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生活是羅馬社會的基本社會形態，團體在羅馬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具有團體身份的人才能享有國家政治權利，主動依附羅馬或被動征服的人必須通過被收養、充當靠客等方法成為羅馬城邦中某一家庭的成員，獲得團體身份，從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法律必須針對不同團體的不同結構設計相應的人格構造，對於團體的法律地位的承認可以依據團體內部組成結構的不同採用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團體，其成員具有基本平等的地位(身份) ，每個成員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他們之間不存在隸屬和依附關係，團體的決定和行為要以多數決定的原則確定，法律直接賦予此種團體以人格。在羅馬法中，自治市、自由城邦和僧侶會就是此種法人團體。第二種團體，其成員具有不平等的地位，團體成員具有共同的利益，成員個人與團體緊密聯繫在一起，離開團體的個人基本上喪失了生存的機會。
其中某一成員因為其絕對權威而處於主導地位，其他成員處於完全依附地位，法律將團體的人格轉移至此人，由其代表團體開展法律活動，其行為的出發點不是個人私利，而是團體的整體利益，至於他與其他成員的關係則由習慣調整。
羅馬家庭作為一個團體，其成員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家父對於家庭成員和奴隸具有完全的支配權對於家庭的財產具有所有權，在家庭的祖先崇拜中擔當祭司的職能，因而成為家庭中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領袖，在家庭中具有絕對的權威，整個家庭處於其個人意志支配之下。此種團體內部結構決定了對家父法律地位的確立要採用上述第二種方法。家父代表家庭成為法律調整的對象，成為法律上的主體，作為調整家庭外部關係的“法”因而成為“家父法”。
家父能夠作為羅馬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參與國家主權的行使， 不是因為家父的個人素質、能力如何高，如何強，而是因為家庭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團體必須參與國家的政治決策，家父一旦喪失其家庭身份就隨即喪失了代表家庭行使部分國家主權的能力。
可以說，在整個羅馬時代，羅馬私法就是“家父”或家長的法，面對國家，只存在作為群體的家庭，國家要想尊重家庭的獨立性，它就必須承認家庭首領擁有專屬的和絕對的主宰權。
對家父的法律人格的承認實質上是對家庭的團體人格的確認，家父的人格承載著整個家庭。人是具有尊嚴和價值的上帝造物，人是終極目的等諸學說的出現，只是基督教和近代倫理學努力的結果。
在這以前，個人從來不是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目的，作為上帝造物的人甚至被置於物的地位(奴隸制) 。傳統學說主張的家父的人格在我們看來根本不是對於家父個人的尊嚴、價值或地位的確認，此種人格事實上是一種團體人格，其根源於家庭在羅馬城邦中的政治地位，是家庭行使部分城邦主權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的確認和保障，是國家政治權力安排的必然要求。對“家父”權力的限制將成為對“家庭”自主性的侵犯。
羅馬法中的人格不同於現代民法中的人格。後者源於個人的倫理和尊嚴，前者源於家庭的政治地位;後者保障個人的行為自由，前者保障家庭的政治自由;後者指向人的內在理性，前者指向人的外在地位(身份) ;前者以團體利益為出發點，後者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由於在羅馬法中法律人格來源於家庭，其內容或權利能力的範圍取決於家庭，因而，羅馬法中的法律人格遠大於現代民法中的法律人格。
它超越個人承載著整個家庭的利益和榮譽，家父不但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更要為所有家庭成員的行為承擔責任。
三、羅馬法律人格制度的政治功能
羅馬法中的人格制度的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實現對社會的一定程度的組織，這種人格制度更加強化了羅馬的身份等級制度，這也是羅馬法中的人法遠比現代民法中的人法複雜和充實的原因。身份對於一個人來說是地位的一種象徵，身份成為一個人的社會生命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具有一定的身份，完全不具有任何身份的人是不存在的。能夠作為羅馬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具備完全權利能力的人，必須具有市民、自由、家父三種身份，這三種身份完全是依據人的政治地位確定的。
首先是市民的身份。市民身份是一種特權，只有羅馬人和經承認的一些民族才能夠具有市民身份，這種身份排除了外邦人獲得完全法律人格的可能，只有羅馬人才具有完滿的法律人格，能夠享有羅馬共同體的各種公私權利。根據與羅馬人的宗教、語言、文化、風俗差異程度和友好狀態，羅馬法賦予其他民族相應的法律地位，古拉丁人與羅馬人的宗教、文化最為接近並與羅馬人訂立了攻守同盟條約因而享有絕大部分公私權利，殖民地拉丁人、優尼亞拉丁人、外國人的法律地位依次降低。其次是自由的身份。此種身份使得奴隸不可能具有法律人格只能作為物而存在，是社會活動的客體。再次是家父的身份。在羅馬社會中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是家庭，而不是家庭成員，家父只作為家庭的代表從而具有法律人格，具有完全法律人格的只能是具有家父身份的人，而將家庭的其他成員置於家父的照顧之下，並對家子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