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傳記人物複雜全面，戲曲人物單純透明
人性作為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質和基本屬性，形成於一定的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下，為適應社會的要求，人的情感、理想、願望、習慣和行為方式等必然會刻上深深的時代烙印，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稱其為“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人性是複雜的，既相互矛盾，又融合統一。在人物塑造方面，如何區別對待這兩種人性，又構成了傳記與戲曲的另一差異。戲曲是一種舞台藝術，受時間有限、空間狹小的限制，它要求在有限的時空內最大限度地發揮藝術的潛能。因此，戲曲人物首先必須擁有十分集中、突出而又鮮明的個性特徵，能讓觀眾第一眼就明確這個人物屬於哪一類人。其次，作者需有意將詩意風格和強烈抒情性滲透於人物塑造中，讓演員依靠激烈的語言、誇張的動作等來表現熾烈的感情以引起觀眾的共鳴，甚至藉助劇中人物自報家門和內心獨白的方式完成對人物的褒貶，“自由謔弄，諷刺當路”，讓人一眼就能看出其妍媸，做出喜惡判斷。如三國戲中曹操的奸詐、孔明的智慧，水滸戲中李逵的魯莽等，人物性格單純透明，往往開篇便已定性，傾向性十分鮮明。相反，傳記要求記述的則是傳主的“一生行宜”，強調“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因此在人物塑造方面，既要表現出傳主的主要性格特徵，又不能忽略那些獨特的社會生活環境對人物性格的影響，只有對人物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發展過程及功過得失做客觀、全面的評價，才符合史家自覺寫歷史的要求，否則將傳主的兩種人性截然分開，會使得作品既幼稚又片面，從而失掉其作為史料的存在價值。例如，司馬遷在《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中不僅歌頌了范睢的忍辱負重和過人才幹，同時也揭露了范睢為獲取個人名利不擇手段傾軋他人的行徑。高文秀在《須賈大夫誶范叔》的創作中對人物性格進行了巧妙的移花接木，把魏國丞相魏齊以刑罰侮辱范睢的諸多行徑都轉移到須賈身上，使須賈的狹隘歹毒、扼殺人才的醜惡行徑得到突出，而范睢則作為一個純粹的才華出眾又懷才不遇的有志之士，人物性格變得更加鮮明單純了。綜上所述，傳記文學與戲曲創作存在著諸多差異。但就二者的價值而言各有千秋，其中尤以戲曲更優秀。《中國文學七論》中提到：“中國戲劇史是一粒橄欖，兩頭是尖的，宋以前說的是戲，皮黃以下說的也是戲，而中間飽滿的一部分是‘曲的歷程’，無論如何比兩端來得酣暢一點。”這是因為戲曲不完全受傳記的束縛，可以在文本的基礎上提煉出某種有節制的意見新解，甚至在人物塑造和情節建構方面做出一定的益於表現主題的虛構，以反映感情的真實為根本，達到如明人沈際飛所說：“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惟情盡，可以不壞虛空”，使戲曲既縝密周詳又飄逸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