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大屠殺等於第二次屠殺。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威塞爾的反戰箴言出現在史詩電視劇《四十九日祭》的片頭，直面屠戮歷史，審判人間罪惡無疑是該劇最鮮明的態度和主題。南京大屠殺是人類的災難，對於中國人而言，它是一段國家記憶，是一段民族創傷。作為第一個國家公祭日的紀念力作，《四十九日祭》的播出，既是對30萬無辜死難者的螢屏祭奠，也是踐行xx文藝座談會精神，不做市場奴隸，積極弘揚了主流價值觀。面向世界講述戰爭戕害，以震撼心靈的人性與情感揭示生命的尊嚴，《四十九日祭》靜水流深，兼具了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堪稱中國電視劇的豐碑之作。
《四十九日祭》在題材上並不特別，反映南京大屠殺的影視作品也不少見，然而這正是《四十九日祭》的特別之處。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故事，西方現在還在拍，電影《辛德勒名單》、《鋼琴師》享譽世界。但二戰期間中國戰場的傷亡，尤其是堪稱人間慘劇的南京大屠殺卻從沒得到國際化的表現，所以這種題材實際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的黑暗記憶，是震盪國家的民族之痛。在這個層面上，具有國際視野的《四十九日祭》第一次向世界發出了中國反戰最強音。該劇講述了1937年南京淪陷前後，四十九日內發生的戰亂創傷。如果說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人類文明的污點，《四十九日祭》則站在張藝謀電影《金陵十三衩》肩膀上，創造性增加前史和後史，對日軍暴行展開了最深刻的揭露與清算。可以說，以人類公義審判罪惡的《四十九日·祭》拍出了國產劇少有的大格局和新高度，足以代表中國水準，比肩世界反戰經典。
宏大歷史需要一個嵌入口，講故事是跨越國界、跨越歷史介紹中國的最好方式。蜚聲海內外的華人女作家嚴歌苓深諳此道，擅長風格化敘事，曾拍出《走向共和》、《人間正道是滄桑》的導演張黎更擅長用細膩的人性刻畫和極具韻味的鏡頭語言營造人文觀感。“靜水流深”是嚴歌苓和張黎作品的印象，兩人合作的《四十九日祭》則是這種高級表現的範本。比如該劇將大事件濃縮在7周內，時間敘事讓“南京大屠殺”更顯逼人的殘酷。南京淪陷前一周，各色人群上演著他們的生活。教堂的女學生雖然慌亂卻相信有上帝的庇護；藏玉樓里的風塵女照舊紙碎金迷，談情鬥嘴，活在當下；長在教堂卻不信神的法比，滿大街找食物還不忘潑皮本性，順手牽羊之餘還跟洋汽車“鬥氣”；南京的守軍激戰正酣，一心期待援軍；戴濤的德式裝備教導總隊駐在妓院門口，懲戒違紀的同時，也能雨中起舞，博佳人一笑；國民政府公務員孟繁明更糾結在愛情和父女矛盾中，體驗著一個男人的難。可以說，災難前每一個人都對生活充滿著希望，對接下來的恐怖準備不足。然而正是這種看似平和、嬉鬧，充斥市井生活的景象，猶如暴雨將至前的陰雲，讓恐怖更恐怖。《四十九日祭》將危險藏於安寧中，將災難匿於桂花、小元宵的叫賣聲中，反襯出了接下來“黑色六周”的地獄圖景，其強烈震撼力不言而喻。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沒有交集的人因為戰爭走到了一起，不同階層、不同個性的人殊途同歸，面對共同的災難。正如編劇嚴歌苓所說，戰爭拉平每一個人。在災難面前，人和動物都是一樣的命運。《四十九日祭》精選了三類中國人：法比、戴濤、孟繁明為代表的男人們；玉墨代表的女人們和書娟為代表的孩子們，在災難這條船上，他們相互依偎，共同抗爭，以小見大反映了當時整箇中國的苦難和抗爭，而她們蜷縮避難的教堂則是亂世中的孤島，最大化展現了人性與生命的尊嚴。戰爭來了，男人來扛，女人和孩子才有救。概括來說，這部劇講述的是中國男人為他們身後的女人一個個去死的故事。書娟眼裡的醉鬼混混——法比為了教堂的女學生，一次次擋在日軍刺刀前，用生命維護孩子們的生命與尊嚴；少尉狙擊手戴濤為了心愛的玉墨和孩子，用一桿槍搏命保衛教堂，一直戰鬥到生命終結；位居高位的孟繁明不惜放下尊嚴，屈身於日軍，只為換來通行證，讓女兒能逃出南京……在這部劇里，中國男人像父親、像兄弟一樣拚命保護女人，他們拿他們的命換女人的命。也正如此，《四十九日祭》完成了生命價值的交接——女人替男人活下去，才使得最後玉墨、書娟、豆蔻以戰爭親歷者身份參與的日軍罪行審判更顯說服力和震撼力。
男人犧牲如山，活著的女人背負著十字架，艱難前行。女性是戰爭的終極犧牲者。劇中戴濤說，走了的人容易，留下來的人難。因此，在“孤島”環境中，女人之間的人性對抗和情感演變更將南京大屠殺的創傷渲染得更悲涼。《四十九日祭》中，當趙玉墨這些秦淮風塵女走進教堂時，孟書娟這群女學生最初的態度是不甘和厭惡，甚至用惡毒語言攻擊窯姐，以保護她們的區別。她們搶食物、搶地窖、打架鬥嘴，有著女人的爭鬥。然而隨著朝夕相處，被死亡一次次威脅，當孤傲的書娟因為來月經感到迷茫無助，第一次主動接受玉墨這個“壞女人”的母愛；當風騷的紅綾與呆板的教堂雜工喬治相愛，在冰冷的下水道相擁至死；當魔鬼在召喚，玉墨這群窯姐主動換上學生服，選擇把生命留給學生，把死亡留給自己。亂世中的人性與情感得到了升華。所以戰爭與災難是拷問人性和尊嚴的熔爐。《四十九日祭》是以女性視角直面殘酷戰爭和美好人性，烘托的是群體命運下的英雄群像，這才是中國電視劇的基礎品質。
在死亡面前，沒有尊卑貴賤，人最本能的求生欲和恐懼以及生命的抉擇在南京這座城市、這座教堂碰撞出火花，絢爛而殘酷。就像同樣是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電視劇，《四十九日祭》卻沒有以鋪陳災難、渲染傷口的方式刺激觀眾神經。它的敘事語言內斂而克制，如同一個沉默的親歷者，陳列出一張張觸目驚人的老照片，照片裡發生了什麼，觀眾自有答案。十四歲的朱瑪麗不甘日軍凌辱，墜樓而死；奄奄一息的王小妹被日軍從燒成焦碳的屍堆中扒出xx；美麗的豆蔻慘遭日軍凌辱、毀容，身上被砍37刀，法庭上展示的背上傷痕，觸目驚心。在導演張黎鏡頭下，《四十九日祭》呈現的暴力冷靜到虐心，觀眾不由沉浸其中，隨著劇情畫面，調動起最原始的情緒，感同身受地體會日軍獸行。
對於南京大屠殺，《四十九日祭》是“靜水流深”，大師級的藝術表現，從台詞到鏡頭再到演員表演都極富張力。“我們只會打仗，不會跳舞”、“光著膀子也能打日本人”、“你哪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死又是怎么一回事”、“只要能把你帶出南京，哪怕是做豬做狗，我都不在乎。”諸如此類的台詞雖然簡單質樸，卻有著一字千鈞，攝人心魄的韻味。而書娟躺在炸彈坑裡，拍著頭頂上密集的日軍機群以及哭泣著拿起相機，給滿臉血污的士兵拍著他們最後一張照片，再加上低沉大提琴的配樂，這樣的鏡頭有如無聲的控訴，撞擊人心。此外，咖啡廳的留聲機吱吱啞啞響著，是亂世中的一絲頹靡，也是戰爭摧殘下的幾縷溫情；戰火席捲時，英格瑪神父帶領女學生唱聖歌，燭光搖曳，是恐怖氣氛下點燃希望的光源……可以說，單論台詞和鏡頭語言這兩項，《四十九日祭》都屬今年最佳。而張嘉譯演繹的神父法比、宋佳演繹的秦淮河頭牌玉墨、胡歌飾演的柔情軍官戴濤、黃志忠飾演的父親孟繁明也堪稱教科書般的表演，濃烈情感融進一句句台詞、一個個動作里，潤物細無聲，為該劇增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
回顧慘痛歷史，是為了珍惜現在的幸福，保衛未來的和平。巴爾扎克說：“有些罪惡是不能洗刷的。”劇中魏特琳女士也說，中國人太善良了，容易忘記不好的事。所以文火慢燉的《四十九日祭》不僅僅是從人道主義視角關注絕境中的生命尊嚴與人性救贖，更是以災難中的悲慘命運，揭示出一個大主題：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對待罪惡？《四十九日祭》的態度是：可以寬恕，絕不忘卻，必須道歉。這也正是我們應該堅持的歷史觀。捍衛真理和良知，牢記屠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保衛來之不易的和平，這才是對死難者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