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
古語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萬曆十五年》作者“將巨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作者自己對大歷史觀的理解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是幾十年游遍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將歷史的基點退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作者以大歷史觀來看待歷史，作者從技術的角度通過對典型歷史人物的分析，展示了明朝文官執政下的一些社會現象，從對人物命運的分析中展示了當時社會的一些弊端。萬曆年間是文官集團執政比較成熟的時期，因此整個時代也散發著文人的氣息——重道德輕法律，重文化輕武力。所謂的法制不是從技術的角度去實行，更多的體現的是道德的衡量。整個朝廷上下奉行低薪制度，以至於各種貪污腐敗盛行。“萬曆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距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
關於人治與法制
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依據。所以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政府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造成政府不用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
組織上的原則已不能處理當下的問題，只能以人事調動代之。
.文官集團的考查制度造成了中國官場的各種社會關係的出現——鄉誼，年誼。優秀皇帝的職責乃是平衡。
文官集團的“陰陽”
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也參與了對立陣營。
調和這種陰陽皇帝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
明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頑固不磨的真理。
政府公務員待遇不合理，地方官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官員們一面標榜的仁義道德的陽，一面又私底下收受賄賂。所以海瑞成為所處環境的異類，一方面他的德行被推崇一方面又被文官集團所排斥，因為社會已不允許這種特立獨行的出現，海瑞的行為觸動了文官集團的“陰”面。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2
周末，天氣蒼白，發霉的心情，覺得該出去曬曬太陽了,和好友一起到書店，買了本中華書局出版的《萬曆十五年》，一口氣看了半本。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
萬曆十五年，沒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敗。高拱，張居正，海瑞，申時行，直到最後的自以為明君的崇禎皇帝，在整體制度體制的腐敗下，中華民族也迎來的自己的文化危機。資本主義的萌芽很難興起，傳統的力量依舊強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國人如何在沒有皇帝的情況下，繼續保持以德治國的傳統，如何保持以孝道為核心的中國式價值觀呢?這是《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思考的問題，也在現實中不斷激盪著無數中華赤子的心胸。
這一段時間，國學興起，伴隨著百家講壇的推波助瀾，傳統文化復興的勢頭似乎一浪高過一浪。國學、歷史類圖書開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說論語，王立群講史記，漢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兒，講座，電視劇，小說，歷史以各種形式體裁不斷出現。國學興旺，歷史重溫，文化復興，這是好事。我們小時候，四書五經，史記漢書，都是稀鬆荒疏的很。這些書對我來說都是近幾年開始惡補的，感覺也只是走馬觀花，粗略瀏覽，很難記住了。為什麼小時候沒有早早把它們看過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費問題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視，我輩只是從語文書的枝節中記住了星星點點的古籍名句。中國的古籍、歷史是我們民族的財富，是我們文化的載體。經史子集，諸子百家，裡面名言佳句哲理多多，但是，這些財富卻在很長時間內不受重視，甚至發生斷層。有時候閱讀古籍，真的有種韓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個人覺得，五千年的文化積累，既有精華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丟棄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絕對不能一窩蜂的去全部接受。學習的原則，根本的方法，還是毛主席的話，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比方說，孝順，古代人講究孝順，今天也要講究孝順。對於老人的孝順，什麼時候能過時呢?區別只是裡面的度而已。但三綱五常放在今天就過時了。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婦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婦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是不是也要進行一下傳統文化的教育培養呢，必須的。四書五經中很多言論，像一些禮節的規定，到今天已是陳規陋習，肯定要廢除，但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時習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也...到今天還是不過時的。
今天的社會，國家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體制問題，醫療教育問題，貪污問題，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學習國外先進的科技，求真務實，不說大話，虛心進取，勵志創新，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下，產生我們新的文化。它即不同於傳統，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個自信自強開放創新的新的文化。這文化，產生於對體制的不斷改革中，產生於對問題的不斷解決中，或許，這是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方向。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好書，它讓我思考如此之多，我們學習西方的不只是槍炮，還有思想，但我們傳統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 還在思考中～～～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3
美籍教授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通過紀傳體的方式，生動展示了一幅明王代萬曆年間的王朝畫卷。黃仁宇教授著重寫了萬曆皇帝、改革家張居正、調和者申時行、清流海瑞、武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六人的事跡和思想，從正面或側面描繪了該王朝的面貌，讓今人讀來，能夠感知那個年代;也對明代的制度、文化、經濟、政治有一個較為直觀的認識。從其他歷史書籍我們可知，明王朝從張居正時期(萬曆初期)的中興，逐漸淪落，最後受迫於外交內困，轟然倒塌。這其中，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而內因組織的落後、制度的不切實際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嚴重腐敗都是內因的方方面面。由於這些弊端環環相扣，頑疾深遠，以張居正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為也只是逞一時之強，不可能從根本上撼動帝國建立時的錯誤，而另立新的帝國制度。
我就簡單談談對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經濟、政治下的制度的認識。
明王朝沒有西方一樣強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說有，也只能是漢朝以來就被歷朝推上神壇的儒家文化。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規範著帝國的道德，儒家文化時明王朝的根本，成為指導人們的唯一的道德標準，進而成為治國標準。道德倫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約束著社會的各個方面，它們已經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規定著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的行為和思想。地方鄉紳自治用傳統道德為標準;官員判案以“四書”為準繩;皇帝欲廢長立幼也要受到倫常的制約。道德倫常為國之根本，它不僅可以指導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傳統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國，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級制度森嚴，社會“公正”成為維護固有制度下的犧牲品。“治理國家的官員(以下統稱為文官)大多科舉出身，依靠一群熟讀經史的人治理國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於帝國在體制上實行中央集權制，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沒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會的腐敗容易滋生，因為腐敗者本人，多數為人治的執行者。
制度的設定必須具有切實的可行性和應有的彈性。明代官員的俸祿極低，這是緣於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時典型的“小農意識”，他的王朝能夠回歸到樸素的農業社會，除了不遺餘力的打擊大地主和國家工商業外，他希望官員成為人民的僕人，只發卑微的薪水。如：一個正二品尚書一年的俸祿才120兩，實在少得可憐。在建朝200多年的萬曆年間，這一僵化的制度並沒有太多的變化，但現實已經讓他名存實亡。沒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獲得處於合法和非法之間的收入，甚至腐敗叢生，以過上驕奢的生活，這成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這些收入則壓迫在農民的身上，過度繁重的壓力，推動農民不斷走向貧窮的深淵，成為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該制度的設計也就如果一紙空文。
財政稅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累贅。稅制同樣發源於太祖，他規定，“人民納稅的實物不入府庫，直接供應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餉。”這樣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極大的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黃教授指出：“如果軍需稅收總發總收，國內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進步，次之則保險業、銀行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財政稅收以“樸素農業”的方式設定，讓明王朝的經濟發展被禁錮，而施政的方針和目的，也不是提倡發展先進經濟，而是維持穩定和平均的狀態。而軍事方面，財稅制度的落後，成為限制區域軍事指揮的一大因素，也讓明王朝縱有當時世界上為數最多的陸軍，軍事效率卻不高。這從江浙、福建沿海地區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擊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團對武官權利的限制在沒有外敵的情況下還有可行性，但當發展壯大的滿族成為強大的外患時，就讓帝國變得沒有戰鬥力。
缺乏民間金融系統，導致高利貸橫行，大量民間土地被權貴兼併，農民流離失所，這成為明王朝滅亡的經濟根源。及至萬曆一朝，太祖朱元璋時期設立的“土地均分”已經不復存在，大量土地為少數權貴階層所有，農民中的自耕農數量不斷銳減，喪失土地的農民成為佃農，因而備受盤剝，變得愈加貧困，這一經濟隱患就會演化成政治問題，無數農民就會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階級在農民運動中受到極大打擊，而實行的恢復生產的政策，為了鼓勵生產，也會讓農民占有相當的土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農民會因各種原因變得手頭資金緊張，在沒有其他金融系統的時候，只能通過典當、高利貸等方式籌集零時短缺資金，但是這些籌資方式的成本奇高，無法還債的農家就只得將土地抵押還債，由此走向了貧困的深淵。再加上權貴階層的侵占，大量農民相繼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時的官僚機構也變得異常腐敗。少數獲得土地的農民和權利相結合，形成壓在農民身上的食利集團。如果食利集團擴大，帝國總體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災人禍，要么餓死要么戰死的農民會紛紛選擇起義，這成為歷朝歷代滅亡的重要原因。兩千年的封建歷史就是這一過程的不斷輪迴。
這其中，文官集團的腐敗和民間高利貸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個人認為，腐敗乃是根本原因，因為腐敗榨乾了農民的剩餘，而高利貸則為推動農民走向貧困的加速器，它讓農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權的社會，權利來自於上方，民眾自身又沒有權利;在信息落後和等級森嚴的社會，地方權利受到的約束和監督少得可憐，嚴重腐敗變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張居正之類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肅吏治的決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對抗制度的徒勞。
進一步的說，王朝建立在禁錮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又受到權貴階層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滅不可避免。經濟學說推動經濟發展，民主學派的權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實施可以讓社會長治久安。若再有“兩個公平”(生存公平、機會公平)和軍事保障，則可謂一個理想型的社會，但是人類至今能夠獲得這種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儘管明王朝的皇權在歷朝中已經非常強大，但是黃仁宇教授則反覆強調文官集團和皇權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團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萬曆皇帝坐姿不雅，他們會立馬批評;萬曆皇帝喜愛書法，它們會加以限制;萬曆皇帝欲立三皇子為太子，他們則堅決反對。以至後來萬曆僅為皇權的象徵，其權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約。萬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誅殺冒犯他的文官的職務，但卻對整個文官集團無能為力。
首輔張居正執政時期，萬曆正處少年，為了進行執政和推動改革，張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給予的信任，直接或間接培養出很大的勢力集團，其中，擔任京城要職的官員大都為他一手提拔，但縱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張勢力，不斷對其進行彈劾，而且好幾次都嚴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須得皇帝嚴厲懲罰相關官員，才能遏制進一步的彈劾。首輔申時行時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與文官之間的調和者，他會用委婉的手段讓萬曆皇帝順從文官的主張，同時又幫助萬曆皇帝實行皇權，但終於得罪了文官集團，被彈劾。在他被迫下台之後，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因缺乏調和者而導致萬曆長達二十年的消極怠工。
皇權方面，萬曆相信自己的權利是受命於天，天意能否持久則在於人和，否則他就會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權有很大的權力，及至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為所欲為，不上早朝，在皇宮外居住並煉丹求仙，將文官集團的請求置之不理。萬曆當朝時年齡尚小，許多事情必須依賴老師張居正，大伴馮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進行，他成為了皇權的象徵(像皇帝出席各種儀式)，而非皇權本身(自己施政很少)。萬曆作為皇帝是有其行為準則的少年時期，他成長極哭，學習、出席儀式、早朝、批閱奏摺等等，占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皇帝的身份也讓他的情感無法交流，對待文官必須莊重，甚至對母后也只能通過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萬曆更加受到以“四書”為代表的傳統道德文化的規範，這個規範也是文官集團對他的規範，文官集團希望萬曆皇帝成為嚴格按照傳統道德倫理行事的皇帝，否則，他們則會不斷批評皇帝的行為。
雖然共同約束著萬曆皇帝，文官集團內部卻不是一團和氣，他們之間自然形成各種小利益團體。同一個地方的文官成為“鄉誼”，同年考取進士的為“年誼”，還有師生關係，受同一人提拔的關係以及姻親而形成的裙帶關係等等各種利益團體。這些團體會相互競爭，已獲得更大的權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們又共同構成了文官整體，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約著皇權。文官中大多數都是科舉出身，共同受到“四書”教導，而科舉制度則是按照朱熹注釋的“四書”機械的思考和回答。“四書”中的傳統和道德成為文官中共同認可的，是帝國的基石;文官以“四書”為準則，來要求萬曆皇帝。如果萬曆皇帝不符合他們的期望，對其責備就相當嚴厲，海瑞上書說萬曆皇帝虛榮、殘忍、自私;御史上書說萬曆皇帝收受賄賂，更有一批文官抱著必死的決心，指責萬曆皇帝，希望能夠受刑，成就他們揚名史冊的願望。在萬曆年間，由於皇權變弱，文官集團成為了帝國的實際所有者。對上，政令的執行又必須依靠文官集團，他們可以制約皇權;對下，他們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財富，控制著地方鄉紳。
地方鄉紳也有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級政府為縣制，而知縣(縣長)一人統管民、政、軍，由於官僚機構的範圍有限，地方官員不得不依賴地方鄉紳治理鄉一級別的地區。鄉紳多為宗祠的族長、退位的文官都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話就相當於法律，而他們斷定是非的標準就是“四書”，鄉紳自治保證了明王朝的穩定，也使得傳統道德的規範灌輸到帝國的最下層人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