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激盪三十年讀後感1
都說《激盪三十年》是一本近代中國企業史(1978年-20xx年)，可是作者吳曉波沒有用過多冰冷的數字來淹沒歷史創造過程中人的因素，整本書側重在寫“人的命運”，本來，歷史本來就應該是對人自身的描述。
書中記載了接近百位的企業家的成長經歷。他們當中，如今也許有人成為了福布斯富豪，有人成為了振興民族企業的功臣，有人成為了階下囚，或又有人成為了人海中的一個普通人。。。。。。在1978年-20xx年的中國，在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里，在僵化的計畫經濟體制日漸瓦解，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的大環境下，正是這樣的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他們當中的有些做法也許在現在看來可笑，甚至愚蠢，但是，他們卻是他們所在的年代的締造者之一，他們推動整箇中國社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之勢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他們從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逐步成長為了時代的弄潮兒。
這是一本以寫人為核心的歷史書。1978-20xx年的中國社會，出沒著這樣一個群人：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他們勤勞、聰慧、他們具有對於擺脫貧窮的渴望以及與生俱來的賭徒意識;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潔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係的基本面，他們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衝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於採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
《激盪三十年》給了年輕人一個夢，夢裡述說著：當年身無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頭倒賣玉米時的迷茫和毫無方向;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還在每天日復一日地以看報紙來打發上班的時間;還有那三個剛剛考進華南理工無線電專業的20歲出頭的小伙子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又或那個剛從四川監獄中服刑出獄的還帶著很重地方口音的牟其中。。。。。。就是這樣一個個小人物，他們憑著“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敏銳，他們感覺到了時代的變遷所帶來的機遇，同時憑藉著他們的勤勞、聰慧、以及對於擺脫貧窮的渴望和與生俱來的賭徒意識，造就了一個個又一個或成功或失敗的中國企業傳奇!
無論成功與否，我都更願以一種仰望的神態來崇敬我們這些曾經中國企業歷史的締造者們，在他們的成長曆程中，複雜的體制政策和商業環境給了他們更多的挑戰和阻擾，他們百折不饒、堅韌頑強、睿智創新、敢於衝破陳規等等這些品質，都值得我們這一代人學習和傳頌。
讀激盪三十年讀後感2
假期讀完《激盪三十年》這本書，試想一下，以本書三十年而言，三十年前誰會想到人們會在電腦上下載並且瀏覽讀物呢。何況，今天已是此書紀錄元年的三十五年以後了。時代變遷的，用范偉的一句話說：防不勝防啊!
激盪三十年，確實讓人激動。國家在發展，大到世界巨變，歸根結底是人的改變。幾個人制定了中國的遊戲規則，有些人敏捷快，敢為人先，向著目標快馬加鞭，享受到政策的蜂蜜。也有些人，盤鏇在遊戲規則邊緣，或是發達了或是論為了階下囚。有些人的人生改變了世界，大部分人的人生被世界改變。
讀完這本書我始終在一個想法中掙脫不出來，小時候父母教育好好做人做平常人，萬不做出頭鳥之類的人，此類觀點是否正確。如今社會需要的人才是有創新有改變的，不是按部就班混日子的。似乎大家都有這么一種思想，回頭看初小的同學，暫不提品學兼優，學習好的大部分做了公務員，學習差且越是胡亂搗蛋的那群人反而做了小老闆，企業家。只留下中間一部分人不痛不癢的生活著。同激盪三十年中的眾多企業家一樣。這說明一種現象，一種不安平凡的現象。畢竟這個社會不是依照大部分人的願望所建照的社會。大部分人求不變，小部分人求改變，社會也就在求改變的這些人願望努力中改變著。
所以要做一個在平凡中求改變的人，在遊戲規則內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去求創新。堅持自己面對工作的處理方式。
讀激盪三十年讀後感3
花了不少時間，終於看完了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掩卷之餘，一種憂慮參雜著幾絲激憤久久地揮之不去。對於中國來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以來的三十年，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三十年間中國企業的發展也經歷了無數次波峰浪谷的考驗，才走到今天。看完全書，就像對剛剛過去的三十年做了一次全盤梳理，國家的命運，企業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是那么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經歷了這三十年的發展，今天的中國越來越被世界認可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我們國民也越發感受到正在成為大國子民的自信與自豪。然而，在高速發展的背後，隱藏在表面繁榮底下的，卻還有那么多值得我們憂慮和警惕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今天還不能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和改進，也許在不久的某一天，我們終將會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首先，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令人困惑。從改革開放之初到現在，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很多時候是游離在國資或外資背景的企業之外，艱難生存，他們事實上在很多領域充當了改革的試驗者，但往往當條件成熟了之後，有資格摘取果實的卻並不是他們。而當執政者發生猶豫或妥協時，被推出來示眾的卻是他們。他們似乎也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生存環境，並不做過多的無用抗爭，而繼續尋找被忽略的夾縫以求得生存。縱觀三十年，不可否認，正是有了這些始終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民營企業的參與，才漸漸形成了更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市場模式，而市場的出現才催生了競爭機制，有了競爭才有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到今天，民營企業已成為最大的就業基地，它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也越來越舉足輕重。但是當更多的外資借著全球化的腳步進入這個國家各種重要行業的時候，民營企業依然被很多領域阻擋在家門口。這樣的一種不公平和不平衡，不免使人困惑和唏噓。
其次，現階段國內的大部分企業依然是在沒有核心技術的低水平的層次上靠打價格戰為生，這和當前低素質的勞動力條件分不開，也和中小企業缺乏技術投入的實力有關。我們曾自豪於我們是世界工廠，但是現在終於明白，其實我們只是裝配車間，很少技術含量，況且就是這種低技術含量的工作我們也做得並不好，中國產品往往是價廉質次的代名詞。我們的優勢僅僅是勞動力成本低。這也正是這三十年間，大多數的企業都只曇花一現的原因。像魯冠球，張瑞敏，柳傳志等依然還活躍在開創初期的行業里的，實屬鳳毛麟角。即使這樣的企業，他們也並不是因為技術領先或質量上乘而得以不敗，想要坐穩坐強，對他們來說依舊任重道遠.更讓人憂心的是，這樣的一種模式在近期內還看不到有明顯變革的可能。
第三，我國目前的國企絕大多數是壟斷行業，這種靠國家背景和資源立足的企業究竟能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他們能不能作為支撐起我們這個國家的棟樑之柱，他們又是不是能提供可資借鑑的有益經驗從而讓更多的企業走上良性發展的正確道路?他們能代表中國企業的發展方向嗎?
第四，執政者究竟選擇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的策略，他們眼裡的“民”究竟代表了誰?
如果說改革初期因為朱鎔基實行了抓大放小的戰略，而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的話，那這一戰略在客觀上也起到了國退民進的效果。由於大量中小企業的轉制，使一大批原來的經營者成了企業的所有者，他們無疑是最大的得益者。這其中的很多企業，正是因了所有制的改變而重新煥發出生機，再度走上了發展的道路。企業的員工，也有了和企業共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由於國家釋放了更多的自主權，當面對自己並不很確定的新生事物時又能採取更為寬容的態度，使生產力和積極性都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也帶動了市場消費的活躍繁榮，這是一段良性循環的美好時光。然而，由於初期政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特別是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社會矛盾爆發頻繁，使政策的走向發生了偏移，政府更傾向於回到加強中央控制的局面，試圖通過中央的協調而使過激的矛盾得以緩和。也許矯枉過正了，再度的中央集權之下，國有資本的不斷壯大和民間資本的相對萎縮，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分化的矛盾，大量國有資本的積累最終又有限地用到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民生領域當中，原來的矛盾並沒有得到有效緩解，而更多沒有國資背景的企業的發展卻障礙重重。國進民退的格局不免讓人想到“與民爭利”，而爭來的利究竟肥了誰的腰包?
第五.如何更理性地處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可口可樂對匯源果汁的併購事件曾被炒得沸沸揚揚，最終以商務部的否決而暫時告終。如果這種民間的純競爭性行業的併購也需要舉起民族主義大旗的話，令人驚訝的卻是，為什麼我們的石油、銀行等事關國家安全保障的領域的股改，卻可以以向外資定向融資的方式一路暢行?回想起改革開放之初，因為怕被資本主義企業滲透或消滅，有一股很頑強的勢力堅決反對與國外合資或被外企收購，朱鎔基為此曾感慨，就那么幾個膠捲，難道還能讓社會主義變了顏色。當政治思維試圖主導商業行為時，企業和企業家也許就離末日不遠了。而在一個傳統的以政治為綱的歷史背景之下，要跳出這種思維模式又有著怎樣強大的阻力
最後，在這個物慾橫流的年代，道德的底線不斷被刷新，我們卻仍未找到有效的制約手段來遏止它，相反這條底線還在被越來越多的人踩踏和蔑視。
三十年過去了，今天的我們究竟應該以怎樣的姿態總結過去，指導現在並給未來以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