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上海生死劫》有感:最後的貴族

編者按:《上海生死劫》是一部自傳類書籍,講述的是鄭念先生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八十年代初的個人經歷。從這本書中,我也看出鄭念先生對國家,對民族的愛。

鄭念被譽為大上海“最後的貴族”“一代名媛”,近來有幸拜讀了鄭念先生轟動英美、警醒世人、感人肺腑、充滿人性與仁愛光輝、居於靈魂高處的《上海生死劫》,深受教育,甚為敬佩,內心久久不能平靜。

鄭念先生一家是愛國的。鄭念夫婦與女兒都為祖國建設做貢獻,鄭念即使定居美國還通過新聞媒體(如訂閱中文報紙)、接收親友寄送資料、與親友交流等方式關注了解祖國的改革發展進程,並在書中對祖國的進步大加讚賞。

鄭念先生是愛中華民族的。鄭念在國內時收藏了古瓷、字畫、佛像、首飾、工藝品等華夏文明瑰寶,喜歡穿濃濃中國風的旗袍,樂於品味中國傳統文化;在美國生活期間,鄭念關心中國,資助華人留學生。

鄭念先生是愛自由的。鄭念出身名門,先後在天津南開中學、北平燕京大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學業,自由精神渾然天成。鄭念接受過優質的親職教育和高等教育,所以,鄭念所追求的自由並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普世規則基礎上的自由。這一點在鄭念“舉起《憲法》”向闖入家中的紅衛兵抗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鄭念說他們“沒有搜查證就隨便闖入私人宅第,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

鄭念先生是愛美的。鄭念既有深入骨髓的愛美之心,更有集毅力、勇氣、智慧、修養、才華於一身的愛美能力,這才是真正的貴族。

文革磨難前的鄭念先生,生活中是大上海的大戶人家,工作中是外企高級白領(英國殼牌石油公司駐華分公司英國總經理助理),可以說生活和工作中處處都是貴族。

文革磨難中,鄭念先生堅守清白不低頭、不委曲求全、不放棄抗爭、不懈探尋女兒含冤而死真相,即使身在獄中仍盡力保持尊嚴,改善衛生條件。鄭念自製馬桶墊、眼罩,貼牆紙,打掃衛生,“鄭念曾經有十多天被背銬,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里,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後要拉上西褲側面的拉鏈,都勒得傷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寧願創口加深也不願衣衫不整;有位送飯的女人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鄭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之聲,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文革磨難後,鄭念先生愛之愈深,痛之愈切,決定離開她深愛的祖國。離開祖國,鄭念寫道,“回顧以往,我曾有好幾次乘船出國的記憶。每次都像現在這樣,佇立在甲板上遠遠眺望著,任憑海風不住舞亂著我的頭髮,怔怔地望著故地的海岸,漸漸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沒現在這般令我斷腸。”“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著效忠祖國。”

讀罷《上海生死劫》,我能理解鄭念先生的選擇,理解鄭念先生寫的這段話。

讀罷《上海生死劫》,我讀了習大大在延安梁家河下鄉插隊的七年知青歲月,習大大在文革期間堅持不懈地學習、做事、追求上進令我欽佩不已,習大大“我們這一代人要做好我們這一代人的事情”這句話讓我心潮澎湃,習大大弘揚憲法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策讓我萬分擁護。

法律與自由是一對孿生兄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鄭念先生的遭遇是法律失守,是國家和民族的巨大災難。鄭念先生的作品是傳世巨著,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鄭念先生的生命是高貴亮節,是國家和民族的傑出使者。

鄭念先生是“最後的貴族”,流淌在血液里的貴族。

鄭念先生安詳地走了,去的地方有她的丈夫,有她的女兒,有她的團圓,有她的貴族家園。

作者:褚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