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徵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那么，照此看來，現代社會主義是怎么回事呢？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的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衝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衝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腦中，而是存在於事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衝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著。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衝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那么，這種衝突表現在哪裡呢？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也照例是屬於生產者自己的。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槓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承擔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怎樣從15世紀起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三個階段歷史地實現了這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裡所證明的，資產階級要是不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從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把它們變成強大的生產力。紡紗機、機械織機和蒸汽錘代替了紡車、手工織機和手工鍛錘；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進行協作的工廠代替了小作坊。同生產資料一樣，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製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後才變為成品。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產品。但是，在自發的、無計畫地逐漸形成的社會內部分工成了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中世紀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從他們那裡買得手工業品。在這種個體生產者即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滲入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在整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發的無計畫的分工中間，確立了在個別工廠里的有組織的有計畫的分工；在個體生產旁邊出現了社會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出賣，因而價格至少大體相等。但是，有計畫的組織要比自發的分工有力量；採用社會勞動的工廠里所製造的產品，要比分散的小生產者所製造的便宜。個體生產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會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這種革命性質並不為人所認識，結果它反而被用來當作提高和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它的產生，是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定的已經存在的槓桿即商人資本、手工業、僱傭勞動直接聯繫著的。由於它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一種新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的占有形式對它也保持著全部效力。在中世紀得到發展的那種商品生產中，勞動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當時個體生產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或家屬的手工勞動來製造產品。這樣的產品根本用不著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屬於他的。因此，產品的所有權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即使利用過別人的幫助，這種幫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資以外還得到別的報酬：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後來生產資料開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場中，開始變為真正社會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還像從前一樣仍被當作個人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來處理。從前，勞動資料的占有者占有產品，因為這些產品通常是他自己的產品，別人的輔助勞動是一種例外，而現在，勞動資料的占有者還繼續占有產品，雖然這些產品已經不是他的產品，而完全是別人勞動的產品了。這樣，現在按社會方式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歸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占有，而是歸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的了。但是，它們仍然服從於這樣一種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是以個體的私人生產為前提，因而在這種形式下每個人都占有自己的產品並把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方式雖然已經消滅了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從於這一占有形式。賦予新的生產方式以資本主義性質的這一矛盾，已經包含著現代的一切衝突的萌芽。新的生產方式越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裡占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餘地位，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鮮明地表現出來。如上所述，最初的資本家就已經遇到了現成的僱傭勞動形式。但是，那時僱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輔助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幾畝土地，不得已時單靠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會條例是要使今天的幫工明天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生產資料一旦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並集中在資本家手中，情形就改變了。個體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和產品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他們除了受僱於資本家就沒有別的出路。僱傭勞動以前是一種例外和輔助辦法，現在成了整個生產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種副業，現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職業。暫時的僱傭勞動者變成了終身的僱傭勞動者。此外，由於同時發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封建主扈從人員被解散，農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等等，終身的僱傭勞動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入了商品生產者即通過自己產品的交換來實現社會聯繫的個體生產者的社會。但是，每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有一個特點：這裡的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的控制。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並為自己的個人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生產同任何其他生產形式一樣，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顧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而為自己開闢道路。這些規律在社會聯繫的唯一繼續存在的形式即交換中表現出來，並且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對各個生產者發生作用。所以，這些規律起初連這些生產者也不知道，只是由於長期的經驗才逐漸被他們發現。所以，這些規律是在不經過生產者並且同生產者對立的情況下，作為他們的生產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而為自己開闢道路。產品支配著生產者。在中世紀的社會裡，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供自己消費。它主要只是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這裡沒有交換，產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質。農民家庭差不多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當他們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向封建主交納實物租稅以後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時，他們才開始生產商品；這種投入社會交換即拿去出賣的多餘產品就成了商品。誠然，城市手工業者一開始就必然為交換而生產。但是，他們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他們有園圃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並且從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婦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穩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內部是統一的；農村中有馬爾克①，城市中有行會。但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著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鬆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表現出來，並且越來越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生產作為社會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槓桿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採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的生產方法在那裡和它並存。它在哪裡控制了手工業，就把那裡的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髮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又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商業戰爭334。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工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死存亡都取決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淘汰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處在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中。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無寧說是沿螺線行進，並且必然像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民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止境地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命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採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么，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造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僱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必然隨著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職能的正常前提的剝奪③；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一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民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飢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671頁）①而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於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極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命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命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新的“惡性循環”。事實上，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蠻程度不同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交易停頓，市場盈溢，產品大量滯銷積壓，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停工，工人民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兒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生產和交換又逐漸恢復運轉。步伐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覆不已。從1825年以來，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歷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經歷著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傅立葉把第一次危機稱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性危機]，即由過剩引起的危機時，就中肯地說明了所有這幾次危機的實質。①在危機中，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它之旁並凌駕於它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家自己也由於資本的猛烈積聚而感覺到這一事實，這種積聚是在危機期間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制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過剩了。但是，“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葉），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靈一樣橫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獨這個必然性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槓桿和人的槓桿的結合；唯獨它不允許生產資料發揮作用，不允許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是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使大量生產資料不得不採取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例如鐵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國內同一工業部門的大生產者聯合為一個“托拉斯”，即一個以調節生產為目的的聯盟；他們規定應該生產的總產量，在彼此間分配產量，並且強制實行預先規定的出售價格。但是，這種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氣的時候大部分就陷於瓦解，正因為如此，它們就趨向於更加集中的社會化：整個工業部門變為一個唯一的龐大的股份公司，國內的競爭讓位於這一個公司在國內的壟斷；例如還在1890年，英國的制鹼業就發生了這種情形，現在，這一行業在所有48個大工廠合併後轉到一個唯一的、統一管理的、擁有12000萬馬克資本的公司手中了。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變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畫生產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畫生產投降。當然，這首先還是對資本家有利的。但是，在這裡剝削變得這樣明顯，以致它必然要崩潰。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容忍由托拉斯領導的生產，不會容忍由一小撮專靠剪息票為生的人對全社會進行如此露骨的剝削。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①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么，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於社會管理之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闢道路，而隨著社會占有生產力，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槓桿。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畫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隻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矇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民眾的加緊剝削。但是，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產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產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複一次。在每次危機中，社會在它自己的而又無法加以利用的生產力和產品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面對著生產者沒有什麼可以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者這種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畫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最後，我們把上述的發展進程簡單地概述如下：一、中世紀社會：個體的小生產。生產資料是供個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產都是為了直接消費，無論是生產者本身的消費，還是他的封建領主的消費。只有在生產的東西除了滿足這些消費以外還有剩餘的時候，這種剩餘才拿去出賣和進行交換；所以，商品生產剛剛處於形成過程中；但是這時它本身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萌芽。二、資本主義革命：起初是工業通過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實現的變革。先前分散的生產資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們就由個人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這種轉變總的說來沒有觸及交換形式。舊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資本家出現了：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當然就占有產品並把它們變為商品。生產已經成為社會的活動；而交換以及和它相伴隨的占有，仍舊是個體的活動，單個人的活動：社會的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占有。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現代社會就在這一切矛盾中運動，而大工業把它們明顯地暴露出來了。（a）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工人注定要終身從事僱傭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對立。（b）支配商品生產的規律日益顯露出來，它們的作用日益加強。競爭不可遏止。個別工廠中的社會組織和整個生產中的社會無政府狀態相矛盾。（c）一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由於競爭而變成每個廠主必須執行的強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著工人不斷遭到解僱：產生了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也成了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強制性的競爭規律。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機、惡性循環：這裡是生產資料和產品過剩，那裡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福利的這兩個槓桿不能結合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不允許生產力發揮作用，不允許產品進行流通，除非生產力和產品先轉變為資本，而阻礙這種轉變的正是生產力和產品的過剩。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力。（d）資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大規模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後來由托拉斯占有，然後又由國家占有。資產階級表明自己已成為多餘的階級；它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三、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畫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的錯誤。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寫於1880年1月—3月上半月載於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會主義評論》雜誌第3、4和5期；並於1880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單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原文是德文，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1—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