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論證本文省略。
第二，構成公共行為的8個綜合因素與企業績效的每一個相關係數均不相同(從表l提供的數據可以求得)，例如在圖1中態度均值最高的是公共行為7(宣傳促銷)，其相關係數r=0.8652，屬於高度正相關;而態度均值最低的是公共行為8(公共服務)，其相關係數r=0.4930，屬於不相關。但若把每一個企業面對的8個綜合因素測定值進行疊加，將公共行為作為一個總體來考察，即可得到圖2。圖2中的曲線呈有規則的波浪狀，波紋起伏不是太大，曲線上的各點和趨勢線的距離均比較近，幾乎融為一體;根據圖中點的曲線求得趨勢線的直線方程y=7.7436x+70.58，其中b>0，且irl=0.9165>0.765，所以，不管是從圖形的直觀表現，還是方程給出的數量關係，都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即城市旅遊管理體制和企業績效存在著線性關係，且相互線性關係有著高度顯著性正相關趨勢。這一結論對促進城市旅遊管理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
為了對不同管理體制下城市公共行為進行比較研究，依照表1模式，將a市(a1一aio)io組數據和b市(b1一bio)io組數據實施對應和總體分析。為了保證實證分析更具有針對性，筆者選用了城市旅遊行業管理模式的幾個主要方面進行比較。這幾個方面是目前各個城市正在努力嘗試，但一直沒有在理論上得到系統的論證，在實踐中也沒有得到可比性的計量分析。因此，筆者設計了表2。從表中顯示的情況來看，選擇調研的兩個城市各自旅遊管理體制在其本模式上有相似的地方，如都有市一級旅遊決策協調組織、市旅遊局、市旅遊協會三層次組織機構，但在調研中可以清楚地發現，兩市在組織機構的實際內涵以及具體運作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1)城市旅遊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新興產業，每個城市旅遊管理體制主體一市旅遊局都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沒有市最高決策層的介人，要想真正搞好本市的旅遊經濟，顯然是不可能的。對於第一層次組織機構——市一級的旅遊決策權威組織，儘管名稱不同，兩市都建立了，而且兩市均為副市長兼任該機構主任。但是在組織機構和日常運行上，二者有著明顯的不同，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a市黨的領導已經體現到決策權威機構中。在我們和基層領導、企業老總的交談中，他們很直率地講：現在是黨管幹部，如果沒有市委常委以上的領導介入，很難說這個組織機構具有權威性。這一方面a市就顯示了一定的優勢。二是a市在組織的正常運作中表現得比較規範。事實上，為了創建“中國優秀旅遊城市”，許多城市都建立了市表2ab兩市旅遊管理體制模式比較比較項目a市b市市級旅遊協調組織市旅遊協調小組市旅遊委員會協調組織主管領導市委常委、副市長副市長市旅遊局政府直屬機關政府直屬事業單位市民間旅遊行業協會市旅遊協會市旅遊協會市旅遊協會會長退位的旅遊局長現任旅遊局長兼旅遊主要經費來源市旅遊發展基金財政定項撥款級權威組織，那是形勢的需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機構大多名存實亡，主要是日常運行缺乏制度保證。
充其量是在涉及全市大的旅遊活動中，市政府用這一機構的名義召開協調會，這一點b市也是如此。而a市卻恰恰相反，該市旅遊局正是利用創建“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的大好機遇，將這一機構的組織職能長期化、制度化，使用頻率要大大高於b市。
(2)作為城市旅遊管理體制的第二層次組織機構——市旅遊局，兩市都建立了，只是旅遊局的性質不同。a市旅遊局屬於政府的工作機構，局內幹部屬於公務員序列管理，所有經費理應由財政承擔;b市旅遊事業管理局屬於政府的直屬事業單位，局內幹部屬於參照公務員系列管理，所需經費理論上並非全由財政承擔。
(3)作為城市旅遊管理體制的第三層次組織機構——市旅遊協會，兩市都建立了，但在充分體現它的自治性方面，二者仍有區別。從b市旅遊協會的組織結構上看，旅遊局長兼旅遊協會會長，旅遊局旅遊管理科負責協會的具體事務，即非政府組織的職能由政府組織來執行，實質上是“政社合一”，這是全國性的通例。a市由已離任的旅遊局長擔任旅遊社會團體的會長，初步改變了原來“政社不分”的局面，儘管並非理想，但從形式上對這一層次的自治性有一定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