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用其獨特而敏銳的視角，記錄下這三十年每件可載入史冊的人和事，將那已逝的歷史定格在我們眼前。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讀激盪三十年後感，希望能幫到大家!
讀激盪三十年後感1
這段時間，我仿佛回到了風起雲湧的那個動盪的年代，我被一股濃濃的中國商業歷史的厚重感所包圍，有一本書深深的吸引了我，這本書就是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撰寫的《激盪三十年》，使得我不得不利用閒暇時間快速地讀完它，讀著讀著，我總會有一種血脈賁張的衝動。
該書以編年體的形式記錄了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xx年大國崛起的長達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史上發生的具有一定歷史意義的事件以及推動、影響這個經濟歷程的重要人物，在這個特定的階段實在有太多太多值得大書特書的人和事，寫這部書自然具有非凡的史詩意義!
柳傳志、王石、丁磊、張潮陽、倪潤峰、張瑞敏、步鑫生、牟其中……一個個閃光的名字重新在這部書里跳躍出來，興奮著我的神經。他們是三十年改革歷程中湧現出來的時代弄潮兒，他們是無煙商戰中的英雄，他們是第一批敢於衝出“禁錮”的條條框架，勇敢往前邁步的改革先鋒，他們為中國的經濟的“破繭而出”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或提供了可以借鑑的經驗!讀到關於他們的已經熟悉的、還有陌生的故事，我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他們沒白活一回，他們身上有太多的閃光點值得我學習!
1978年至20xx年，差不多是跟我同出生、同成長的一段歷史!時光荏苒，我從一個懵懂孩童長大成一個渴望了解這個世界的、有一些想法的青年。我不曾身臨其境感受那些經歷了文革後激進思潮湧動、致富的念頭蠢蠢欲動的場景，不曾經歷那“投機倒把”時的只要膽子夠大發跡就很簡單的“淘金年代”，不曾經歷那“腦體倒掛”時期的迷茫，不曾深刻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到來時的恐懼……可是，作為一位當代知識青年，如果不了解如此近的中國商業史，就是與時代脫節，就是不完整的人生。幸好，我有幸藉助這部《激盪三十年》比較完整地了解了這段重要的中國經濟史，同樣能感受到那已然逝去的三十年的波瀾壯闊，也恨自己晚出生二十年未能也投身到那激盪的歲月中，----或許未來我能一試，在這個更加多元化、更加複雜的年代，以史為鑑，為的是更好地走好未來。
每一位關注中國經濟的人都應該來讀一讀這本書。回顧中國改革開放，這本書不能不讀。
讀激盪三十年後感2
歷史如同羅馬神話里的那個“雙面神”雅努斯，它有兩副面孔，一副回望過去，一副展望未來。回望過去的起點，那是一個月光暗淡的午夜。1894年7月7日，同治8年5月28日，深夜，在保定直隸總督府衙門的後花園內，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熏天的漢人大臣曾國藩困坐愁城。他對幕僚趙烈文說，當今之勢乃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三年後，曾國藩“如願以償”得去世了。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極力推進洋務運動，這成為中國近代企業的啟灶，他和李鴻章，張之洞創辦的輪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廠、開灤礦物局至今余脈尚存。
100多年後的1974年10月，中國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顧準正處在生命的最後時期。他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就就會因氣管堵塞而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能說出話的時候和你做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但是什麼時候到來卻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時守時”。四年後，顧準預言成真，中國告別了意識形態的禁錮，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
那是一個極度衰弱的國家，從領導者到匹夫百姓，一時間都顯得茫然無助，外援無望，內資睏乏，僵硬的體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腳。那些在日後改革時代和自己命運的人們出生卑微，幾乎沒有受過任何商業教育。星火從窮鄉僻壤燃起，自東南沿海而興，跌跌撞撞，時隱時現，倔強寸行，終成燎原之勢。30年後他們創建了一個商業無比活躍，經濟持續增長時間最久的國家，他們自己也成了全世界最不容易打敗的商人。
如果說這個歷史進程有什麼共同點，那么，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是全體國民和政府的求富渴望、對貧窮現狀的堅決告別和對現代化的強烈追求，成為所有人從未動搖的價值需求，人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也不管你是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道理有千條萬條，發展是最硬的一條。正是在這種整體意識下，任何曲折和反覆最終都被一一克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30年的改革奇蹟是一條無比務實的經驗主義價值觀的勝利。
第二點是各個利益集團圍繞財富，權利和成長空間的博奕，妥協與交融。從變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資本集團的競爭格局就已經出現。國企企業力圖提高效率，擺脫體制約束。它背靠雄厚的國家政策和資源支持，處在得天獨厚的競爭高位上，最終靠強勢的壟斷戰略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成就。跨國資本一直受到青睞，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患上了“外資依賴症”。它先是在稅收，用工和土地政策方面取得了優勢，繼而在行業準入上優先，然後又在壟斷領域的資本開放中掠得驚人的利益，現在已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種特別意義上的“中國企業”。
相對國有和跨國資本，對中國變革貢獻最大的民營資本一直命運多舛。他們從草莽崛起，幾乎沒有任何資源支持，成長受到多重局限，並每每在巨觀調控的時刻，成為整頓和限制的對象，不過，他們是變革最主要的推動力量。就像詹姆斯金斯在《中國震撼世界》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從一開始，中國的改革就是被自下而上的力量所推動的過程，只不過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實現。”這一特徵帶來了一個貫穿30年的現象，發生在民間的資本力量總是承擔著改革的政策風險。在他們的改革沒被政策認同前，與失敗隨時都會降臨。它們既是計畫體制的突破者，又是現行制度的違規者，不得不游離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所謂的原罪由此而誕生，無數的企業悲劇便是在這裡層出不窮的上演。有的時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業家能夠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幫助，而是因為他們無視政策的存在。這種公司演進，也許不是什麼必然的產物。他們的形成過程以及運動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見的經濟學概念加以規範，也不可能以最寬泛且最具代表性的公司運營機制或經濟模型加以對比。其漸進的路徑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滿多變性。這個路徑在整個國家和地方的不同層次中分散地，各自獨立地逐步運行，然後在一個時點上匯成一股河流。
也許在很多年後回望，人們會說，這激盪的30年是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質追求為目標，道德底線被輕易穿越，心理焦慮無處不在，身份認同時時顛覆。所有的財富故事都曖昧不明，很讀企業家前途叵測。
不過，更多的人辯護說，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這一段攜手走過的從前，這段經歷包羅萬象，有汗水血水和淚水，有蜜汁糖水狼奶。它催生了一個時代的偉岸和壯觀，也同樣滋生了世故、醜陋和空虛。我們遭遇的是一個空前複雜而面目未清的時代。急速變化的世界，悵然若失的個人命運，傳統與現代，個人與群體，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和考問，這是30年的成長底色;“一年改變不如想像，五年改變難以想像，十年改變難以想像。”這是30年的演變驚嘆。在這段創世紀般的演變的大歷史中，我們每個人從來都不只是觀光客，偉大的夢想將繼續從茫茫無邊的草根中轟然而生，那種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浪漫主義詩意。
讀激盪三十年後感3
《激盪三十年》用其獨特而敏銳的視角，記錄下這三十年每件可載入史冊的人和事，將那已逝的歷史定格在我們眼前。掩卷沉思，印象最深、感觸最多的並不是那些位於表面的事件和群雄，而是背後那種共性的力量和特性，尤其是對那些不斷奮鬥、創造傳奇的企業家以及改革發展、鑄就輝煌的企業的反思。
當任正非為是否能入黨而苦惱時，他也許不會料到，以兩萬元起家的華為，憑其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價戰略迅速崛起，並成為讓國際同行頭痛的企業;劉永好三兄弟由於“出身成分”問題而高考落榜，但他們成立的小養殖場，在經過若干年的經營，讓他們成為中國首富;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班的陳偉榮、黃宏生、李東生也許做夢也沒料到，他們日後創立的康佳、創維和TCL在鼎盛時期，占據中國彩電業市場份額的40%;那時的牛根生還在回民奶廠刷著奶瓶，而在20xx年後，他以其敏銳的行銷才能和精幹的經營團隊，使蒙牛集團成為我國數一數二的奶製品公司;27歲的文學青年王石，抱著那本 《大衛·科波菲爾》，為主人翁所感動的時候，有可能沒想到後來的萬科成為中國房地產企業中的領頭羊……諸如此類，還有數不清的人物以及關於他們的事跡。
改革進程中的企業家的命運是值得我們悲憫和關注的。這群思想活躍、思維敏捷、把握時機、果斷行動的群體，在法律壁壘、制度束縛、政策障礙、觀念落後中艱難的掙扎，而又保持一種堅韌的品質和與生俱來的草莽性，他們的奮鬥給這三十年歷史增添了色彩，為他們的人生增添絢麗的一筆。
過去的三十年，民營、國有、外企三種力量交織在一起，此消彼長、相互博弈，他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最終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表象。而民營企業發展的艱難和變革的堅決更是讓人深思。在改革開放初期，當市場的閘門緩緩打開的時候，民企這股自由水流滲透進來，它們是那樣的弱小而堅韌，隨風而行、遇石則彎、集涓成流、轟然成勢。如果說海爾是海，那么中國千萬民企則是溪,在妥協和無奈中奔流，所有一切都不能阻擋民企前進的趨勢。
三十年間，成功的民企有很多，失敗的民企也數不勝數，總有一些在歷史的舞台上留下或精彩或遺憾的一幕。萬向集團那種“小而專、小而精”的發展模式，無疑為其以後的成功奠定基礎;史玉柱的巨人集團在挫折中前行的精神，是我國企業所崇尚的，他本人也成為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典型代表;馬雲創立的阿里巴巴集團更是電子商務史上開天闢地的奇蹟，也讓馬雲成為中國創業教父。成功的企業是我們研究、學習、借鑑的榜樣，同時深刻研究那些曾經轟動一時，卻是曇花一現的公司，從中吸取教訓更有利於以後的發展。諸如潘寧所主持的容聲冰櫃股權改革在質疑聲中失敗，從此容聲走向衰落;牟其中這位“以罐頭換飛機”的創奇人物，帶領著南德集團這艘商業航母，在貪婪的海洋中迷失航向，最終慢慢沉淪;三九集團在趙新先的帶領下，運用一種近似瘋狂的收購兼併模式，給自己帶來巨大財務危機……三十年激流已趟過，不論是企業家還是企業，都在探索屬於自己的道路、尋找迷霧中的那盞引航燈，只希望我們在下一個三十年能夠走得更加堅定，塑造更美好的未來。
讀激盪三十年後感4
《激盪三十年》描繪的是中國的企業家們在1978-20xx這三十年中的奮鬥歷史，其實它也是一部中國崛起的歷史，書中記錄著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數百位企業家的成長經歷，無論今日他們或成為福布斯富豪，或成為階下囚，或又成為人海中的一個普通人，A記錄著像王石、劉永好、任正非、柳傳志、史玉柱等這一代人的發家史和奮鬥史以及像丁磊、陳天橋、馬雲、江南春、求伯君這一代在中國IT界叱吒風雲的精英人物，描繪出年廣九、孫大午、褚時健、牟其中、唐萬新、禹作敏、張國這些商業能人的命運沉浮，《激盪三十年》通過一個個企業家的成功或者失敗，勾繪出一幅中國經濟三十年來的改革發展進程。描繪1978年至20xx年的中國企業史不是什麼易事，正如吳曉波書中坦言：“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面臨空前的考驗。”
不知僅僅為了架構方便，還是有意迎合讀者心理，吳曉波選擇了編年體的記述形式。這種形式讓親見這三十年的讀者很難不對號入座，跟著作者的筆端一段又一段回憶當初的經歷。
如果以1978年作為基準，按照吳曉波的說法是在中國的“公司元年”。那一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那一年萬科、海爾和聯想相繼誕生，那一年民間最熱的辭彙是“我們都下海吧”。正如書中提到的曾紅極一時的辭彙，譬如物價闖關、南巡講話、國進民退、顧郎之爭等等，背後都有一連串精彩故事。
1978年以後中國企業的發展說白了就是國營、民營、外資企業三股勢力的鬥爭史，至今依然。相比國營企業出身正統以及外資企業實力強大，民營企業家們除了敏銳的嗅覺和頑強的鬥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麼與對手抗衡。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的群體，令人難以置信地讓自己的企業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速成長。這其中自然有機遇問題，也迴避不了原始積累的灰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民營企業家在開創事業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一往無前的氣質，對年輕人的成長更具借鑑意義。大家還記得史玉柱吧，或是黃金搭檔、腦白金。可如今讀了書中關於他的故事，看到一個“巨人”閃耀登場、迅速覆滅、然後頑強重生的過程，看到一個民營企業家絕不言敗的傳奇人生，心裡竟生出幾分敬佩。失敗、挫折是人生無可逃避的課題，對於成功、順利的嚮往甚至會加大解題的難度，那么，在前途未知獨自前行的人生路上，又有幾個人能交出史玉柱那樣的答卷呢?
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撇開中國企業的具體案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意志的變動軌跡對於個人的發展也是有所啟示的。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再到可持續發展，從無條件保護國營企業到大規模推廣國退民進再到國家堅決壟斷命脈行業，從開放沿海城市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一路走來，雖然政策設計常有反覆或者模糊不清的情況，政策效果也常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國家為完善體制機制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且改革的意志無可阻擋。反觀我們自己，從蹣跚學步對人生作出第一次嘗試那刻起，不也是踏上一條無可回頭的成長之路嗎，注定要不斷地接受考驗、不斷地走岔走彎，並為此不斷地調整自我、不斷地明確目標。其實我們的人生同樣是“摸著石頭過河”，就像國家的改革實踐那樣，經歷過諸多次激情嘗試後才能夠把準方向穩步前行。只不過個人對未來的預期無法與國家相比，所以我們還要懂得“三十歲之前做加法，三十歲之後做減法”的道理。當我們不再年少青春，不再敢說“大不了從頭再來”這句話時，我們就必須學會理性思考並慎重選擇，以對人生負責任的態度，將有限的精力投到自己認定的事業中去。
閱讀《激盪三十年》，無疑是一個百味雜陳的體驗過程：親切，因為對這段歷史有同年的交點;陌生，因為向來處身事外不問天下;激動，因為躁動被企業家的故事挑弄起來;遺憾，因為匆匆走過一個充滿機遇的年代。所幸的是，作為一個小人物我至少沒有在改革的跌宕沉浮中成為犧牲品。90年代末的基金黑幕給大眾留下的教訓是慘痛的，它提醒小人物們千萬不要被財富左右理智，集體的瘋狂可以瞬間叩響天堂之門，但必將猛地跌進地獄之淵。在此我並沒有給出價值判斷的意思，每一個人都有權利選擇參與歷史的方式，每一種方式又都暗示著歷史的必然選擇，然而就像湖光千色，水波是冷的那樣，光陰百代，時間也是冷的。時間會冷卻所有的喧囂和躁動，只留下有秩序有理性有韌勁的力量，穩穩推動歷史前行。如果這么講，曾經波瀾不驚的生活倒勉強可以算是有秩序有理性有韌勁的了。
回顧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使我明白一個道理：永遠都不要忽視蘊藏在民間的巨大的、可畏的、又令人尊敬的頑強生命力和創造力。歸根到底，改革開放，就是解放曾經被牢牢束縛的人性，讓人性釋放出偉大的光芒，這光芒並不是潔白無暇，黑暗與光明的角斗，利益與奉獻的交織、真理與無知的更替，為我們指引向一個無法預知的未來。
讀罷《激盪三十年》，不禁讓我想起《三國演義》中的卷首詞《臨江仙》中那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三十年的中國企業史，在歷史的長河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由於處在改革開放這個時代背景中，卻顯得尤為不平凡。正如一位網友評論的：“在歷史的機遇面前，有人窺見先機，一躍而起抓住了機遇，獲得了飛躍的發展和急速的膨脹;有人隨改革的進程，在不斷廓清思路的拉鋸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終站在政策的前端，撈取著轉型時期中國經濟的厚利;還有更多的人，他們以自己的勤勉、奮鬥在這個英雄的年代，大寫英雄的歷史。”正像人生的旅途一樣，雖然這其中有低谷，有質疑，有忐忑，有困難，但我們不怕，我們都挺過來了。可能後面還有許多障礙會在阻撓我們，但我們會勇敢面對困難，向書中的企業家們學習，學習他們的精神，就像前人說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些企業家們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讀激盪三十年後感5
假期的時候有幸看到了一本書，一本仰慕了很久的書《激盪三十年》。作者吳曉波用寫實的手法向我們展現了一段歷史，改革開放的歷史，改革開放中那些企業跌跌撞撞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這也是一部傳記，企業家的傳記，那些在那段特殊的歲月里光榮悲壯起伏跌宕的人物傳記。
這是我第一次以閱讀的方式接觸這段歷史，1978—20xx，雖然其中的20xx年我是親自參與。對於企業的發展，之前或多或少也關注過一些，知道一些事件粗略的背景，然而能夠以“讀史”的方式去接觸，還是第一次。這本書讓我機會從一個巨觀的角度用全面的視野去了解，這三十年，中國的市場是怎樣建立的，中國的企業是怎樣發展的，那些企業家又做了些什麼。
本書是以編年體的形式寫的，從1978年到20xx年具體的說應該是20xx年，中國企業界發生的一些大事，介紹了當年一些影響比較深遠的事件，以及與之有關的企業以及利益相關者，當然還包括當時的國家政策國際背景以及相關介紹。
全書書寫的風格兼備大氣與細緻的特點，貫氣如虹同時細緻入微可以從巨觀的角度去把握一個時代的趨勢，同時又能身臨其境的去感受某一實踐主人公的內心坎坷。
裡面有很多的故事，企業家和他的企業的故事，年廣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倪潤峰和一手帶大的長虹的糾葛，李經緯和“健力寶”的產權風波，賴昌星和廈門遠華走私案的始末，還有宗慶後與達能的“達娃”風波。每個故事都有背後的故事，都有其時代的代表性。然而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兩件故事，一個是朱鎔基的“98協定”另一個是李書福的民營汽車夢。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98年，當時的國家朱鎔基提出了施政承諾，“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是對國企改進的口號。
之後不久，朱鎔基與全球膠捲業的老大柯達簽署一個協定，政府同意柯達公司對中國膠捲工業實施全行業收購。根據協定，中國膠捲業的7個企業將全部與柯達建立合資企業，柯達承諾投入10億美元，並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術帶到中國，這就是轟動了國際商業界的 “98協定”。
在接下來的幾年之中，柯達迅速占領了或者說是壟斷了整箇中國市場，在此之前的中國市場，富士占據著70%以上的市場份額，於是我很疑惑，富士為何不抵制，或者說它的抵制沒有任何效果呢?書中介紹了另一段鮮為人知的背景。
90年代初期，汕頭公元廠以40億元的巨資從富士引進設備，1993年前後，公元發生經營危機，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帶著公元廠的管理層飛赴日本，希望獲得幫助。但是他們要會面富士領導層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絕，日本人認為，公元危機是中國人的事，跟他們沒有關係，朱森林一行在東京乾等數日，結果是雙手空空，悻悻而回。這個“拒見事件” 很快在中國政界和企業界流傳開來，讓不少人咬牙切齒。因此，當富士試圖抵制柯達案的時候，竟很難找到願意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富士在中國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也是因為多年的驕橫。
富士之後在中國的表現可以用一瀉千里來形容，它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被逐年蠶食。20xx年，《中國經營報》披露，富士涉嫌大規模膠捲走私，有相當部分甚至與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有關。富士對此沉默應對。同年11月，國家經貿委下發檔案，認定由富士參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製作有限公司“未經審批和備案”，被勒令停產。至此，富士在中國的產銷渠道均遭遏制。來自市場占領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則更是可想而知了，柯達動議明顯帶有行業壟斷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著富士從中國市場的出局。
這也就解開我一個小小的疑惑，為什麼在我兒時的記憶里，大街小巷，只要是沖膠捲的地方就有柯達的連鎖店。而且直至今日柯達依然是外資企業在華投資與中發合作最為融洽的企業之一。原來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背景的。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20xx年，主人公是李書福，這個草根型的企業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張民營企業造車許可證。他就是今天“吉利”轎車的主人。
如果了解中國汽車史的人就會知道，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為吉利的出現意味著民營資本造汽車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讀成中國加入WTO後的重大產業開放新聞。不過，這一天距離跨國資本被允許進入中國汽車業已經過去了整整20xx年。
這個浙江台州人李書福，造汽車有三個“先天不足”：只有1億元左右的自有資金;沒有任何汽車業的經驗和積累;沒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這么一個門外莽漢最終撬開了死死關閉著的鐵門。
在一開始，他就被媒體渲染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堂吉柯德似的、隨時有可能被強大體制吞沒的悲情英雄，而李書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這樣的形象塑造，他是一個天生的本色演員。
李書福在市場上如蛟龍翻江，在政府面前卻戰戰兢兢。他的那張從監獄工廠轉來的許可證不但來路可疑，而且按嚴格規定只能生產卡車和兩廂汽車。吉利要做大，一定要一個合法正式的“準生證”，這成為李書福必須解決的頭等大事。根據國家的汽車產業政策，所有的資源及政策都將向一汽、二汽及上汽三大國有汽車集團集中，吉利獲合法準生的機率非常渺茫。1999年，主管工業的國務院副曾培炎到台州調研，專程去吉利視察。李書福當面請命：“請允許民營企業大膽嘗試，允許民營企業家做轎車夢。”講到激越處，李書福說，“如果失敗的話，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吧。”斯言慷慨，聞者無不動容。
看到此處，我也深有悲涼之同感。不過幸運的是，在20xx年的11月份，有關部門增發的汽車許可公告中，看到了吉利的名字。李書福終於如願以償了。就像文中作者所說的，有些企業家能夠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幫助,而是因為他們無視政策的存在。試想如果李書福認命，不敢跨越國家壟斷的汽車行業這一“雷池”，那么今天的汽車市場肯定沒有吉利這個牌子。
也許在多年以後，汽車市場真正由市場主宰，民營企業家生產的汽車成為人們的寵兒，那個時候我們再來看李書福的這段歷史，又是怎樣的感慨。是的，就像我們現在回顧過去，很多冒險者為之付出代價甚至生命的“禁區”，今天看來都已是尋常之事。歷經數輪成長周期的洗禮，我們已經學會成熟的看待各種變化的過程。30年滄海桑田不過一念之間。
在本書的最後作者還寫道這樣一段話，中國企業跋涉在一條十分獨特的市場化道路上，它們在一系列看似偶發的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革過程中(譬如“特區”的開設、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網際網路經濟的誕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資本市場等)不斷適應、順勢前行。在這場精彩而多變的歷史進程中，根本觀察不到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客觀規律”。
掩卷沉思給我啟示是，要以一個積極主動的姿態去了解我所處在的這個時代，不管是國內國外，行內行外，對某些一些影響深遠事件，要以一種觀察者的心態來看待，角度從巨觀到具體再從具體拓深到整體。學會如何觀察這個世界，透過新聞熱點重要事件我到底要知道什麼，得到哪方面的資訊，怎樣了解更多的產業、行業以及行業之中的龍頭企業，企業之中的風雲人物;怎樣了解所謂經濟圈中的發展態勢支柱產業以及發展前景;怎樣了解一個高速發展中的地區它的崛起背景，政府的優惠政策，並以此來把握一個行業地區發展的總體狀況，機會威脅以及來源。從而預測有可能引發的企業政府消費者三方的博弈以及產生的新的均衡。
這些都是這本書教會我要去思考的。
這是一部歷史，但又不僅僅是一部歷史，因為裡面的故事還在繼續，這是一本故事集，但又不僅僅是故事的簡單拼湊，因為每個故事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