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而維繫這一文明於不墜的靈魂，則是中華文化。作為一名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龐朴仍然堅信，中華文化時至今日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並為此，走在探索中華文化的學術之路上，不曾止歇。我們一同看看中華文化的魅力吧。
看星星 發現“火歷”
熟知龐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能夠為了真理而無所畏懼的人。1949年，年僅20齣頭的龐朴，就做了一件置生死於度外的事情：從蔣管區投奔到解放區。到了解放區，龐朴就留在了華東大學。後來，華東大學與青島的山東大學合校，從此龐朴成為山東大學的一員。
龐朴是以研究中國文化而成為名家的，殊不知，他今天治學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中打下的基礎。在龐朴11歲的時候，日本占領了他的家鄉，辦了一些“新民國小”，實行奴化教育。龐朴及其家人堅決不去這種奴化學校，遂轉入一個私塾中繼續學習。“這或許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吧。”龐朴說。《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五經(五經唯讀了《詩經》)，等等，就是在那時背得滾瓜爛熟的，由此啟發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感性。
龐朴真正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是從1952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哲學開始的。兩年後，龐朴畢業回到山東大學教馬克思主義哲學。龐朴認為，要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首先應該了解中國哲學思想，遂決定轉到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但後來這卻成為龐朴被批判的重要原因。
1971年，龐朴被下放到了曲阜。他的書都被貼上了封條。到曲阜後，龐朴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的東西，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別多。地上沒有書可念，他就念這個天書。於是，夏天的晚上，龐朴就搬把椅子，在操場上看星空。花了兩年的時間，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沒想到，龐朴看星星，卻直接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發現—火歷。
龐朴的發現引起了天文學界的極大興趣。中國天文史學界權威席澤宗就曾公開高度評價過龐朴的這一發現，並認為龐朴的這種做法，才是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正確方法。因為在他看來，現在許多研究中國天文史的學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學體系，這樣中國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如此一來，中國天文史的研究就沒法發展了。
推動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
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出現，與龐朴對文化研究的重視和推動有莫大關係。1981年，龐朴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聘，擔任《人類文化與科學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出於職業的敏感性，龐朴發現中國當時極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原因自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誰也不會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惡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因此，龐朴開始在學界呼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當然，“文化熱”的興起有其現實的社會背景，即跟鄧小平同志提出“四個現代化”有關。現代化的對立面是傳統，所以在談現代化的同時，很自然就有一個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西方曾認為：要現代化就不要傳統，要現代化就必須拋棄傳統。現在國家提出現代化了，那傳統怎么辦?這是當年擺在國人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1982年，龐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發出重視文化史研究的時代呼聲，引起學界的強烈反響，從而掀起了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序幕。
文化是什麼?龐朴為此曾去拜訪錢鍾書先生。錢鍾書說，你不問我的時候，我知道文化是什麼，你一問我，我倒糊塗了。事實上真是這樣，當時誰也搞不清楚文化的形式是什麼?內容是什麼?怎樣發展的?怎樣衰敗的?文化跟政治經濟的關係是怎樣的?沒有人能形成非常肯定的表述。1949年到1979年，30年裡中國只出版過一本關於文化的書。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龐朴曾就文化學、文化史、文化傳統與現代化諸問題，數十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闡述其對文化的各種思想認識，從而推動了文化研究熱潮的前進。龐朴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可歸納為“一二三”：一就是一個定義，什麼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認為文化有兩個屬性：民族性和時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個層面，即物質的、精神的和制度的。龐朴對於文化的定義、兩個屬性和三層結構的闡述，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重視，成為探討中華文化問題的重要理論指導。
龐朴特彆強調文化的民族性，並認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屬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這個民族最後就會蒸發掉。滿族就是一個例子。滿族統治了全國，最後滿族自己沒有了。為什麼?因為它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離了，滿族文化失去了民族性，最後這個民族就沒有凝聚力了。
然而，“文化熱”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卻形成了一股反傳統的潮流，自由主義文化觀在社會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其具體體現就是紀錄片《河殤》。《河殤》中說中國是黃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提出要用蔚藍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黃河文明。後來，王元化提出“新啟蒙”，認為五四時期的科學和民主問題沒有解決好，過去的傳統是一直處在蒙昧時代，現在要繼續解決啟蒙問題。因此，《河殤》和新啟蒙，都是自由主義者對待傳統文化的看法。然而，他們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傾向，很快便被歷史否定了。
“一分為三” 探究中華文化
“他是一個很傑出、很有創見的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曾這樣評價他。龐朴是中華文化研究的大家，不僅僅指其知識之淵博、見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創新精神，往往能夠獨闢蹊徑獲得新解。
在龐朴諸多創見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對中華文化密碼“一分為三”的探究。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龐朴開始從文化現象入手，致力於中國辯證思想的研究，以解讀中華文化密碼。比如說，他從黃帝的傳說開始，用黃帝的故事說混沌，用“伯樂相馬”來談認識論，從“庖丁解牛”談實踐論，通過一批出土文物(紡錘)來談“玄”，運用幾個上古文字來說“無”，如此等等，最後當然都要歸結到中國辯證思維。
龐朴深深相信，中國文化體系有個密碼，就是“三”。於是便用這個密碼去開中國文化寶藏之鎖，也用開了鎖的寶藏文化來反證密碼之存在。如《解牛之解》、《相馬之相》等。古稀之後，龐朴開始對“一分為三”給出理論上的說明，於是有了《中庸與三分》等嘗試。20xx年，他開始撰寫《一分為三論》，20xx年出版，給“一分為三”研究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龐朴認為：“世界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同時又是三分的;統一是三分的統一，三分是統一的三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其密碼也正是一個‘三’字。”
醫院裡邊掛吊瓶邊上課
“龐先生是一位真正能夠將所學與生活融於一體的人，他的生活看似平常，實則不然。”龐朴的學生、山東大學教授馮建國說。作為蜚聲國際的學者、中華文化研究領域的大家，龐朴的學術成就令人仰止，哲思高明令人莫測。然而，在生活中他卻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普通老先生，不過這可不是平常所理解的普通，而是經高明而後返回到中庸的普通。
在外人看來，龐朴的生活似乎很簡樸，生活中的飯菜也是樸素得很，吃的都是市場上最普通的蔬菜水果、雞鴨魚肉什麼的。龐朴自己曾有過這樣的規定：每一兩個星期才打一次牙祭。這給龐朴的身體帶來了莫大的好處，老年人整天擔心懼怕的“三高”問題，從來沒有發生在龐朴的身上。可以說簡樸的後面卻不簡單。
有一天，他遞給來訪的學生一張報紙，說：“你看一下報紙中這些美術作品有什麼問題沒有?”這位學生接過來左看右看，始終沒看出什麼問題。於是，龐朴指著其中的一幅畫說：“你看這幅《荀子祭酒圖》，畫面上的幾個人在舉杯暢飲，根本不像荀子在講學，祭酒可是今天所說的老師。這幅畫本應展現的是荀子作為當時稷下學宮的學術領袖的風範，然而卻被畫者理解為一種喝酒暢飲的活動，實在不應該!”
有一次，龐朴在住院打吊瓶的時候，突然對來看望的學生說道：“閒來無事，我給你們上堂課吧，教你們怎么閱讀古文。”學生們愣住了，沒想到穿著病號服、躺在床上掛吊瓶的先生要現場開課。龐朴說：“你們知道《論語》中‘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段話吧?……”學生們圍在旁邊認真聽起來。沒見過這場面的醫護人員及其他人紛紛駐足觀看，一時成為病房裡的一景。
龐朴還曾因身體乏力等問題住過幾次醫院。同醫院打交道多了，龐朴發現中西醫在治療方法上有著根本的不同，於是，他給醫院也下了個診斷：“中醫是治病的人，西醫是治人的病。”用簡單的一句話，將中西醫的本質區別指了出來。在同老中醫交流自己的病情時，龐朴說自己的感覺是“麻而不木，腫而不脹”。大家知道，麻過了就是木，腫大了就是脹，龐朴對自己病情的描述真可謂精準。
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龐朴其人其學的最大特色。
(據《中國教育報》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