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
教師節這天，(3)班的同學送了這本《萬曆十五年》給我。在表示感謝之餘，也不禁啞然失笑。看來《明朝那些事》不僅影響了我，還影響了他們。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書完整記錄了整個明朝歷史，而《萬曆十五年》只是選擇了歷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張居正的死亡，戚繼光被貶等，這些事情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了帝國未來的走勢。當然這些史實，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記載，而且“當年明月”更是將其講得繪聲繪色，引人入勝。
因此，《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並沒有引起我太多的興趣，基本上都是上廁所的時候斷斷續續看完的。
拋開人物、故事不談，只談一些對於明朝的文官集團的認識。關於這一點，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過當時只是簡單地表達而己。因此，我準備在這篇讀後感中，儘可能地展開關於這一點的討論。
萬曆多年不理朝政，與只關注練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極少數的大事，比如戰爭，除了極少數的人，比如當時的首輔申行時，能夠見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時間，那個龍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經很早就廢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無回，甚至大臣的請辭也是杳無音訊。因此，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正是因為萬曆驕奢淫侈才最終導致了後來的宦官專權、民不聊生。這種解讀非常符合我們一般人對歷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會發現，這一切的出現跟我們正史所歌頌的文官集團有著莫大的關聯。
萬曆剛上任時，還是一個非常有抱負的有為青年。比如，定期出席各種名目眾多的繁文縟節的禮儀活動，甚至從皇宮步行至天壇求雨等。總的來說，前一階段的萬曆還是非常符合聖明君主的要求的。那么，是什麼讓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青年變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當時的文官集團。
當時的帝國己經形成了成熟穩固的文官集團，如果說皇帝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那么，文官集團就是實際的權力操控者。這些文官深受“聖人”教導，並對這些信念堅定不移，希望以此來影響皇帝、改造社會。因此，縱觀明朝整個歷史，無論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還是有為的朱棣，或是碌碌無為的，讓我記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與文官集團的搏弈中度過一生的。換而言之，文官集團決不是對皇帝唯唯諾諾，言聽計從的無用之輩，即使在很多情況下，皇帝可以動用最高權力，對違背他的意志的文官進行懲罰，但是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集團，皇帝很多時候卻是感覺無能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萬曆本想立鄭貴妃之子為太子，但這一決定遭到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理由是自古以來，太子都是立長不立幼。於是，圍繞立太子一事，萬曆跟文官展開了鬥智鬥勇的較量，誰也不肯讓步。
這讓萬曆非常惱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張居正的輔佐，絕大多數時候，他扮演的並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學生的角色。該做什麼，怎么做，一切由張居正來決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親重修宮殿，以表孝心，但張居正以“己經很豪華”、“聖上應體恤民心”為由拒絕;再比如，皇帝練字練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時，張居正說，“聖上的字己經練得很好的，從今以後，應該做些國事”，一句話，皇帝的這點愛好被剝奪了。
好不容易，張居正死了。萬曆長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權力，就在他準備大幹一場時，卻突然發現，他依然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做事，文官集團總是要求他按照他們的想法來成君成聖，而不是聽從他的命令來做事。換而言之，萬曆想做一個有實權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團卻只需要一個象徵性地君主。萬曆曾抗爭過，先是軟的，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但是他發現，他可以很輕易地幹掉一個人，但是卻乾不掉這個集團。
以言官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這些言官，輕則彈劾同為人臣的官僚，重則斥責皇帝。比如，萬曆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出席早朝時，就有言官上疏，說“皇帝身體不適，但是後宮卻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檢點。萬曆一怒之下，當然重責了該言官，但是該言官卻因此獲得了“因直獲罪”的美名，以至於後來很多言官紛紛效仿，即使被罷、被貶，甚至被殺，卻依然阻擋不了指責皇帝的浪潮。
到最後，萬曆累了、厭倦了。他既然無力戰勝文官集團，就乾脆放棄吧。於是，他開始拒絕早朝，拒絕出席各項重大的禮儀活動，拒絕接見大臣。皇帝的這一做法，當然引起了文官們的集體反彈，他們紛紛上書，直指皇帝懶散，甚至說，如果這樣下去，將會國之不國，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摺即使講得字字見血，堆得比天還高，這個時候的萬曆己經懶得批一個字了，也懶得反駁，也懶得打回，任由大臣去罵去折騰，他祭出了“無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這么耗著，帝國也依然有條不紊地轉著。只是1578這一年，張居正死了，社會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時回老家了，內閣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繼光被罷免了，東南的倭寇又開始猖狂了。這一切，預示著大明帝國己經出現了覆滅的跡象。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2
前幾日在書屋看到有人批判黃仁宇，因此興起重讀《萬曆十五年》之念，這幾日讀了兩篇——《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一時有感，記錄下來。
一、人的陰陽
這兩篇中著重講了三個人：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張居正身為帝師、首輔，勵精圖治，整頓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漸有中興氣象，對萬曆皇帝乃至整個皇室以道德標準苛責嚴求，但為推行自己政策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並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諛賄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萬曆視張居正為聖，言聽計從，但隨著萬曆的長大，張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漸看清了張居正的陰陽兩面，失望之餘，張居正被抄家褫職，子孫充軍的充軍，收監的收監，而此後萬曆漸漸認請了文官的兩面性，隱居深宮，形成中國歷史上一大“奇觀”——皇帝消極怠工，十年不見大臣。繼任的首輔申時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慾與理想，企圖“實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而“蘊藉不立崖異”，調和陰陽，結果卻是心力憔瘁，無功而退。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陰陽兩面，只是有人不願審視內心，不肯承認內心中的“陰”，而借“陽”來苛責他人，而苛責他人的結果一方面可能會給社會群體帶來一定的益處，因而也給人以正義之感，而另一方面卻也在滿足著自己的私慾。很多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慾，但不願也沒有勇氣去承認，並且竭力借正義之名掩蓋著私慾，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責別人的時候顯得理直氣壯。另一種人要顯得真誠得多，他們也有私慾，但對自己有著道德的標準，當私慾不自覺地流露出來，被人指責時，沒有勇氣去承認，下意識地為自己尋找理由，自己欺騙著自己，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為自己辯護，並且也竭力讓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確信自己就是沒有私慾的道德堅守者(這種人就像被萬曆認為“訕君詁直”的鄒元標)。
兩種人都不敢正視自己，當然真誠地嚴格地審視自己內心是很難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魯迅、盧梭。
前者有些可憐，乃至可鄙。後者可敬，但迷失自己，並苦不堪言。
二、申時行的委屈
萬曆皇帝因喜歡三子常洛，而想立其為太子，但因廢長立幼遭到眾大臣的反對，無奈之餘，只得宣布一年後考慮此事，但後又節外生枝，拒絕立儲。眾大臣聯名上奏請萬曆收回成命。這一大規模的抗議引起龍心赫然震怒。
申時行當時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上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由申時行領銜。當其得知皇帝的反應後，立即上一份揭貼，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卻未與聞。皇帝回批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但這揭貼被二輔許國截獲，內容也因此在文官中傳遍。
於是申時行遭到嚴厲的彈劾，說他“遁其詞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民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萬曆皇帝一開始處罰了這個上奏者，但後繼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他除了辭職以外再無無他可供選擇。
從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來講，申時行確實存在的道德的問題。
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申時行可有委屈?我們來揣測一下申時行的行為的動機。
我們以那些文官的話為真實的，申時行事先知道他們的聯名上奏，並同意了領銜簽名。我們可否作這樣的猜測，他確實認為那些文官的意見是對的，萬曆應該儘快立儲，所以有以上行為。但當他知道皇帝的態度後意識到這事的嚴重性，可能會帶來朝廷大批官員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後果的。而且由於他們的聯名上奏，任何官員的勸諫都不會獲得皇帝的信任，因為他已經把他們都視為敵人。要能進行有效的勸阻,必須勸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時行是最佳人選。因為他是皇帝的蒙師，即使他身為首輔，也規劃著名皇帝的就讀和經筵。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個月都有欽賜禮物給他。萬曆皇帝還打算授予申時行以太師這文官的最高的職銜，只是申時行辭不領銜而已。這樣如果申時行能跳出事外,作為旁觀者對萬曆勸諫，消除萬曆心中的怒火，減緩聯名上奏帶來的皇帝的反彈，那對朝廷的安定無疑是很有益的。
我們知道，在一個人暴怒的時候，另一方固執己見，以強硬的態度對抗到底，其結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樣申時行如果站在同僚一邊，和皇帝對抗，那么孤立無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憤慨，進而一意孤行，以強硬的手段實現自己的意圖。到那時,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亂，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無數的史實可以證明。
後來的結果證明了這一點，那個首先發難的官員被降級外調，進而又加重處罰被削職為民，二輔許國也“回籍調養”。立儲之事也僵持著。這樣的結果大概是首輔申時行的無奈辭職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氣，所以才只懲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衝天時任性帶來的後果不會如此簡單了事。
但申時行的妥協沒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辭職，雖然萬曆也曾挽留。因為他的威信已掃地以盡，無法作為首輔領導百官了。
申時行一番苦心卻得如此結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幾人能知?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讀後感3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歷時7載，在飽覽群書，對明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做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之後用英文寫成的，後又由其本人譯為中文，於1982年在中國大陸發行，至今其版本已數次重印，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好評。在拜讀其作之後，深感作者對歷史的熟知及對史實的嫻熟運用和作者透過文字傳達思想的功力。
作者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以明代歷史上極為平常的一年――萬曆十年，即1587年為橫切面，深刻剖析了中國封建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根本弊病：“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自序P4]書中的主要人物，上至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萬曆皇帝朱翊鈞，中至代表儒家正統學派，文官集團的代表的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純儒學派的代表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有才能的武將薊州總兵戚繼光，封建時代的異端――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就是書中側面提及的人物，“也統統沒有好結果。”究其原因，作者指出，是由於“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孔孟之道戰勝了諸子百家的理論，從漢朝開始，就成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時代愈是往前發展，統治者對它的依賴程度也愈大。唐宋以後，文官政治確立為統治帝國的原則。宋代朱熹對儒學進行了發展，其所著《四書集注》成為明清讀書人的教科書，也成為宋以後統治者所依賴的支柱，並滲透至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無形地統治著整個社會。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對儒學中的糟粕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萬曆皇帝原也有勵精圖治的雄心，但最終意志消沉，無為而終。一方面，他要實行一種有效的統治，就必須以儒家禮教作為法理基礎;另一方面，他又無法突破和改變儒家禮教，如在廢長立幼、操練御林軍、修建皇陵等問題上，萬曆或遭遇到大臣群體的明確反對，或是委婉的勸告，或是軟性的但卻是不可背離的抵制。正如書中所寫：“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了活著的祖宗”，“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後被稱為社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後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
《萬曆十五年》中寫了先後以首輔身份出現的兩個人：張居正、申時行。二人的相同之處是：熟知儒家禮儀，並以此拼力維護封建統治，輔助皇帝，但兩人不同風格是：張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去推進治理，從而落得生時大權在手，威風八面，死後遭到徹底清算，殃及子孫。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團“陽”與“陰”的雙重性格，以調和為主，維持著帝國的延行。而最終還是由於“立儲”遭到了文官們的參劾，不得辭職家居。
“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義者，他三次罷官，固然有其剛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實際僵硬保守的風格不為當時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礙於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閒職。海瑞的一生經歷，表明了“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P139]
《萬曆十五年》中另一個悲劇人物――戚繼光，他的悲劇一生也同樣折射了帝國走向衰亡的過程。戚繼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將領，他率領他的“戚家軍”在平倭戰鬥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倭亂平息後，他又被調往北方，依靠南方舊部訓練出一支薊州軍，成為阻遏俺答南侵的銅牆鐵壁。戚繼光一生戰績斐然，然而，從書中可看到其凸現的務實的武官集團與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儒家重文輕武，軍事體制的設計不是出於國防的考慮，而是為對付國內的叛亂，因此，國家的軍備糟糕到了極點，正規軍隊的戰鬥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戚家軍幾乎就是一支私人軍隊，從政府那裡很難得到可靠的後勤保障，由於政府提供的火器質量太差，他的軍隊在戰鬥中竟不敢放手使用當時先進的火器。本來戚繼光注重效率和務實的思維就與儒家因循守舊的習慣及整箇舊體制有著尖銳的矛盾，再加上他與張居正關係密切，張居正死後，他也就隨之被革職，晚景淒涼，一貧如洗，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萬曆十五年》中最後一位人物就是追求個性與行動的自由，棄官不仕，別婦拋雛，創建佛院，著書立作的被視為封建異端的李贄，書中說他是一位“自相衝突的哲學家”。李贄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舉人後，一直沉浮於下僚而不得志，最後才被任為雲南姚安府知府。李贄對當時的社會和人的虛偽甚至自己都做過不留情面的抨擊，如他指責自己缺乏誠信：“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力與物迕，心與口違。”李贄的悲觀及內心矛盾，正是他所屬時代所賦予的。儒家的因循守舊及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使得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革新無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壓縮以至矛盾、灰心消極。李贄在自裁氣絕以前，他用手指寫了王維的一句詩以解釋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極悲觀的情緒已顯然可見。
儒家發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而統治者以儒家治國，並以儒家所倡導的道德來代替法制，也就是說決定一個人命運的準繩是道德，因而政治鬥爭往往在形式上轉化為道德之爭，而道德的衡量標準又是一套固定的禮儀，於是道德之爭又體現為禮儀之爭。而從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說，禮儀只是精神內容的外在形式，無論如何它不應比它所指稱的事物本身更重要，而儒家禮教則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關係，把代表某種事物的符號當作了事物本身，把手段當成了目的，為禮儀而禮儀。這種形式主義無疑是封建帝國腐朽的表征之一。而在這種制度下培養出的人或是扭曲、虛偽的，或是謹小慎微、循規蹈矩的書呆子，或是陰陽兩面的人格分裂者。《萬曆十五年》中的張居正要求朝中官員廉潔自律，而他私下卻聚財斂富，生活奢靡;海瑞被奉為首先楷模，而他的家庭生活卻徹底悲劇，曾兩次休妻，第三個妻子莫名其妙地死去，一個妾自殺，等等都說明了在封建儒家禮教下人的悲劇性。
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此時，雖然從綜合國力來看，明代遠遠超過了西方各國，但由於整個國家體制、制度上的迂腐，在西方各國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大肆朝廷海外擴張相反，明代卻愈加閉關鎖國，以空洞的儒家禮教維持著舊秩序，從而導致了明、清日益的衰落。
《萬曆十五年》以史為鑑，揭露了歷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著眼於扶助先進的經濟反而保護落後以維持王朝安全、官員的腐敗問題、不合理的財政稅收體制等弊端，對現實都有著警示意義，對於正處於轉型發展時期的當代有著積極的啟迪作用。作者對儒家腐朽的一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並未有全盤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這在書後所附的《<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中可以看到。而近年來東亞經濟的發展也可以證明，在舊制度解體的比較徹底的地方，傳統儒學中包含實踐理性的東西才可能被解放出來，在新條件下推陳出新，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