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在一本影視藝術鑑賞學的教科書上看到介紹說巴贊在“《鄉村牧師日記》與羅貝爾·布萊松的風格化”這篇長文中論述了小說與電影的關係，我就屁顛兒屁顛兒地找出書架上那本蒙上灰塵的《電影是什麼》來拜讀這篇文章，紅高粱小說讀後感。
是真正的拜讀，我最後敗給巴贊了。我只能說我從未適應過巴贊的那種調調，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我恨得牙根痒痒，忖道，好你個巴贊，你真是活該！我以後要把文章寫成你那樣，我也活該蒙灰塵！
那么不讓巴贊那高深莫測的理論先入我為主倒也好，我正好可以自己發掘。大概是從李碧華，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開始，我就習慣先讀小說再看它的改編電影。這個名單可以列出一長列，但正如那些惡毒的影評指南威脅的，我亂打三年，也未成拳師，正好落入錢鍾書那喜歡用比喻的廝的尷尬諷刺：欣賞藝術兒不懂鑑賞，恰等於皇帝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里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機會！
面對如此惡毒的詛咒，我除了拒絕去參觀某天在美術學院的抽象繪畫藝術展外，卻也只能忍辱負重地像個“太監”似的在那些“女人”身上摸索，你可以將之看作是“猥褻”。
這次“猥褻”的對象是莫言。張藝謀的《紅高粱》。
在我對電影發生興趣時，功成名就的張藝謀卻已在他的藝術探索的路上，越走越偏，差不多淪入“唯漂亮主義”的可恥境地；而莫言這個山東高密的可愛老頭還在他的東北鄉筆耕不輟（按：他的《生死疲勞》我還在讀）。
先說小說，1986年的小說，我可以拿它來跟《檀香刑》作個比較。我實話實說，《紅高粱》沒有《檀香刑》精彩。倘要拿出莫言是中國魔幻現實主義代表作家的證據，《檀香刑》更加合適些。不過作為莫言高密東北鄉世系中抗日戰爭的那部分的《紅高粱》在精神氣質上與清末時期的《檀香刑》是一脈相承。
莫言在寫高密東北鄉這片他所鍾愛的熱土時是傾注了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寫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獨時相等的感情的。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是一群真是可愛的人。儘管莫言用上了怪力亂神的筆調，但在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和遭遇時都是圍繞著一個不變的主題的，我要說，那就是對生命的禮讚，沒錯，這點被經常運用到描述張藝謀在這部電影中的成功，但這不是張藝謀自己的東西，而是小說中的東西。莫言寫的東北鄉是生機勃勃，生生不息的，那種洋溢在文字中生命的張力使得那些魔幻筆法真是可觸。
而莫言的語言則是完全的鄉土特色，很好辨認：他在《檀香刑》里寫不同人物的的視角，簡直上天入地，無所不能；尤其是寫女性身份的孫眉娘，那當真是神來之筆。而比較下來，《紅高粱》里通過“我”來旁白敘述的這個故事中”我奶奶“（小說里提到叫戴鳳霞，電影叫九兒）就遜色多了，其實這兩個女性角色是很有可比性的，她們是莫言小說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她們追求真正的幸福（通過性福表現），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會性別，她們是雷同的，但孫眉娘明顯更有光彩，。
關於這種女性角色有一點很有意思，她們在小說里雖遭社會輿論傷風敗俗的非議，但未因此受到任何傷害，仿佛這高密東北鄉只有纏小腳這個封建陋俗似的。這可以看出莫言對自己家鄉的感情來了，顯然這是莫言主觀上的東西。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一以貫之的，他們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個混蛋，但於大是大非，民族大義，他們卻是勇敢無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種在血液里傳承的東北鄉精神（莫言也對這種精神的退化感到心痛），例如《紅高粱》里寫”我爺爺“土匪余占鰲，壞事做盡，好事乾絕，我不得不為這么句看起來莫名其妙的話拍一下大腿，妙！
莫言的小說里是一片野性土地上生命力（性慾為象徵的）旺盛的山東高密東北鄉人。
那張藝謀的改編電影呢？（按：莫言參與編劇）
電影自從獲得第七藝術的身份確認後，號稱是前六種藝術的綜合。小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是否已經對電影俯首稱臣了呢？
表面上看是這樣，我們都知道《紅高粱》是張藝謀的《紅高粱》，多少人聽過莫言是什麼玩意兒啊！這其實是不正常的，正是我一直”痛心疾首“的消費主義造成了這種偏差——電影比小說更具消費性。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所獲得的表現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它卻容易陷於一個誤區——追求純視覺的感官刺激，即所謂的“唯漂亮主義”（張藝謀現在存在的主要問題，而他自己對此仍然沾沾自喜）。
原諒我用線上視頻這種糟糕的方式看這部電影，張藝謀這個攝影出身的導演對畫面的追求是一貫的（現在他只追求畫面了），《紅高粱》首先在視覺上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在這裡不用贅述。但有一點我要指出，張藝謀把電影拍到了黃土十八里坡，與莫言小說里有著肥沃黑壤的東北鄉想去甚遠，不知是不是西安電影製片廠不願為山東省張目，哈哈，一個玩笑。不過張藝謀的這種地域移植總算不是不倫不類，小說的精髓電影裡有，那就是那個什麼什麼（我不願老說它，有點矯情），抓住這個內容，形式可以千變萬化。
不過即使如此，張藝謀還是對影片的內容做了一些改動，這是電影改編的需要，但也是電影這消費主義走狗的可恥保留，例如，對“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或是日本鬼子剝羅漢爺爺的皮這血腥場景，電影都是點到為止，對小說內容這種削弱，我們不能當成什麼事情也沒有。但這怨不得張藝謀，他又不是帕索里尼。對至今仍以種種藉口不肯推出電影分級制度的中國電影監管，我無言以對。要中國電影真能不受這氣，《紅高粱》怕是要被劃到NC-17里去了。
對讀過小說的我來說，被省去的這部分畫面跟李安剪刀手內地版《色·戒》是一個性質，是電影的一種自我，也是對小說的一種精神。
這種同樣表現在對人物形象的處理上，電影裡的人物甚至沒有這篇小中篇里的豐滿。
鞏俐的表演雖然賣力，但張藝謀沒給這時的愛人更多的空間，“我奶奶”在電影不夠野性，大部分人可能對劫花轎時，“我奶奶”面露微笑感到不解，光從畫面上是看不出門道的（電影語言的限制），顯得有些突兀。而在小說里，看到“我奶奶”之前的心理活動，此時看到她的笑容，你就可以對這個形象追求幸福（性福）的判斷進行確認了。
姜文的表演很到位，對電影安排給他的角色他遊刃有餘地完成了。電影對“我爺爺”這個人物進行了刪節，不過老實講，小說里對這個人物的描寫也有點誇張了，這是莫言的嗜好，把男主角寫得神乎其神，無所不能。電影的安排更符合邏輯，觀眾更容易接受，算是改編的成功之處。
滕汝駿依然是《那人，那山，那狗》里那種一棍子打不出個屁來的悶角兒。這裡面也有一處很有意思：電影裡安排了羅漢爺爺的出走，這可能又讓觀眾摸不著頭腦了。小說里沒這個情節，小說里“我奶奶”和羅漢爺爺還有一筆糊塗賬呢！電影可能覺得要按小說來，太傷風敗俗了，但卻安排了羅漢爺爺的出走，明顯是有點三角戀的意思。用巴贊那廝的話來說，張藝謀此時對電影的改編是“比皇帝還保皇”，這個安排如果不被視作是電影對小說的致敬，那就是橫生枝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