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論語》(四)君子之道。這章主要講如何做一個君子，能夠稱為君子的標準又是什麼。下面小編為您帶來於丹《論語》第四章君子之道的讀後感心得，歡迎閱讀!
于丹論語君子之道讀後感篇1
“君子周而不比”，這話不太好理解，當代李澤厚根據朱熹的註解，作出解釋：“君子普遍厚待人們，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阿私，而不普遍厚待”。然後，余秋雨猶覺得這樣翻譯還是不夠通俗，引用坊間更簡單的翻譯來說事：君子團結而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團結。
說到這裡時候，就稍微跑一下題，談談“傳播的學問”。以我們的文化水準，要想了解浩如煙海的浩瀚經典，或者各門學問，能力和精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這就需要有人做“學問的傳播”工作。事實上，在平某看來，2520xx年前，祖宗們已經把學問作完了，或者，道理已經發現完了，後人們，只需結合當代語言語境，進行解讀解釋而已。比如一部《論語》，朱熹為啥要注釋?就是論語傳到宋代的當下化(古代人的古文水平也一直在下降，到了民國，為適應社會，自然而然白話文了，另一個解讀經典，都離不開當下的語境。)，今天這份工作，于丹在做。學問的傳播，是多種方式多種角度的，也一定是結合當下的，《西遊記》的傳承，放在當下的傳承就是把他影視化，通過當下影視的傳播形式來傳承，而不是固守著三百多年前的文本不變。
返回頭來說“君子”。余秋雨說，前面幾項談懷德，德風，還是成人之美，談的都是大原則，明白了大原則，卻不見得能具體處理。因此“周而不比”說的就是君子如何處理人際關係。
老餘款款道來：人們進入群體，常常因生疏而產生一種不安全感，自然會著急物色幾個朋友，這很正常。但是，接下來就有鴻溝了：有些人會把這個過程當作過渡，朋友的隊伍漸漸擴大，自己的思路也愈加周全，這就在人際關係上成了君子;但也會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朋友圈當作小小的“利益共同體”，與圈子之外的多數人明明暗暗地比較、對峙。時間一長，必然延伸成一系列窺探、算計和防範。顯然，這就成了小人行跡。
按照老余同志說的，平某做筆記的時候就暗暗思量，檢點自己的交友過往，感覺自己最大的特點就是“喜歡被動，喜歡清靜”。在平老師的審美對象還停留在少女層面的年紀，偶然的機會，和廣電李老師認識了，之後，進入了李老師的“朋友圈”，從同事到同鄉，從領導到知己，飯菜不知蹭過了多少次，我記得，李老師引為知己的一個哥們要去讀研，我都被叫去屁顛屁顛陪吃。但本人又是喜歡清淨的，不去主動參與，設計，十餘年下來，雖然審美對象已經從少女偏移到了少婦，和李老師見面次數也越來越少，但感情越來越真越醇，從未有距離感疏遠感。另一個張老師也是，他們陵川人的聚會，都要拉我這個高平籍的外人參加，某次在其辦公室閒聊，張老師掐指算算，感嘆十餘年來仍舊走在一起的，才是真的朋友，實際上在工作上，張老師研究的是過去，平老師關注的是未來，兩個時空碰撞在了當下。說起這樣的朋友，還有很多很多，何老師，王老師……。是因為不涉及利益才會這樣關係和諧嗎?其實這么問，真的是格調低了，認同一個人是無價的，利益價值是有限的，而且情分到位，是根本就不會那么去想。
做“周而不比”的君子難不難?我的回答是，不難!但要分對象，對待朋友，自然是將心比心，對待小人，自然是遠離為妙。這也是我為何總是以“被動”處理事情的原因所在，對不了解的事情，對不了解的人，多聽多看，少主動去參乎，觀察一段時間之後，自然會有因緣認識或者交往。氣味相投的人，其實總是會走到一起的，不要急躁著去追逐結識。我見寫《荒村拾遺》的孫喜玲老師，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平客，我知道遲早有一天我們會認識的”，我當時點了點頭，內心自然認同，但也並未多言，因為我已經深刻領悟了這其中的奧妙所在，不在有初始化的驚喜表現。但是小人也並不是面目可憎，他們其實很可憐，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蠅營狗苟，耽誤了美好人生時光，將本可以無限明月的心胸填堵了太多污穢，遠離是一種態度，我不認同你，不是要改造你，而是不想被你所影響。應該說，只要講對立，那么每個君子也都有小人的一面，人性向善，大家還是多親近太陽，獲得光明和溫暖好一些。
余秋雨在最後借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總結出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他老人家說：君子，是一個個不同的人(指精神面貌，追求);相反，小人，一個個都十分相似(是說利益目標，結黨合夥幹壞事嘛)。因此，人們在世間，看到種種不同，反而可以安心;看到太多的相同，卻應分外小心。
于丹論語君子之道讀後感篇2
大家讀《論語》會發現，這裡面經常出現一個詞：君子。我們直到今天還常常將其作為做人的一個標準，說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麼是君子呢?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標準，一部短短兩萬多字的《論語》，“君子”這個詞就出現了一百多次。我們把孔子對於君子所有的言語、界定、描述總結在一起，會發現，大概做一個君子要有幾個層次上的要求。
做一個善良的人。這是君子的第一個標準。君子的力量始自於人格與內心。他的內心完滿、富足，先修繕了自我修養，而後表現出來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
司馬牛曾經問過孔夫子，什麼樣的人才能夠稱為君子呢?孔子答：“君子不憂不懼。”司馬牛又問：“不憂不懼，就可以叫君子嗎?”
他可能覺得這個標準太低了。孔子說：“反躬自省，無所愧疚，當然沒有什麼可憂可懼的。”我們把孔夫子的意思轉換成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一個人反省自己的行為，而能夠不後悔、不愧疚，這個標準說低也低，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說高就是個至高無上的標準，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過的每件事都經得住推敲，實在又是極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為君子的人格標準。
孔子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曾經很認真地跟他們討論過君子的問題，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孔子一上來很謙虛， 說“不憂”、“不惑”、“不懼”這三點自己做不到。什麼叫“仁者不憂”?
就是說，一個人有了一種仁義的大胸懷，他的內心無比仁厚、寬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細節不計較，可以不糾纏於小的得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內心安靜、坦然。什麼叫“知(智)者不惑”?
在區區半個世紀之前，一個人一生可能就在一個單位，婚姻基本上不會有任何變動，從小到老可能就住在一個大雜院裡。人們的煩惱可能是生活的或然性和可選擇性太小。
但在當今社會，我們的痛苦不是沒有選擇，而是選擇太多。這是一個繁榮時代帶給我們的迷惑。我們無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讓內心的選擇能力更強大。當我們很明白如何取捨，那么那些煩惱也就沒有了，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知者不惑”。
什麼叫“勇者不懼”?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兩強相遇勇者勝”，也就是說，當你的內心足夠勇敢，足夠開闊，你就有了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就不再害怕了。
一個真君子做到了內心的仁、知、勇，從而就少了憂、惑、懼。孔子說這三條我做不到。子貢說“夫子自道也”―――您說的不就是您自己嘛!大家看，孔子告訴我們的做人標準，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來“苛責”內心。
一個人內心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一點，對別人就會厚道一點。我們今天老說做人要厚道，厚道並不是窩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憫別人很多的過錯，可以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立場上想問題。
因此，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老天爺不給我機會，也不抱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了解我。一個人內心沒有了“憂”、“惑”、“懼”，自然就減少了對外界的抱怨和指責，也就增強了把握幸福的能力。而增強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學習的終極目的。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古人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今人學習是為了炫耀於人、取悅於人。
真正尊崇學問的人，他的學習是為了人心靈的建樹。從書本上學，從社會上學，從國小到老，無非是學習一種把握幸福的能力。
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教養、而且內心忠誠的公民，然後以此在社會上安身立命，學習的目的就是完成這么一個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而“為人之學”又是什麼呢?它是把學到的知識當成工具，當成一種技能，以之謀一份職業，為自己謀一份福利。孔子曾經直截了當地跟他的學生子夏說：“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就是說， 你要想著提高修養，不要老惦記眼前的一點點私利。
孔子從來不說做君子就要像誰誰誰那樣，在孔子看來，做君子就是做一個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會定位，從身邊做起，從今天做起，讓自己成為內心完善的人。因為只有你的內心真正有了一種從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于丹論語君子之道讀後感篇3
孔子有句話，出自《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此家喻戶曉之言，既是其一生自我修養之總結，亦可視作古代讀書人終生奮鬥之目標。為何以此為標桿?在於它極好地概括了達到君子的幾重境界。
晚明大儒顧憲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君子”之境界：“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夫子自十五志於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這段話堪稱將如何養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概括得甚是精闢到位：修境即不斷學習、完善自我、確立志向、積極進取的過程;悟境即隨著人生經驗日益豐富，閱歷的不斷積澱，真正了解自身短長，領悟世界本質，走向成熟的狀態;證境則是對人生順逆已瞭然於胸，對世事無常已泰然處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雜的規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那何為“君子”?孔子身處時代，“君子”具有兩層含義：一指那些出身高貴、地位較高的統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養、能夠遵循禮樂的人。故《論語·學而》指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可知君子有其專門關注之事、用力之處，“本”即事情的根本之處。換言之，君子要做好本身工作，盡其職責，道便由此產生。
若要聞道，先須自修，這當從“修境”入手，此即古時讀書人求學之始。它分為三個層次：志於學、而立與不惑。志於學，便是自此開始，立志於要把一生奉獻給學問，奉獻給追求真理，這意味著人生目標的確定。意義在於：首先，學術研究和道義探討成為了人的終身事業，道統開始獨立於政統並高於政統;其次，此乃知識獨立、士人獨立的標誌;再次，士人不再是專家，不再是專業技術人員，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擔當天下道義的君子儒。讀書人從此真正成為社會核心價值的承擔者，即擔道之士。著名學者錢穆先生曾對君子擔道的重要性有過至論：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預知。正因時時可死，故必急求聞道。否則生而為人，不知為人之道，豈不枉了此生?若使朝聞道，夕死即不為枉活。因道亘古今，千萬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萬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則一日之生，亦猶夫千萬世之生矣。
從此，道統意識油然而生。
所謂而立，簡言之：其一，個人政治身份得到肯定;其二，有了自己的事業。此乃個人事業之起步期。試想一個人經過孜孜以求、苦苦努力，達到了而立，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學業有成，事業確立，身份得到充分認可，理想看似越來越近，那么這個人應呈奮發有為、躍躍欲試，躊躇滿志、銳氣十足之態。這種狀態固然頗佳，但尚遠遠不夠。他的見識、修為、眼光、氣度還不足以應對這個紛紜複雜的大千世界。所以，還需要繼續修煉，以至“不惑”，即對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動搖，對世間種種光怪陸離、紛紜複雜的現象，皆能泰然處之，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悟境”指個人修為之瓶頸期與突破期。雖說知天命是悟境，但並不意味著學習之終結，恰恰相反，這是君子修養的又一個起點。孔子講：“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給你下達的“命令”、是“天”規定了的你的“使命”，那么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給你的“任務”，這是你應該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於是你的人生經驗給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這個“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放棄這個“位置”而“不到位”，則是為“不仁”，就不是“君子”。“定了位”不等於“到了位”，你還得努力才能使自己“到位”，故“知天命”相當於人生事業的再出發。唯有繼續前行，才能抵達君子修養的終點，也就是證境——耳順和從心所欲。
“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順者，不違也。捨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這是清代學者焦循對“耳順”的解釋。說的是君子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確意見不排斥他人的正確意見，能以公認為正確的意見為標準，同時吸取他人意見中符合標準的正確意見。順，就是通達不違礙，入耳即入心。君子不固持自己的異義，能採納他人的意見，那么無論什麼話聽來就不違於心、不逆於耳，能夠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正確的看法予以表揚，又能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不正確的看法而不予計較，不斤斤縈懷於心，如此就能順利通達，入耳入心。
耳順之後，便達至化境。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逾矩，而後縱之。”換言之，柳氏認為孔子之所以能夠從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認內心的欲望不會超出社會規矩的範圍，孔子有這樣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內心欲望是在規矩法度之內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規矩是內心欲望的隱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欲望才可“後縱之”。反過來講，“逾矩”的欲望不可以隨便遵從。其實儒家亦承認人在現實生活中，確有各種不合禮法、不合規矩的欲望。在這一基本預設下，人心的各種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導，人便隨著自身欲望之橫流而蒙蔽良知，從而生出惡念、做出惡行。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即經過長期的自我修養和自我控制，達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內外打通，社會的規矩即我自身的規矩，社會規範內化為個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會規矩對我而言，就不再是約束，反而是內外相證、從心所欲的試金石。這種“自由”是一種道德境界，是此心純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種不去挑戰世俗禮法的心理自在。因為此時，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規矩允許的範圍里體會從心所欲的自在。
當然，世上諸事，往往知易行難。至於此三重境界，錢穆曾指出，“學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學與立與不惑之三階程。至於知天命以上，則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懸以存諸心中則可”。或許凡人終其一生，也難將修境、悟境與證境踐履殆盡，唯有默默懸於心間。君子何為?便是讀書人在不斷學習、修煉中竭力向理想狀態靠近而已。這恐怕便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妙處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