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從1920xx年成立以來，至今已經走過了95年不平凡的歷程。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三篇黨的創立歷程範文，歡迎大家閱讀。
黨的創立歷程範文一
中國共產黨建立至今已經90年了，這個90年正和中國大變革和大轉折關鍵的百年重合。中國共產黨初創之日，正值帝國主義勢力日益成為統治中國的決定力量之時，中國封建勢力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互相勾結，成為帝國主義奴役近代中國社會的基礎。民國初年的政體探索難以找到獨立思維和抉擇的空間，而中國共產黨在成立最初的20xx年中不斷探索的正是一條如何用一種適合中國文化和國情特色的執政理論來建立全新政體的道路;此外，傳統的鄉村經濟體制被工業化鏈條下的傾銷手段摧毀之後，在半殖民地夾縫中誕生的全新產業階級則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天然的保障。
彼時彼刻，舊的制度在暴力革命的聲浪中轟然崩潰，新的秩序在孫文等革命者殫精竭慮的經營下正逐步建立，但依然面臨巨大的阻力。從政治層面來看，辛亥革命的勝利並未在實質上打破封建舊制，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舊封建舊臣坐擁平定全國的軍事實力，是革命黨無奈中必須依附或爭取的對象，袁氏掌權當國之後遂更改憲法，試圖實現永不退休的終身制總統，甚至不憚於脫掉共和的外衣回歸世襲帝制，關於政治體制的爭論在民國成立的最初十年內從未停止過，其中不可避免的夾雜著外國列強的影響，這些影響又伴隨著日俄對滿蒙的瓜分企圖、英國對西藏的割裂企圖、日軍在攻占膠州灣以後對山東的窺伺等，革命的成果苟活在列強勢力的危險均衡中，只能沿著舊制的慣性前行，在政體方面所謂的革新也更多的只是逢迎列強的侵略需求，同時均衡國內各大派別的勢力，比如“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里，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唐德剛，20xx)。可見在選擇政體時所參考的依據相當狹隘，而且最終也沒能阻止袁氏的帝制鬧劇。
另一方面，孫文發起的討袁運動無意中加劇了地方實力派的角斗，許多地方軍閥以反袁的名義紛紛獨立，這反而成就了軍閥割據的局面。袁世凱死後，列強失去了共同的代理工具，開始尋求並扶植新的代理人，由此形成的大小軍閥代表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海外的不同勢力的利益，互相牽制、各霸一方，橫徵暴斂、禍國殃民，內戰連年不斷，給人民造成了無窮的災難(張憲文，1985)。中國之文化土壤與西方不同，20世紀初的社會精英試圖通過全盤或接近全盤式的學習西方政體來改良中國社會，多半以失敗而告終。比如，區域高度自治的政體在美國就行得通，美國以“獨立宣言”立國，其中著重宣揚人性自由和權利的重要性，州與聯邦之間的關係是“分離且自由”的，各州的經濟、司法等事務均高度自治，一個區域的人們按照他們之間的契約，相互協調一個共存的自由生活，如果願意，各個區域可以自願的通過協商和妥協，達成一個契約聯合在一起，這樣的聯合併不妨礙他們的自由，充分區域自治的原則，就是這樣產生的。這也使得分治原則下的聯邦政府看似權力鬆散，卻足以維繫國家的統一併使其日益強大。他們所依賴的正是自由和不干涉區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林達，1996)。
但是，這樣的制度如果照搬到中國，則會出問題。中央集權應該是最適合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種模式，這也應該是不斷吸取歷史教訓的結果，縱觀中國歷史，凡是地方勢力得不到有效制約和控制的時期，必然是軍閥割據，戰亂紛爭的時代，中國自宋以後逐漸意識到中央集權的重要性，藩鎮的獨大必須加以遏制，到明朝更是將中央集權發揮到極致，乃至於影響了正常的發展，儘管如此，集權導致的發展阻滯換來的是農業帝國長期的穩定和繁榮。民國時期的軍閥割據再一次提醒人們，區域自治終究是行不通的，只會讓國家愈發的混亂。地方勢力難以均衡的問題一直延續到蔣介石執政時期，並且可能是其最終垮台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誕生在近代政治探索的最初階段，當對西方政體亦步亦趨的簡單模仿遭遇失敗之後，一種全新的治國理論呼之欲出，而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期被大規模引入中國，正是為這艘在風雨飄搖中找不到航標的華夏巨輪指明了充滿希望的方向。
從經濟層面來看，外國列強的入侵，使自然經濟的基礎被破壞了，但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經濟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存，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但是，在近代中國的大歷史背景下，“不僅有„沉淪‟，還有„上升‟，近代中國社會從發展趨勢看，存在兩個相互矛盾而又相互連線、相互制約的過程，一個是從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並向殖民地演化的過程，一個是從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向資本主義演化的過程……中國社會在沉淪的過程中變為半殖民地，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受到嚴重損傷，但是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刺激下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特別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產生了新的階級力量，因此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增加了„上升‟的成分”。而從沉淪到上升的轉折點則出現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後到北洋軍閥統治的這一時期(張海鵬，20xx)。
上升的趨勢在之後逐漸顯現出來，在這期間，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展，但經濟地位脆弱，始終沒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實行分離剝削政策，又由於小農根基的廣泛存在，造成中國實際上長期的不統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極端的不平衡。中國廣大人民民眾，尤其是農民民眾，日益貧困化以至於大批破產，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 在這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也開始成長和集結，並發動了一系列對內外的政治和經濟訴求，其中包括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及其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新銳思想和文化勢力可謂“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候成立，並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確主張，從而引導了中國社會在跌入“沉淪”的最低谷之後所迸發出的積極向上的趨勢。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混亂不堪的軍閥政治背景中，其經濟根源則來自於同時存在於這一時期的“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黃金時代”：1912到1927的20xx年中，由於一戰的爆發緩解了西方列強侵略的壓力，進口貿易大為衰落，出口貿易急劇增長，這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民族資本投資潛力與國內市場的擴大，以及生產技術等方式的革新和改進，加上民族資本家在發對軍閥內戰和抵制外貨運動中激發的民族熱情高漲等因素，這些都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張海鵬，20xx)。同時也促進了以產業工人為主要力量的無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在此基礎上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具有天然牢固的民眾基礎，從而使近代中國歷史開始從黑暗的谷底上升，並逐漸透露出一絲光明。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發展，再從壯大到強大的歷程並不是偶然的，背後所蘊含著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同時，這一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正是接連不斷的挫折使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不斷吸取教訓，逐步積累鬥爭經驗，並在中國近代史紛繁複雜的鬥爭洪流中迅速成長。比如，1920xx年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受到蘇聯及共產國際的影響，孫中山執行其聯俄政策，共產黨員被允許個別加入國民黨，此舉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志士參與革命運動，實踐革命道路。
國共合作維持了三年，孫中山病逝以後，蔣介石在1920xx年4月發動政變，最初在上海，不久之後，凡國民黨所統轄的城市都在拘捕甚至槍斃共產黨員。蔣介石對共產黨翻臉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他有了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已不需要蘇聯援助”(黃仁宇，1997)。中國共產黨從“四一二”的慘痛教訓中領悟到，無產階級領導權是革命的根本問題，而實現對農民民眾和武裝力量的領導又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根本;中國共產黨不僅要領導農民民眾、領導革命民眾運動，尤其要領導武裝力量、要領導軍事運動，要在黨的領導下把民眾運動與軍事運動有機的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保證革命的勝利發展。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對軍事問題作了初步的探索，為以後創建人民軍隊，獨立地領導革命作了必要的準備。
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儘管黨內各項事務正處逐步發展和成熟的階段，但相比當時國內的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中共的優勢依然很明顯。越來越多的史學家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曾經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的國民黨曾藉助於共產黨人的建議、物質支援和組織技巧，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模式改組，進而建立了一隻以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領導和受過政治教育的軍隊，青年幹部到軍閥割據地區的工人農民中區，鼓勵和組織工農支持革命。那些曾經從事困難而危險的組織民眾工作的人，被認為更接近共產黨人而非國民黨人。
當時的國民黨員不願意做實際的工作，而共產黨人則主動承擔這項工作，國民黨初創時與生俱來的資本主義“血統”使他們和工農越走越遠。孫中山去世以後，蔣氏的執政理念中更加視蘇俄共產為洪水猛獸，避之不及，急欲除之而後快。這使得國民黨較少承擔革命義務的人更加避諱在民眾中工作，以此避免共產主義的沾染。四一二政變將共產黨人排除在國民黨隊伍之外，被排除的，正是那些曾經在革命期間向國民黨灌輸活力、紀律和獻身精神的人，因此，北伐的成功主要靠共產黨發動工農和蘇聯的援助才獲得成功，北伐成功後蔣氏的政變把國民黨內的優秀分子“清理”出去，這種狹隘的極權思維無視基層工農階層的重要性，因而引發了更多的消極後果，並極有可能是國民黨走向衰敗的開始(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
從思想文化層面上來看，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重大的優勢是其領導有志青年最求和奮鬥的信仰。信仰是人們的一種高級的精神活動，有了信仰，人們就有了精神的寄託，有了行動的指南。在內外混亂的中國近代，作為人類歷史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科學學說，共產主義學說在正確認識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證明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指出了無產階級運動的性質、條件和在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美好前景。共產主義學說不是脫離實際的空想，而是經過一百多年無產階級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不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無產階級和全人類長遠利益的集中體現。因此，共產主義是一種科學信仰，是有史以來最崇高的信仰。共產主義信仰體現著人類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嚮往和追求，是無產階級革命者強大的精神支柱。共產主義引入中國以後給一代知識青年點燃了信仰的火炬，這種針對國家、社會和階級的全新理念迅速開啟了有識之士尋求救國救民、強國富民的圖存和圖強之路。
綜上所述，在中國共產黨最初創立的歷史時期，正值內憂外患的混亂局面，國外各方勢力覬覦中國的領土和資源，國內各派閥關係錯綜複雜，民眾更深受其害。在這種艱苦複雜的情況下，一個年輕的政黨何以能夠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不但沒有在專制政府鎮壓和屠殺中消失，反而在鬥爭實踐中越戰越勇，越來越強大呢?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們至少可以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中提煉出三個主要的經驗：(1)在政治上建立一個適合中國文化和國情特色的理論，這樣的理論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基於大量實踐經驗提煉和升華的結果，同時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現狀以及現實問題的變化而進行靈活的革新和調整。一個科學、合理的治國理論是一個政黨長期保持執政智慧和活力的重要保障。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古老歷史傳統的國度，中國共產黨在初創之時的治國理論——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民主政權——在當時無疑是最符合上述要求的。
(2)要爭取最廣大民眾的支持，也就是“融入工農大眾、重視民眾工作”的執政理念，共產黨之“接近工農”有別於封建時代“收買人心”的狹隘策略，因為這個政黨自身就是從工農階級中提取出來的先鋒隊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工農大眾，這種天然而緊密的聯繫使得中國共產黨在創立之初就擁有了最廣大民眾的支持和擁護，這一點是當時諸多政治團體所無法企及的巨大優勢。(3)共產主義信仰給了共產黨人無窮的力量。對於社會進步而言，科學技術、物質、市場的力量固然很重要，但信仰是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它能夠在廣大的範圍內得到長期延續，適應社會和民眾的需要，成為指導人們行動的強大精神動力。這三條寶貴的歷史經驗使得中國共產黨在初創之時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使其不斷保持革命的鬥志和活力。直到今天，作為前世界最大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依然需要保持這三方面的優勢，才能承擔起領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走向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
黨的創立歷程範文二
中共“一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歷史的必然：
1、國際條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指引和共產國際的幫助指導;
2、國內條件——
a、階級基礎：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
b、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c、組織基礎：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二、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
(一)黨的創建時期(“一大”、“二大”、“三大”)
1.中共“一大”(1921/7/23-31，上海)，中國共產黨成立。
內容：①通過了第一個黨綱(確定黨的名稱、奮鬥目標和中心工作); ②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
意義：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2.中共“二大”(1922/7/16-23，上海)，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黨的革命綱領：最高綱領是建設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3.中共“三大”(1923/6/12-20，廣州)，確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第一次國共合作)
(二)土地革命時期(八七會議、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
1.八七會議(1927/8/7，漢口)
(1)內容：
①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②通過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 ③決定發動秋收起義。
(2)意義：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的轉折點。
2.遵義會議(1935)——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誌
(1)內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黨中央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肯定的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主張，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2)意義：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3.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陝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遵義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只解決了當時最為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而瓦窯堡會議則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政治策略問題，確定
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這為黨領導全國人民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奠定了政治基礎。
(三)抗日戰爭時期(洛川會議、“七大”)
1.洛川會議(1937)：決定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即人民戰爭路線)，決定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
2.中共“七大”(1945/4/23-6/11，延安楊家嶺)
(1)內容： ①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報告;
②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民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③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2)意義：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實現中國的光明前途準備了條件。
(四)解放戰爭時期(七屆二中全會、政治協商會議)
1.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949，河北平山縣西柏坡)
(1)內容：
①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鄉村轉移到城市 )
②提出黨的總任務;(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一切工作的中心 ) ③告誡共產黨人要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