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賣管理局剛組建的時候，我當人事幹事。一天副局長找到我，要我到廳人事處去接剛到的土改幹部，我立即騎上腳踏車，直奔沙面而去。
廳本部在沙面沙遜大廈辦公。我上到二樓，大廳已坐滿了正等待各單位來領的土改
幹部。土改幹部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軍，有曾在當地打過游擊的游擊隊員，有學生，有如土改根子那樣的土改積極分子。接幹部的人事幹事們往往出於本單位的考慮，把檔案挑來挑去。迴廊里的一張桌球台上擺滿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檔案袋，有一個單位卻堅持要把一份檔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處長黑著臉把檔案往我面前一扔說:“小范，你們是新單位，需要人。”檔案袋躺在我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陳仕榮”三個字，抽出檔案一看，立刻明白那個單位退檔的原因。陳仕榮同志是個殘廢軍人，右眼失明，右臂炸斷，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隊時受了撤銷區委委員職務的處分。我仔細看了檔案之後，把檔案接了下來。我到大廳點名叫到這個名字，站起一個面頰瘦削，右眼窩深陷，寬大的袖管里隱隱只見半截手臂的人，他的右眼可能仍在發炎，不斷眨動著。我向他點了點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長把我找去罵了一頓。說我挑了什麼幹部，把沒眼少胳膊的都要回來，還當什麼人事幹事？那年我才19歲，已有了5年革齡，正是心高氣盛的年紀，哪受得委屈！我頂撞道:“他是為革命傷殘的，是在打游擊時面迎一顆手榴彈受了重傷的，你說這話有沒有一點階級感情？”副局長被激怒了，我們爭吵起來。
我提出來不乾人事工作，要求調動。不久成立監察室，我調過去當監察幹事。監察室共有五人，由陳仕榮和一位姓何的轉業幹部負責，兩人均為副主任。從那時起我就稱他陳主任。老陳雖然身有殘疾，但他不是一個只坐辦公室的主任。那時的口號是“向蘇聯學習”，要求監察幹部到第一線直接對企業日常業務活動進行監督檢察，工作任務繁重，陳主任同我們一樣，常常跑倉庫、碼頭及業務科室，談話、爭論及查閱單據，極端嚴肅認真。不會騎腳踏車的他，就只得步行或擠公共汽車，經常是一身汗水。他是個硬漢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難。他的傷口一直不好，我有些奇怪，後來才知道他負傷住的醫院條件極差。游擊環境，設在山野茅棚的醫院，消炎用鹽水，連做手術的起碼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鋸鋸的。醫生鋸不下去，是他自己奪過鋸子鋸的。他是重傷員，在療傷和轉移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還主動照顧戰友，幫助院方做思想工作，後留院任指導員。他的行為與精神感動了很多人。一個同他一樣出身貧苦的護士愛上了他，甘願伴他終身。但老陳這樣的硬漢是不會躺在床上要別人照看的，一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戰鬥。第一期土改臨近結束時，他愛人老黃臨產，時值炎夏，蚊蟲肆虐，農會主動借出一頂沒收來的蚊帳給老黃暫用，不料想土改整隊時老陳因而被以貪污農民勝利果實論處，受到黨內撤職處分。這對他當然是個很大的打擊，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消極。戰爭是考驗，委屈是更大的考驗。
我的辦公檯在他對面，常看到他伏案寫字的情景。右臂斷了，他練習用左手寫，那難度可以想見，汗濕的瘦顴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層血色。他堅持著，磨練著，漸漸地居然寫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暢的文句來，他的毅力不能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幹部不同，不因文化較低而不動筆，他努力自己動手。我發現他汗流浹背伏案而寫的不僅僅是監察記錄、報告之類，還有他個人的申訴材料，他說他只相信事實與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不被冤枉。每說至此，他那隻塌陷下去的眼窩眨動得非常利害，因劣質瓷眼球磨擦而發炎紅腫的眼皮里，流出帶膿的淚水來。他的手臂也在發炎，我不明白為什麼幾年過去了，他的眼與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醫治？為什麼在那殘損的身體裡仍燃燒著旺盛的為真理而鬥爭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