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在誕生與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廣泛的外來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魯迅先生甚至斷言：“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外國文學思潮的影響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的現代作家，而且引發了中國文學的文學觀念與創作方法的變革，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走向現代化起到了一個良好的引導作用。因此，要確定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外來影響、對外交流是必須考慮的因素。嚴先生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定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在那個時期，已經有陳季同這樣的知識分子突破了中國傳統的陳腐觀念，視小說戲劇為文學的正宗，並且用法文創作小說與戲劇來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最重要的是，陳季同還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學”的觀念。陳季同在當時能擁有這樣一種現代化的文學觀念與世界性的文學意識，無疑是難能可貴的。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陳季同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他的身份是晚清政府駐法大使館的武官。由於長期在法國工作和生活，又通曉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陳季同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自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才使得他能在文學創作與研究中擺脫盲目排外的傳統觀念，以一種清醒的世界意識和現代眼光看世界。但無論如何，陳季同只是那一個時代的“奇葩”，他個人的覺醒還不足以形成一種社會性的潮流，也不能對新舊文學的轉型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真正的社會性的對外交流，真正的社會性的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還是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當“五四”文學革命還處於醞釀過程和發軔初期的時候，新文學的建設者們就把眼光投向了廣袤無比的外國文學世界。胡適在西方“意象派”詩歌的啟發下，倡導白話新詩運動。周作人從日本“白樺派”的人道主義文學理論中受益，提出了“人的文學”的觀念。《青年雜誌》剛創刊，翻譯外國文學的熱潮便方興未艾。在《青年雜誌》(從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的帶動下，《新潮》、《每周評論》、《少年中國》、《文學周報》等各種報刊以及出版物莫不爭相譯介外國文學，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廣泛開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幾乎所有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和參與者都曾做過譯介外國文學的工作，如魯迅、胡適、周作人、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等人，都是極為活躍的譯介者。新文學家們如此熱忱地評介與引進外國文學，目的當然是為了將外國文學先進的藝術觀念與創作技巧引作良規，用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但這遠不是他們的終極目標。1915年，《青年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一則《社告》，其中的一條是這樣的：“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係。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可以說，這才是“五四”新文學建設者們最大的心聲。他們評介外國文學的舉措不只是希望藉助吸收外國文學的先進因素來挽救中國文學的頹敗，更在於期盼中國文學能夠從中觀照世界文學的趨勢與時代的精神，趨近於世界文學的要求，從而在“世界關係”中不落人之後。這種“世界意識的覺醒，是成為一個現代人的標誌”，這種“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則是成為一個現代作家的標誌”。隨著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在“五四”之後的短短几年內，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文學思潮幾乎都先後湧入了中國。在文學的創作實績上，“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新古典主義，甚至表現派，未來派等尚未成熟的傾向”都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露過一下面目”[7]96。雖然除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之外，其他的許多外國文學的“主義”都沒能在中國現代文壇上落地生根，但這每一種“主義”的嘗試，都體現出“五四”新文學建設者們努力向世界文學潮流趨近的良苦用心。在文學的對外交流方面，“五四”文學革命的規模與聲勢完全超過了近代任何一個時期。它不是某一個文學家突破思想束縛的高瞻遠矚，而是所有新文學的開拓者們在世界意識覺醒之後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的結果。正是在外國文學和文化的影響下，中國文學從價值觀念到語言形式都趨向了世界文學的發展方向，實現了現代的轉型。“任何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文學的誕生，無不孕育於民族文學的開創者的個性意識和世界意識的覺醒之中”。因此，將“五四”文學革命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誕生的標誌是最能夠體現中國現代文學對外交流、走向世界的時代特徵和歷史規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