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盪一百年讀後感

《跌盪一百年》是吳曉波創作的,敘述1870~1977年的中國企業史和商業變革。作者按照編年體的形式記述了中國近現代商業史。下面是小編向各位推薦的跌盪一百年讀後感,希望對各位能有所幫助!

跌盪一百年讀後感篇一

《跌盪一百年》是我比較感興趣的一本書,因為我平時最喜歡看的書就是歷史書,恰巧我最近也在讀一些近代史的書,象曾國藩、李鴻章、胡雪岩、盛宣懷、鄭觀應,張謇、榮家兄弟、孔宋家族等他們的故事基本都看過,不過對提高管理水平和更能引起共鳴的還是《激盪三十年》這本書,而且讀激盪三十年總是給我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明顯感覺自己能生在這個時代是多么的幸運,這兩本書從某種意義上都給了我很多震撼。再回過頭說說《跌盪一百年》這本書的心得體會,在這一百年中國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國企業發展也非常艱難,中國的民營企業更是艱難的發展,和激盪三十年相比跌盪一百年給人一種淒涼的感覺,所以作者也用了“跌盪“這個詞。整本書主要是以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為主線在寫,但是明顯感覺中國企業家的身份是多么的尷尬。

中國多年文化一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到了社會對企業家的正確認識,就像作者在文章中用的一個詞叫“男三號”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以至於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不能以一個獨立的階層出現,我非常認同晚清思想家鄭觀應在書中提到的觀點,“兵戰”與“商戰”是中國復興的兩大主題,而後者的主角就是企業家階層。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對日抗戰,從新中國的創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開放,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國運轉折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企業家們的活躍的身影,象胡雪岩幫助左宗棠收復了新疆等例子,企業家階層從來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中國的進步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這一百多年更是這樣,無數的企業家讓我們銘記於心,張之洞,近代重工業的先行者,張謇,功滿東南的狀元實業家,周學熙,華北近代工業的奠基者,榮宗敬、榮德生,榮氏企業集團的締造者,范旭東,中國化學工業的拓荒者,盛宣懷,近代航運業和電信業的初創者,盧作孚,從川江中崛起的“船王”,周祥生,申城出租汽車業的魁首等。

從這一百多年我也感覺到了中國和世界的一些差距,到1977年中國的民營企業基本都滅亡了,在1870年的時候胡雪岩正在搞阜康銀莊,而美國的摩根集團也是那個時候剛剛開始,到現在胡雪岩的阜康錢莊已經沒有了而摩根集團已經成為世界上響噹噹的金融集團,同樣經歷了象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日本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中國的封建勢力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則是全盤西化,並且相當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看看中國在這一百年多年真的感覺滿是屈辱。屈辱的同時讓每個人中國人看到自己與世界的差距,閉關鎖國就會落後,落後就會挨打。

總之在這一百年多年中國走了很多的彎路,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更好的展望未來,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不要讓一些歷史重演,研究歷史同樣也是為了讓我們學習一些歷史,不過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國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雖然跌盪了一百年,但是我相信再過一些年之後,還會出一本書叫激盪一百年,那個時候中國的民營企業包括新東方一定會在世界上立足的,中國那個時候一定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為在激盪三十年中我看到了太多的希望,而在跌盪一百年中我也知道中國的未來在哪,新東方的未來在哪,總之我對中國和新東方都非常有信心。

跌盪一百年讀後感篇二

接連幾天,一鼓作氣看完了吳曉波的《跌盪一百年》,久違了不忍釋卷的閱讀喜悅。此書記錄了始自1870年的中國現代企業百年歷程,以年代為脈絡,以政治為背景,以企業發展史為主線,以人物為解析,文筆嚴謹,敘事巧妙,在尋找歷史足跡中隱含著冷峻,不蒂為一鴻篇巨著。最為重要的是,作者以客觀、敏銳而犀利的洞察力,在記錄中國企業史的同時,尋找著中國企業家和企業發展的內在邏輯,尋找著當代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

據說,關於中國現代企業發展史的學術專著非常之少,尚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史實。從清朝末年“我朝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洋務運動,西方列強入侵下自由思想萌芽時期的民族工業,到軍閥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下的商業發展……,從曾國藩的安慶兵工廠,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以及1872年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到范旭東研製出精鹽讓中國人擺脫了“食土民族”、“全國最懂棉花”的穆藕初組建管理先進的棉紡織企業、張元濟主掌商務印書編印《最新教科書》、以及商業界集體抵抗日貨……,這些曾經的跌宕起伏,無不讓人想一探究竟,又唏噓不已。而最讓我動容的是懷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情結、堅守理想主義光輝的那些企業家。張謇,清朝狀元,放棄仕途轉而經商,抱著實業救國的熱情,帶著“捨身餵虎”的悲壯,從大生紗廠起家,建立龐大的產業鏈,並將企業利潤投入到公共事業,創辦了“南通模式”,建設了一個“中國最進步的城市”。還有盧作孚,自比為“微生物”,立志要成為這個生病的社會機體中的一部分從而一點點改變它,堅守著樸素的社會主義信念,組建了民生航運,苦心經營重慶北碚,在抗戰期間成功組織了“宜昌大撤退”。面對這些不可忽視的真實歷史,我們不能忘卻,企業家曾經活躍在中國進步史上,曾經為實現富民強國而演繹著耐人尋味的種種故事。

從歷史到現實,從經濟到政治,總是存在令人驚訝的相似。中國企業家的命運無時不刻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他們是最早接受自由思想的群體,從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可見一斑,他們努力探索科學管理、公平競爭、自主創新,可又在一定程度受到“中庸之道”、“以和為貴”、“重義輕利”等傳統文化的束縛,“三綱五常”、“忠孝禮儀”更是讓企業家崇尚權威,於是乎,往往有偉大的商人,卻很難造就偉大的商業組織。百年之前,同處國家危難之際,同樣的革新追求,日本人的維新運動成功了,中國的戊戌變法卻以失敗告終。這中間固然有很多緣由,而傳統文化的深深烙印總是揮之不去。百年歷史長河中,政府和企業家階層之間時而合作,時而決裂,時而互補,時而衝突,形成了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清朝末年,紅頂商人胡雪岩、亦官亦商盛宣懷等涉足官商之間,紅極一時;國民黨時期,官僚資本竭力擠壓民營企業,抗戰以後更是登峰造極,造就了孔祥熙、宋子文等超級官僚資本家;建國後至今,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糾葛一直繼續著,前不久,國務院頒布鼓勵民資進入壟斷行業的“新36條”,又掀起了關於“國退民進”的熱議……。

誠如美國作家房龍在《人類的故事》中所言:“歷史是巨大的經驗之塔,是時光在過去年代的無數領域中構築起來的經驗之塔。”以歷史的眼光看現實的問題,無疑是提高辨析力、判斷力的一個好辦法。如今,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已躋身世界經濟大國之列,富民強國不再是遙遠的夢。只是,中國企業家似乎還在尋找著自己的歸屬。真心期待中國企業能夠真正崛起,期待以後充斥耳邊的不再是中國平安馬明哲年薪事件、深圳萬科王石捐款門事件、國美黃光裕案三宗罪……

跌盪一百年讀後感篇三

近日,拜讀了吳曉波老師的《跌盪一百年》,對經濟和政治的理解多了一分思考,對中國今日之發展尤感不易。在近代歷史的發展進程當中,除了大幅度占據歷史教科書的革命鬥爭之外,還有那樣一群秉持著“實業救國”理念的民族企業家,都說商人逐利,可在那樣的歷史環境之下,我分明看到大多數企業家的純粹,激情萬丈,革新自強,惟求強國。

上卷敘述1870~1937年間中國企業的變革。作者希望從歷史中找到答案: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書的序言提及:我仿佛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著青衫,面無表情,正砸響門環。

把酒臨風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

長廊貫穿春秋

大門口的陌生人

正砸響門環

門外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他們已經被這個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此刻他們正砸響門環,而我,不知道該怎樣開口,是感謝抑或抱歉?

在晚清雙半社會,現代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群體有:官辦商人(盛宣懷);買辦商人(鄭觀應);民間商人(榮宗敬兄弟);士紳商人(張謇)。

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這類企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老闆既是制定遊戲規則的政府大官,又是參加遊戲的主要成員,其雙重地位造成的利益衝突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場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業不能發展起來。

洋務運動對於中國民族資本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培養了不少企業家。當時,很多私營企業經營得很好,也賺了很多錢。這個時候,清政府就以國家安全名義,進行國有化改革。比如,盛宣懷堅持鐵路國有化,從而導致了民間的企業家集團與朝廷的徹底決裂。路權回收令頒布後,各省商民群起反對。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列強侵華、辛亥革命、新舊軍閥混戰、國共內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各個政權在其占領某地時期重複收稅,增加苛捐雜稅,戰時捐稅,並進行強制糧食徵購,使經濟不勘重負。由於連年戰亂,農業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之間的貿易被中斷。

其間個人的命運可謂是人生百態,世事無常。李鴻章,胡雪岩,盛宣懷,張謇以及"榮氏家族"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榮毅仁的父輩),"蔣家王朝"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船王盧作孚,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愛國老人陳嘉庚,都是近代中國政商兩界耳熟能詳的顯赫人物,但內憂外患,強敵虎視的時局往往將他們統治和創造的巨大事業產業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