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確立沉默權也是履行國際公約義務的需要
1994年9月10日，世界刑法學協會第xx屆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重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權的立場。該決議第16條建議各國立法規定“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並且從警察或司法機關進行首次偵訊開始有權知悉受控的內容。”我國已經簽字加入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規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另外，《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第7條亦規定：“在訴訟的各個階段，應保證基本程式方面的保障措施，諸如假定無罪、指控罪狀通知本人的權利、保持緘默的權利、請律師的權利、要求父或母監護人在場的權利、與證人對質和盤詰證人的權利和向上級機關抗訴的權利[6]。
(六)確立沉默權能有效防止冤獄的發生是根治刑訊逼供的良藥
刑訊逼供，是在刑事訴訟活動過程中，追訴者對被追訴者進行訊問時，採用肉刑、變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認犯罪的行為。刑訊逼供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前者如封建留毒的影響、對刑訊逼供處罰不力、辦案人員素質低、偵查任務重人員不足、刑偵技術不能適應需要、法律監督不夠等;後者包括偵查機關認識錯誤、主觀唯心主義作怪等。在有些刑事案件當中，通過採用刑訊手段，固然加快了辦案速度，實現了破案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訴訟的效率。但刑訊逼供造成的不利後果，卻不是提高某些案件的辦案效率所能比擬的。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勃蘭代斯說過：“我們的政治是威力強大無所不至的教員，教好教壞，它都用自己的榜樣教育人民。犯罪是可以傳染的，如果政府自己犯法，就會滋生對法律的輕蔑，引誘人民各行其道，把自己看作法的化身。”我們一方面嚴禁刑訊逼供，另一方面又默認其存在;一方面要保護社會的整體利益，另一方面又在損害具體案件中的個體權利，這種把個人權利與由個人權利組成的社會的整體利益相互分離甚至對立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刑訊逼供傷害的是具體個人的人性，但動搖的卻是國家法治的基礎和人民對國家法治的希望與信任。刑訊逼供雖然針對的是案件中的個人，但它影響的卻是全社會。正如有的學者所言，“錯放可能是放縱了一個真正的罪犯，而錯判不僅冤枉了一個好人，而且放縱了一個真正的罪犯，社會成本上的差異不言自明”，“罪犯之逃之夭夭與政府的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更有甚者，當刑訊逼供被異化為一種可能行之有效的特殊偵查手段時，它卻非常容易被運用這種手段者易當成牟取私利、損害人民的封建專權。有些濫用權力者，已經徹底忘記了辦案的宗旨，甚至把辦案作為他們牟取政治、經濟或者其他非法利益的藉口，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刑訊逼供並否不能實現案件的實體真實，即使它可以為某些案件查明真象帶來一定的幫助，但這種幫助遠遠不及刑訊逼供本身所帶來的負面效應[7]。
由於被追訴者享有沉默權，為追訴官員的取證增設了障礙，追訴官員就不得不放棄通過逼取認罪口供來獲取有罪證據，他必須充分收集其他證據，這就為查明案件真實，防止冤假錯案提供了保證。這對維護社會長治久安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因為如果冤獄太多，社會就難以長久穩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一方面規定，要嚴禁刑訊逼供;另一方面又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應如實回答。同時奉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這些規定從表面上看是要禁止刑訊逼供，但實質是在包庇、縱容、認可刑訊逼供。從某種偏激的程度上說“坦白從寬”就是誘供，“抗拒從嚴”就是逼供!換句話說“抗拒從嚴”的政策必然導致刑訊逼供，刑訊逼供必然導致各類冤假錯案的發生。有資料顯示，xx年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民警違法違約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名,1584名領導幹部被追究領導責任，其中刑訊逼供案件下降了1.6%，那么刑訊逼供案件是多少，無從知曉。然而，被查處的案件僅是刑訊逼供事件的冰山一角，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還有多少刑訊逼供問題呢?儘管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案件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但是，從客觀上來看，除非造成嫌疑人重傷或死亡等嚴重後果的情形外，其它刑訊逼供的行為，是無法查證屬實，也無人去查證屬實的!近年來，媒體接連曝光了多起冤案，特別是佘祥林案件，更是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xx年前，湖北省京山縣人佘祥林因“殺妻”被判處死刑，後因證據不足，被湖北高院發回重審，改判有期徒刑15年。xx年後，“被殺”妻子再現人間，“兇手”丈夫終洗不白之冤。xx年4月1日，佘祥林被變更強制措施。走出高牆，佘祥林說：審訊中他遭遇了刑訊逼供，經歷了連續10天11夜的高強度“突審”，一天只吃兩頓飯，不給水喝，不讓睡覺，連打帶罵，最終在極度疲勞、睏乏之下被迫招供。還說：“有人製造冤案，還不是一個兩個，很多”[5]。這一讓人拍案而起的案例用近乎殘酷的事實，再明白不過的說明了刑訊逼供的嚴重危害和沉默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