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個性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被異化。在生產力和交往的不斷發展下，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在可能性上說，每一個作為主體的個體都能放眼於整個世界，以“萬物皆備於我”的方式運用世界的一切物質、精神文明成果。馬克思是這樣描述的：“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繫，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2] 89同時，個人也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以自己個性化的活動方式深深地影響著整個世界。這都是開天闢地以來未有的事情。個性的發展因此也獲得了廣泛、豐富的關係。但是，“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像為所謂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2] 89。這不過是“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在全球擴展、確立的一個結果。這樣一來，在世界歷史條件下，這些廣泛、豐富的社會關係“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並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2] 121加之意識形態對個性的蒙蔽，在這樣的時代形成怪異甚或畸形的個性是完全可以理喻的。
上文是個性與秩序關係的哲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