準是身材要高，第三個是眼睛要亮，黑白分明，第四個是神情要好，氣質要好，風度要好。
竹林七賢的人數可能不止七個，但竹林七賢的命名，可能是後人為了比附經典和聖人孔子的一個說法。史學大師陳寅恪提出“竹林七賢”中的竹林未必是自然界的竹林，很有可能是從佛經翻譯的過程中借過來的一個概念。以嵇康、阮籍、山濤為首的竹林七賢天性不羈、性情放達，多有不拘禮法的任誕之舉。嵇康天姿卓群卻土木形骸，不修邊幅，順其自然，在臨死之際仍然淡然處之，奏出廣陵絕唱;阮籍與賈寶玉的相似度頗高，常有悲天憫人之哭，被稱為是“最愛哭的詩人”;劉伶身矮小，容貌不佳，卻放浪形骸、以酒為樂，經常以宇宙為狹、幕天席地，有著無窮寬廣的精神自我。
竹林七賢的每個個體，性格各異，面對政權更替時的選擇也各不相同。但他們能突破政見上的分歧、超越世俗的是非，交遊甚深，如同七個不同的音符，組合在一起，就是一段動人的樂章。比如嵇康堅決不與司馬氏合作，山濤卻做了司馬氏的官，嵇康甚至寫出《與山巨源絕交書》，卻把自己的兒女託孤給山濤，這就是一種超越的精神，他們的友誼也達到了和而不同的更高境界。
竹林七賢的故事揭示了人生三大核心問題：選擇問題、生死問題、情感問題，無論是自由、獨立、尊嚴和幸福都與個人的選擇有關，嵇康之死提升了竹林七賢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和心靈史上的地位，給活著的人們以更大的精神動力。人們常常對身外之物追求得很多，但是對身邊的情卻熟視無睹，這的確是一個極大的悲哀。竹林七賢也反映了人類幸福的三大前提，那就是要保持多元化、個性化和寬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