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作文3000字（1）
我從來都沒覺得我媽媽是個作家，我覺得她就是我媽媽。我知道她寫作品大約是在1945年，她寫《關於女人》的時候，那時媽媽辭去了指導委員會的工作，家裡就靠爸爸一個人賺錢，而爸爸又得了肺炎，幾乎都要死了，不巧那時我們家又被盜了，本來還有架打字機準備拿去當鋪當的，結果也被偷了，媽媽沒辦法只好寫文章來賣錢。
媽媽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感觸最深的是從小媽媽就教我們要真、做人要真，要說真話。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我從小跟媽媽呆在一塊兒時間最多，也是得到母親最多的愛的一個孩子。小時候媽媽常給我講故事，常帶我到歌樂山去欣賞大自然，然後總告訴我應該熱愛小動物，說它們既然是有生命的東西，就應該有機會在這個世界上幸福地生活。小時候我特別頑皮，人家也說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特別喜歡在外面玩。
有
時候我逮著蝴蝶兒，或是小蟲子、小麻雀，媽媽總是說：
“你把它放了吧，它媽媽可能在等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媽媽可能會著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是在外面沒有媽媽，你會是什麼感覺呢？”我略大一點的時候，看見打日本回來的兵，缺胳膊短腿兒的，我就問媽媽他們為什麼沒有手，媽媽說他們是打了日本鬼子以後傷了回來的。大約受媽媽的影響吧，我覺得對他們特別同情。那時正好我在的國小要募捐，我是募捐最多的一個。我有一個小男朋友，幾歲的小男孩兒，名叫馬歌樂，特別喜歡我，而他家是大地主，我就到他家去募捐，募過一次後還去。他們說吳宗黎(我小時候的名字)已經來過了，我說不行，我的錢太少了，我還要募，我說你們家有錢你們就應該多捐。當時我覺得那些兵為國家負了傷，我就應該這樣做。
我9歲時我們一家到了日本，當時我曾把在日本的中國孩子組織起來，天天出去打日本孩子，當然現在反過來想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想法。其實在國內我自己並沒有直接受過日本的什麼禍害，當然轟炸還是有影響的。但我還是天天帶著小藥箱，騎上腳踏車，充當孩子頭，看見日本孩子就打，剛開始媽媽不知道我出去是幹這個，後來知道了以後就批評我，並給我們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人民受了苦，日本人民也受了苦，你們打日本孩子是不行的，當時日本供應很緊張，實行配給制，許多人吃不飽，穿不暖，媽媽就請她的一些威爾斯利的同學每禮拜四到我們家吃一次午飯，吃了午飯還做了一些東西讓他們帶回家。
在媽媽的影響下，我慢慢改變，不打日本孩子了，但一開始我拒絕學日語。媽媽那時也不願意送我們去日本學校，因為對於日本人，她當時是有想法的。甚至在今天，儘管是中日友好協會的理事，有時看見日本國旗時，氣還是不打一處來。媽媽也不願意我們去美軍學校，因為美軍學校品德不太好，有的小女孩兒很快就懷孕了，是大兵的孩子。所以媽媽就把我們送到了聖心女子中學，那是天主教會辦的，對女孩子管教比較嚴，每個人都穿著制服。
在日本的幾年，我覺得我聽到的、我看到的，還是有一種比較強烈的愛國主義的東西的。儘管我父親當時還在國民黨政府工作，但我們家已經有《人民日報》了，都放在樓上，偷偷地看。所以我從小就有一種感覺，就是共產黨並不可怕。在日本、美國人的宣傳中一提到共產黨，就是壞的，人家也怕；一聽到你是中國人，馬上就舉起手。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卻感到共產黨是好的，毛主席是好的。
同時，我也覺得國民黨特務在監視我們。小時候我和姐姐不一樣，姐姐比較愛念書，我卻什麼事都愛聽，都愛問，都愛管。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國民黨員，像是特務，到我們家來，到我爸爸書房去翻。我記得當時書房裡有一本amma louise strong寫的《three years in moscow》。那人就去翻這一本書，我說：“你不要動我爸爸的書！”當時我可能覺得莫斯科就是跟共產黨有關係吧。此外，還有一點很深的感受是，父母一直教育我們要熱愛自己的國家。當時在日本，我正好12歲，姐姐15歲，我們所有的供應都是美國的，看電影是美國的，上學校是教會的，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價值觀念，我覺得在我身上是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的。因此爸爸媽媽特別怕我們忘了自己的祖國。後來耶魯大學請我爸爸去教書，他們更怕我們到了美國以後成了沒有祖國的孩子，所以說決定把我們帶回國來。“文革”中批鬥我的時候有人問我說，吳青你怎么看你爸爸媽媽？我說我爸爸媽媽頂多只是有一些資產階級思想，你要說他們不愛國不愛社會主義，那他們帶我回來幹嗎？後來便說我劃不清界限。
的確，我媽媽也講過：我們家的孩子，這樣的界限是劃不了的。我覺得我媽媽是很注意家庭這個小細胞的，家庭成員之間就是要互敬互愛，這是最基本的一條。後來媽媽也對我說，在關鍵時一個家庭對一個人自殺不自殺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文革”中，我媽媽受到了她這一生中前所未有的衝擊，我們家被抄了，中央民族學院所有被抄的東西都歸到我爸爸媽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尤其是謝冰心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上。什麼旗袍啊，絲襪啊，高跟兒鞋呀，珠寶呀……我媽媽從來是不太穿不太戴的，然而全都存在我們家。有一個禮拜，我媽媽脖子上掛了一塊小黑板，站在門口，裡面是展覽。站了有一個禮拜，有的人還打過她。這是媽媽的一生中第一次遇到過的。但這時我們家互相支持，使得我們一家挺過來了。從中我也深深體會到我媽媽的話，就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愛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人說真話是很不容易的。我說真話挨批，我爸爸說真話被關進了牛棚。1957年他所以被打成“右”派，就是因為說了三條：一條是說中國不能一面倒，完全相信蘇聯也不行；第二條是講南斯拉夫的道路不能完全否定，它有對的一面；第三條是講民族學院的一個總務長以權謀私。後來就說我爸爸帶頭向党進攻，就成了“右”派。我覺得我爸爸這個人是很純真的，從我爸爸媽媽的結合上也能看出這一點。媽媽是19歲出名的，從此以後有很多很多名人都追我媽媽，但是我媽媽都拒絕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是恭維我媽媽，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好聽的話，但我爸爸卻是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不恭維我媽媽的人。他每次都問我媽媽：你看過這些書嗎？我媽媽說沒有。我爸爸說那你到美國真得好好學習，真得將這些書好好看看。當然我們後來跟爸爸開玩笑說：爸爸有著獨特的追求我媽媽的辦法。我爸爸是學社會科學的，他很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在給我媽媽的書中，在愛情的下面，他總是拿紅線劃出來，他就是從這種角度追求我媽媽的，所以後來我開玩笑說爸爸很狡猾，但他確實是很純真的一個人。爸爸當時要向媽媽求婚，需要得到她爸爸媽媽的允許。於是就給媽媽的父母寫求婚信，他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寫，表述他對婚姻的看法，說明他們兩個為什麼要結合，這封信是媽媽幫爸爸改的，實際上也等於是他們倆的“合謀”。所以我覺得我媽媽的“真”在選擇我爸爸這一點上也體現了出來。
媽媽有很多學生，她都很愛他們，她的愛總是“給予”。
當時她的許多學生都是從農村來的，都很貧苦。比如蕭乾，當時就很苦，媽媽幫他找了一份抄寫工作；我爸爸的很多學生很貧苦，都是媽媽幫他們找工作的。他們長大了以後，媽媽又給他們做媒，他們訂婚、結婚、生孩子、起名字，媽媽都要出來幫忙。記得爸爸當時帶一個叫黃迪的學生寫論文，黃迪老寫不出來，爸爸問他為什麼，他說孩子半夜老哭，弄得我沒法寫。
爸爸跟媽媽說了，媽媽每天傍晚在給我洗澡之後就坐著洋車到黃迪家給他孩子洗澡。孩子洗了澡，睡好了，半夜就不鬧了。
我們家幾乎是爸爸媽媽的學生的天地，有的哭著進來，有的笑著進來，或是因為失戀啦，與妻子吵架啦，或是添了孩子，取得什麼成功啦……媽媽總是與他們分擔憂愁、共享歡樂。媽有一些稿費，但經常都給了別人。如家裡老保姆的女兒，上國中、高中、大學，都一直是媽媽資助的，像現在她常會收到許多禮物，經常是剛收到就給出去了，她總希望別人能和她一起分享這些禮物。
媽媽對名利是看得很淡的。有人問我媽媽為什麼能活到90歲，我覺得這是因為她非常超脫，非常豁達。她現在覺得她什麼都不怕了，她覺得自己不是為別人活，不是為名、為利活。
她總是希望自己能多給社會介紹一些年輕的作家。有時我一回家，她就招呼我說，哎呀小妹，快來看這篇文章特別好。她總願意把這些好的作品推薦出去。而且她認為一切年輕的作家都應當和外界多接觸，因此有人一到我們家來，她總是向大家介紹說最近又出了某某青年作家啦，等等。她覺得今後的世界應該是屬於年輕人的世界，而不屬於他們。
媽媽對於我們做人有著很深的影響。她要求我們從小就要說真話，她最反對大孩子欺負小孩子，反對打架，而對於我們說髒話、說假話，她有一種獨特的懲罰方法，那就是除了用肥皂洗嘴巴之外，還要給我們喝奎寧水，讓我們不要說髒說、假話，因此我覺得現在要讓我說假話還是很難的。
在我當了海淀區和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後，媽媽還總是鼓勵我，說如果你是為了人民的利益，那你就不應該怕各種強大的、邪惡的勢力，要敢說真話，所以我覺得當時我在當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時候，投過惟一的棄權票和反對票，是得到媽媽很大的鼓勵和支持的。當然我媽媽也對我有“意見”，因為我總是在外面，一般人們到我們家很少會看見我，總是看見我愛人。有時他會說：“我不是‘人民’，你總為別人服務。”另一點很重要的，就是從不強迫我做什麼，從不壓服我們，總是跟你說理，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都能夠溝通，比較民主，讓我們自由自在地發展，這一點是我們比較幸運的地方。我從小就想學醫，姐姐想學歷史。
後來周總理說我們既然在國外都有英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