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性是新聞的基本特性。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新聞客觀性隨筆，希望你喜歡。
新聞客觀性隨筆篇一
1、自媒體定位堅持補位化科普，行業化精度，平民化立場，多樣化傳播。
2、信息內容有正確的三觀，在保持新聞及時性的同時，恪守事件真實性，不傳謠不信謠，不妄下結論，通過多方求證，堅持客觀公正的報導。
3、堅持文明理性的表達觀點，不故意挑逗公眾的情緒;不為了吸引眼球、賺取點擊率而故意歪曲事實;不以“標題黨”手法誤導公眾和輿論。
4、在面對災難和事故報導時，恪守新聞倫理，主動盡到一份責任，多一些溫暖的人性釋放，少一些冷血的無端指責;多一些“如何杜絕悲劇”的思考，少一些“消費悲劇”的推波助瀾。
新聞客觀性隨筆篇二
商業利益的驅動。商業利益是新聞客觀性誕生的動因。客觀性誕生之初即是由商業利益驅動使然，貼著濃厚的商業標籤。新聞的客觀性最早萌芽於美國，19世紀30年代，政黨報刊在美國逐漸沒落，政黨報刊的主要內容是政論，即使有新聞也大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或偏見。政黨報刊說到底是一種“觀點紙”，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新聞紙”。政黨報刊上的攻擊謾罵逐漸招致讀者的反感，恰在此時以《紐約太陽報》為先聲的商業報刊時期到來了。自1833年《紐約太陽報》問世以來，整個19世紀中期的美國報業就是廉價報紙的天下，但是這種廉價的便士報“激情主義”的報導風格遭到有識之士的反對。此時，一位在新聞客觀性的發展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亨利·雷蒙德出現了，他和金融界的兩位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報紙即著名的《紐約時報》。他們認為把意見和觀點加入新聞報導的寫作方式不再受讀者歡迎，在擁有50萬人口的紐約市，創辦一份“公正、穩健、客觀、冷靜、全面”的報紙一定會受到那些有頭腦有判斷力的讀者歡迎。他們認為採用客觀的報導手法可以提高報紙銷量。於是，客觀性原則開始被套用於新聞業。可見，客觀性原則最初被套用於新聞實踐中是出於商業利益的需要，是為了使報紙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從一開始，商業利益就是促使客觀性原則套用於新聞寫作的誘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聞客觀性原則在其後來的發展中一直在竭力擺脫商業利益的影響。
商業利益對報刊的影響從未停止過。自從黨政報刊沒落以後，商業報刊逐漸崛起。商業報刊的一大特色便是“標榜獨立”。“班傑明·戴在創辦《紐約太陽報》時宣稱：我們決定創辦一個獨立的報紙，我們採取獨立的方針。詹姆斯·戈登·貝內特在創辦《紐約先驅報》時也宣稱：我們將不支持任何政黨，不做任何集團的機關報。”[1]雖然商業報刊一直在標榜自己的獨立，但其獨立化的一個最主要方面便是企業化經營。唯有爭取經濟上的獨立才能贏得新聞報導上的獨立。作為一個企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贏得利潤，如果沒有利潤企業就生存不下去。報社作為一個企業，自然也要遵守企業的生存法則，惟其如此才能維持報社的正常運營，使之不受制於任何黨派。然而，報社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廣告客戶，既要盈利，就會不可避免地從黨派的束縛中走入廣告客戶的束縛中。所以商業報刊時期各家報紙也並非真正做到了絕對客觀公正地報導新聞事實，在追逐商業利益的同時，新聞客觀性也受制於廣告客戶。一百多年過去了，現如今西方的報紙仍舊以“客觀、公正、獨立”來標榜，但實際上在西方的報業巨頭們看來媒體也不過是生產新聞的企業，追逐商業利益始終是商人的本性。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媒體要擺脫商業利益的影響，在新聞報導中做到絕對的客觀公正是天方夜譚。我國的媒體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現如今我國的媒體是“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作為企業，媒體要自負盈虧，必然也要追逐商業利益。在我國，廣告是媒體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得罪了廣告客戶無異於自絕財路，因此廣告客戶對新聞報導的影響可見一斑。一旦觸及廣告客戶的利益，媒體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就岌岌可危。
政治因素的影響。新聞與政治似乎從來都緊密相連。雖然西方媒體一直標榜自己客觀公正，他們被稱為獨立於各黨派之外的第四權力，發揮著良好的輿論監督作用。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濟領域經歷了五次比較大的併購浪潮，這五次併購浪潮推動了美國新聞業壟斷的發展。“1982年，美國學者本·巴格迪坎研究發現，美國的全部新聞與娛樂業實際上控制在50家大公司手裡;到1996年，他發現對傳媒的壟斷更集中在10家公司手裡。到20xx年，美國的傳媒娛樂業幾乎被五大財團壟斷。”[2]而這幾大高度壟斷的傳媒集團又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通常是各黨派幕後的財團，他們不可能做到完全中立客觀。這一點從美國的總統大選中可見一斑，每一次的總統大選，美國國內的媒體都是用大量篇幅宣傳和報導自己支持的政黨和候選人，甚至於竭力報導對手的醜聞，這些媒體如此旗幟鮮明傾向性明顯地報導新聞時顯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所以，即便在民主制度已經比較健全的西方國家，新聞媒體想要完全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做到絕對的客觀中立也是不可能的。
在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提出“政治家辦報”的思想，直至今日我國媒體仍然沿襲著這種思想。既然是政治家辦報，我國的新聞媒體想要擺脫政治力量的控制，做到絕對的客觀中立更是艱難。雖然我國媒體已經走出了以前重宣傳輕新聞的模式，不再完全把媒體當做政治工具，開始向著更加專業的方向發展，也把客觀中立作為一種新聞專業主義理想在堅持著。但很多時候，我國媒體的新聞報導仍會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制約，不能完全做到報導的客觀中立，如同戴著鐐銬在跳舞。
無論是西方的第四權力還是我國的黨報系統，媒體想要完全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進行絕對客觀公正的報導都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媒體本身的作用決定的，媒體具有引導輿論的作用，無論在何種政治體制下，當政者都不可能放任這個引導輿論的工具，讓其成為危害自身政權的隱患。作為引導輿論的重要工具，媒體始終會跟政治聯繫在一起，只是受其影響和控制的強弱有所不同罷了。在這種情況下，想要追求新聞報導的絕對客觀公正是不現實的。
個人局限性的影響。新聞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新聞事實本身是客觀事實，但是一個事實有時間、地點、人物等多種要素，這些要素有很多種排列組合，然而一名記者只能選取其中一種組合方式來敘述這個事實。所以一旦事實經記者采寫報導就成為主觀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不再是純客觀的事實。即便是攝像機在記錄新聞事實時，也會有個角度。比如20xx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同一台晚會，由於選取的角度不同，中央電視台拍出來的效果就遠不及CNN拍出的那么美輪美奐。既然連沒有情感的機器都不可能完全客觀真實地再現事實的本來面目，更何況作為新聞記錄者的人呢?
一百個人眼裡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由於受教育程度不同、成長的環境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觀察事物時必然會有不同的立場和角度。比如，美國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訴他們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我們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西藏是我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記者和中國記者怎么可能用同一種眼光看待20xx年的“3·14”事件呢?來自成長環境、文化背景和受教育程度這些方面的差異性，使每個人在看問題時都不可避免地有個人局限性，在記錄新聞事件時不自覺地打上個人的烙印。正是這種個人局限性影響著新聞的客觀性。西方新聞學界提出，在新聞寫作中記者應避免抒發個人情感和議論，把基本事實和觀點分開來寫。這樣做確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個人局限性對新聞客觀性的影響，但正如前面所說，新聞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我們只能無限接近客觀性，卻無法絕對擺脫個人局限性對其的干擾。
新聞客觀性隨筆篇三
然而，海內外新聞傳播理論界對新聞客觀性的研究卻存在較大的差異。國內的一些學者認為，新聞的客觀性就是“我來了，我看了，我記了”。其實，這種表述並不足以揭示出新聞的客觀性特徵。新聞的客觀性，不等於新聞的真實性，新聞的真實性是指新聞事件的客觀存在，而新聞的客觀性則是指新聞在特定的環境中存在;新聞的客觀性，不等於新聞的全面性，新聞的全面性是指對新聞事件進行整體全面的描述，而新聞的客觀性則是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對新聞事件進行客觀描述。
之所以討論這一問題，是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影響新聞客觀性的因素不僅包括新聞記者的主觀偏好，而且還包括客群的主觀偏好。學者對反映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衝突的電視新聞進行統計調查分析，發現在接受調查的人群中，支持以色列的人認為新聞偏袒巴勒斯坦，而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則認為新聞偏袒以色列，只有那些對中東事務缺乏了解並且保持中立的人，才會接受新聞媒體關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新聞。這種引入客群判斷的客觀性分析，實際上是把新聞的客觀性與新聞產生的社會效果聯繫在一起。
一
在判斷新聞是否具有客觀性特徵的時候，不能採用真實性的標準，當然也不能採用全面性的標準，而必須在特定的新聞傳播關係中，採用相對性的標準。如果認為新聞可以報導一切，新聞必須面對所有的客群，那么，就是在刻意地淡化新聞的客觀性，或者，把新聞的客觀性變成一個無從判斷的虛假問題。
新聞採訪報導行為產生新聞社會關係。在新聞社會關係中，既包括記者，當然也包括客群。如果沒有客群的參與，那么，新聞報導就變得毫無意義。之所以強調新聞的社會關係屬性，就是要把新聞放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進行考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地把握新聞客觀性的基本內涵。
新聞客觀性是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對新聞作出的價值判斷。客觀與否不等於真實與否，新聞記者選擇不同的報導題材、報導角度，報導形式，可以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因此，同樣是關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新聞報導，新聞記者在行使選擇權利的時候，就充分體現了新聞記者的價值判斷。如果新聞記者刻意地迎合特殊的群體，譬如，生活在美國的猶太裔客群，那么，在他們的眼中新聞報導就具有客觀性;反過來，如果新聞記者拒絕從生活在美國的猶太裔客群角度選擇報導的題材、角度和形式，那么，在這一部分客群心目中，新聞就不具有客觀性特徵。
在網際網路時代，價值形態的多樣化表現得尤為明顯。不同的群體對新聞有不同的需求，因而判斷新聞客觀性的標準就更為複雜。新聞媒體在製作新聞作品的時候，不僅要考慮到新聞的真實性、全面性，而且要尋找自己所服務的群體，爭取他們的支持，從而儘可能地體現新聞的客觀性特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聞記者雖然不能刻意地迎合自己的客群，但是，新聞記者必須知道自己所服務的對象，因為這關係到新聞客觀性的問題。
新聞的客觀性是相對的，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新聞客觀性標準。強調新聞客觀性，必須與新聞記者的主觀判斷結合起來，必須與新聞作品的服務對象聯繫起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了解新聞客觀性的真實內涵。
新聞客觀性是一個容易與新聞真實性、全面性混為一談的概念。新聞的客觀性是指新聞記者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反映過程，也是指客群對新聞作品這一客觀表現的主觀感受。
總而言之，新聞的客觀性是指主觀見之於客觀、客觀見之於主觀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社會現象。如果把新聞的客觀性等同於對新聞事實的客觀描述，那么，就是把新聞的客觀性與新聞的真實性混淆起來;如果把新聞的客觀性等同於對新聞事實的全面描述，那么，就是把新聞的客觀性與新聞的全面性混淆起來。新聞的客觀性之所以複雜，就是因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新聞的客觀性具有不同的內涵，人們對新聞的客觀性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
在社會群體日益分化的今天，強調新聞的客觀性就是要求新聞記者必須大膽地承認自己所服務的對象，不要以“包打天下”的面目製作新聞作品。新聞的客觀性是建立在新聞真實性基礎之上的，也是對新聞全面性的價值判斷。新聞的客觀性首先要求新聞記者必須學會承認新聞的主觀判斷價值，不要動輒把新聞客觀性當作拒絕批評的擋箭牌。一些新聞媒體從業者之所以拒絕批評，就是因為他們總是強調自己新聞作品具有客觀性特徵。其實，採用長期策劃、跟蹤調查、精耕細作的採訪手法製作出來的新聞作品，充其量只有真實性，未必具有客觀性。
二
討論新聞客觀性的價值就在於，徹底打破新聞傳播學上一些錯誤的思維定勢，揭示一些新聞媒體新聞炒作行為的本質特徵。
新聞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觀點，一種客觀反映新聞記者與客群情緒和價值判斷的社會現象。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新聞的客觀性具有特定的內涵。要想真正實現新聞觀點的平衡，必須努力地營造新聞市場，建立更加豐富的新聞傳播關係，讓代表不同群體的新聞記者與自己所代表的群體形成各種各樣的新聞傳播關係，並且在新聞傳播關係相互碰撞過程中，為公眾提供更多的信息。
實現新聞的客觀性，不能單靠新聞記者個人的自覺，當然更不能單純指望教育。實現新聞的客觀性要求社會各界以開放的姿態，努力營造一個自由寬鬆的新聞市場，讓各種各樣的觀點都呈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看到不同的新聞傳播關係，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多元觀點市場的碰撞中，實現新聞的客觀性。打個比方，如果在一個市場中只有一種兔子，那么，就很難對兔子作出客觀的評價;反過來，如果市場存在很多種兔子，那么，人們就會在比較鑑別之中對兔子作出客觀的評價。所以，只有繁榮新聞市場，才能實現新聞的客觀性。
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必須向精細化的方向發展，新聞傳播研究者必須徹底拋棄傳統的思維方式，充分借鑑一些已開發國家新聞傳播研究的經驗，重新認識司空見慣的新聞現象和新聞概念，真正從社會關係中發現問題的癥結，並且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果在新聞傳播研究中，只看到一些淺層次的描述，而沒有看到客觀性在不同社會關係中的不同表現，那么，就很難捕捉到新聞的基本內涵。
新聞是一種觀點，新聞報導權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選擇權。新聞記者之所以選擇不同的題材、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表現方法，就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判斷。新聞記者可以迎合某些社會群體的需要，也可以大膽地表現自己的價值追求。只有在一個充分競爭的新聞市場裡，才能體現出新聞客觀性的特徵。假如把新聞的客觀性僅僅理解成為新聞報導的客觀存在，或者把新聞的客觀性看作是對新聞細節的客觀描述，那么，就沒有準確地把握新聞客觀性的本質特徵。新聞的客觀性是一種相對特徵，新聞的客觀性只能在具體的社會關係中體現出來。假如忽視了新聞所體現的社會關係，而試圖取悅於所有的客群，那么，新聞從業者要么是不了解新聞客觀性的基本內涵，要么是徹頭徹尾的偽君子。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些美國傳媒學者在分析新聞客觀性特徵的時候，創造出了 “媒體敵視偏執”(hostilemediabias)這樣一個概念，認為正是由於社會群體存在著偏見，所以，新聞的客觀性才難以真實體現。在網際網路形成的碎片化社會，“媒體敵視偏執”現象表現得更為明顯。“新聞報導客觀與否，不僅僅是一個客群的心理問題，它也反映了美國社會當前的變遷”(《南方都市報》，20xx年2月13日)。在筆者看來，所謂“媒體敵視偏執”恰恰反映出新聞客觀性的相對特徵，只有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考察新聞的客觀性，才會得出有益的結論來。
總之，新聞的客觀性是新聞的相對特徵，只有在具體的新聞社會關係中才能體現出來。強調新聞的客觀性，就是在強調記者主觀表達的同時，充分考慮客群的主觀感受，不要把新聞的客觀性與新聞的真實性、新聞的全面性混為一談。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