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篇1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其間，大體經歷了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傳播、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這幾個階段，都顯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歷史貢獻，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法顯、慧遠、曇鸞等幾位高僧。
法顯是東晉時傑出的佛經翻譯家和旅行家。俗姓龔，平陽武陽(今臨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歲時就送他到佛寺當了沙彌(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難。法顯從小對佛很虔誠，20歲時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堅定，行為更加嚴謹，眾僧稱譽他“志行明敏，儀軌整肅”(《高僧傳·法顯傳》)。
法顯生於南北分裂、社會動盪的東晉十六國時代，佛教在北方廣泛流行。當時，北方地區先後建立起眾多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與漢民族隔閡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漢族信奉儒家教義，認為“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他們則主張“佛是戎神，所應兼奉”(見《晉書·佛圖澄傳》)，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為了從思想上統治漢族廣大民眾，他們大力宣揚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發展。如石勒建立的後趙國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圖澄的宣傳下，“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見《晉書·佛圖澄傳》)。但是，佛教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不少混亂。主要是僧人受統治者支持享有特權，於是“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見《晉書·佛圖澄傳》)，出現大量不法行為，引起民眾不滿，嚴重削弱了佛教;同時，佛教自身的規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當時雖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譯的佛經在中國流傳，但很不系統，且多是口授相傳，輾轉流行，不免訛誤增損，而戒律的翻譯又極為缺乏。戒律的鬆弛和僧人特權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亂。
這種狀況，對於正直篤信的法顯來說，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衛佛教的純潔性，以利於佛教的發展，他決心西行印度，到佛教發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維持僧眾團體及僧眾個人的規章制度，作為佛教團體和個人的行為準則。於是，東晉隆安三年( 399)，法顯與同學數人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佛國記》，又名《法顯傳》)，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經的征途。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是65歲高齡，他們一行數人，西經戈壁，越蔥嶺，週遊天竺，後經印度洋到山東半島登入，最後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歷時20xx年，歷經30多個國家，包括今日我國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以及我國南海、東南沿海等地，歸來時已是80歲老人。他是當時中國走得最遠的人，“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佛國記》)。
法顯在印度刻苦勤學掌握了梵文梵語，把大量口傳佛典記錄下來帶回中國，歸來後，又親自譯成漢文，從此，中國內地佛經結束了西域的中轉，直接溝通了東方的兩個文明發源地，中國佛教更系統地發展起來了。同時，法顯撰寫的《佛國記》不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我國最早記錄中亞、印度、南洋各國歷史、地理、科學、藝術和文化的偉大旅遊撰著。唐代高僧義淨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轉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顯》，第19頁)就是說，法顯是我國西天取經的開山大師，唐代玄奘進一步開拓了取經道路;而且，法顯的《佛國記》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相與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遠，在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
慧遠也是東晉時高僧，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寧武縣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高僧傳·慧遠傳》)。說明慧遠少年時代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對當時流行的道家老、莊思想也很精通，但還未形成確定的志向。東晉永和十年( 354)，慧遠21歲，深慕江東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東”，拜師從學，因北方戰亂，道路不通，未能如願。這時，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恆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立寺傳教，“聲甚著聞”，他又與其弟“遂往歸之”。聽了道安講經說法後，十分敬佩，驚嘆說：“真吾師也!”認為以前十分喜愛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與其弟削髮出家於道安門下。“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繼晝”，深為道安賞識， 24歲便開講佛經(見《高僧傳·慧遠傳》)。從此，終生皈依佛門，堅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東晉太元六年( 381)，48歲的慧遠來到廬山，深感“廬峰清靜，足以息心”，便在這幽靜秀麗的廬山定居下來，開始了他富有特色的傳教生涯，從此足不出山，直至83歲逝世(見《出三藏記集·慧遠傳》)。慧遠在廬山的活動主要分三個方面：
一是著書立說，闡釋佛理，宣揚佛法。他一生“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高僧傳·慧遠傳》)，絕大多數作於廬山。通過著書立說，形成了他的以佛教義理為核心，又廣泛吸收儒、道各家學說的中國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確主張“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儒、釋、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體。在東晉，一再發生過關於沙門(佛門)該不該禮敬帝王的爭論，其實質也就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教的關係或者說佛教在中國是否合法的爭論。為此，他寫下了《答桓大尉書》、《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一方面主張在家信徒(居士)必須遵從世俗，禮敬君親，盡忠盡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須保持佛門的獨立性，不禮敬君親，無所謂忠孝。他指出，從表面看，沙門不敬君親是“內乖天底之情”，“外闕奉主之恭”，違反了封建禮教，但這樣可以使沙門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樣影響民眾，從根本上維護了統治者的最高利益。總之，“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沙門不敬王者論》)。佛教信仰與封建禮教不過是殊途同歸，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這樣，慧遠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從理論上闡明了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決了關於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而且也保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從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上邁開了決定性的第一步。
慧遠在廬山的又一主要活動是建立僧團，壯大佛教勢力。他培養組織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廬山僧團及居士群，從而使廬山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個中心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是主要的譯經中心;慧遠在廬山除譯經傳法之外，則努力使佛教中國化。同時，僧團周圍還有以上層社會名流為主體的居士群，它是慧遠與世俗世界聯繫的紐帶，既能溝通上層統治階級，又避免了僧侶奔走官府而引起人們的厭噁心理，也有效地壯大了佛教的勢力。
慧遠的另一主要活動是廣泛接觸社會，擴大佛教影響。他居於廬山30餘年，雖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高僧傳·慧遠傳》)，但並沒有絕離塵世，而是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皆與交往，對誰也不親不疏。從地方官員到朝廷重臣，從著名文學家、道土到農民起義軍首領。舉凡來訪者，無不廣泛結交。而且，居於統治階層的上層人物，大多數是主動與慧遠結交的。慧遠以其超然出世的態度，周旋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之間，並贏得雙方的尊重，這樣不但擴大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而且通過廣泛接觸上層人物，也使佛教進一步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
與此同時，慧遠還從理論上結合道家“以無為本”的出世主義，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並把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命運主宰權從天、上帝、鬼神手中奪回，交給每個人的“心’，引導人們從主體自身內部加強修養，積德行善，提倡通過念佛投生西方淨土，從而對中國佛教淨土宗思想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後的一些淨土宗僧人尊奉慧遠為中國淨土宗初祖。
繼法顯、慧遠之後，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曇鸞，他對中國淨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進作用，可以說是淨土宗的實際開創者。“北方大宏淨土念佛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曇鸞是北魏雁門(今山西代縣)人，他“家近五台山，聞其神跡靈怪，幼即往尋之，便出家”(《續高僧傳·曇鸞傳》)，可見他是在幼年時代懷著對佛教的神奇嚮往而出家為僧的。出家之後，“廣讀經籍，尤研四論與佛性”(《續高僧傳·曇鸞傳》)。一方面廣讀博覽佛教經書和儒道典籍，同時更深入鑽研鳩摩羅什所譯的大乘佛教中觀派的四種基本著作《中論》、《十二門論》、《百論》、《大智度論》和有關佛性的學說。
曇鸞於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來到建康(今南京市)，曾與梁武帝談論佛性，很受梁武帝讚許。後又拜見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經》十卷，他便準備攜經返回北魏故地，從事修行;但在途經洛陽時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問：“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意思是佛經中有沒有勝過道教的長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興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與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經》是不能擺脫生死輪迴，達到長生不老的。隨之即把佛教的《觀無量壽經》授予他，說：“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說明長生不如解脫的道理，引導他信仰淨土(見《續高僧傳·曇鸞傳》)，這使曇鸞深受教益，當場把《仙經》燒掉，此後他便主要傳播淨土信仰了。
曇鸞回到故地後，大力弘揚淨土念佛，民眾紛紛皈依，名聲大振。北魏分裂後，東魏開國君主孝靜帝對他十分崇敬，尊稱他為“神曇”，並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後來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屬交城縣)，在這裡講經授徒。從此，玄中寺成為傳播淨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曇鸞的再傳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綽繼續在玄中寺傳道;後來，道綽的弟子善導來到長安，建立起了完備的淨土宗派，使淨土宗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極盛時期。
淨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沒有形成宗派，卻在中國得到發展並連綿不絕地流傳了下來，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得到平民大眾的信奉，所以如同禪宗一樣，稱得上是真正中國化了的佛教。淨土宗的發展，與山西地區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肉關係。它是由慧遠開創、曇鸞奠基、道綽與善導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曇鸞在淨土宗的發展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淨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後，進而傳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據善導一師開創淨土宗”(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使淨土教在日本得到廣泛流傳，成為日本眾多佛教宗派中的一個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淨土宗一直尊奉曇鸞、道綽、善導為淨土三祖師，尊奉玄中寺為淨土宗開山祖庭。歷代日本淨土名僧，多來玄中寺朝拜，視為“聖地”，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橋樑作用。
以上，從法顯、慧遠到曇鸞使我們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十六國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分裂、大動盪時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高峰期，在這個時期，山西因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而再度成為多民族活動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繁榮期，山西在這個時期一直處於北方民族統治之下，這些民族的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統治漢族人民，在不斷學習吸取漢民族文化的同時，又大力宣揚和扶持佛教文化發展，這就為山西出現為數眾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夠在山西獲得比較高度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和相當有利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文化氛圍。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輝奪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時，山西地區不僅佛教思想比較活躍，在傳播和發展中國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藝術的寶庫，是全國佛教遺產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聖地之首;玄中寺為中日淨土宗搖籃;雲岡石窟文化可與敦煌媲美;廣勝寺稀世罕見的金版藏經《趙城金藏》為當今整理出版《大藏經》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斕多姿的佛教建築、雕刻、繪畫等等。這些說明，山西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篇2
從內蒙回來，順道去了山西，多少減少了點沒能看到真正大草原的遺憾。
山西，因處太行山以西而得名，有一首歌可以為證，《人說山西好風光》中“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呂梁”。至於又稱“三晉大地”，我曾自以為是地曲解為：分為晉北、晉中、晉南三大塊，所以稱“三晉”，看了書本才知道，是因為春秋戰國時因是晉國的中心而簡稱“晉”，又因被趙、魏、韓三國瓜分，史稱“三晉”。
未到山西，頭兒就一直念叨，山西是一個歷史厚重的省份。知道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創造出許多古老文化，演繹出諸多神話傳奇，但是至於具體的東西，到了山西才真的大開眼界，才理解為什麼“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所以，我把六天的山西之行定位為“歷史之旅”、“文化之旅”。
至於山西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00萬年前，傳說中的華夏始祖炎帝和黃帝都曾在這裡劈山治水，培育穀物，堯、舜、禹亦曾先後在晉南建都，即堯都平陽(今臨汾)，舜都蒲城(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陽);秦、漢、魏、晉時代，山西一直是禁止就城的戰略要塞;隋唐五代時期，太原又是唐朝的北都，後唐、後晉、後漢、北漢亦都是從山西開基立業的。北宋時，山西是宋遼爭奪的主要地區，著名的楊家將就是在這裡為國效勞，留下名垂青史的佳話;明初，明王朝數次組織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山西人從“洪洞大槐樹”下走向全國，到了清代，晉商又以規模雄厚的資本，把山西票號開遍全國各地，開創了中國銀行業之先河，名震華夏。
無數歷史凝結在山西的“奇蹟”令人折服驚嘆。先說說晉北的佛教文化，體現在大同的雲崗石窟、懸空寺，最著名的當屬佛教聖地五台山。
雲崗石窟開鑿於北魏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約用了70年的時間，到520xx年結束，據今有1500多年的歷史。雲崗石窟與甘肅敦煌的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三大石窟，東西綿延一公里，依山開窟，窟內鑿像，現存各類造型各異、大小不同的佛雕5100餘尊，其雕刻技藝之精湛、造型內容之豐富，堪稱公元5世紀後半葉我國佛教雕刻藝術的博物館。
位於大同市約80公里外的渾源縣境內的懸空寺，當地人用“懸空寺，半天高，三根馬尾空中吊”的俚語來形容它的險峻，被稱為“天下一絕”的懸空寺懸掛在半山腰已晃晃悠悠了1400多年，至今完好。
懸空寺遠看玲瓏袖珍，走進才知內里乾坤。十幾口碗口粗的木棍支撐的寺廟，呈一院兩樓布局，殿宇樓閣40間，南北兩座宏偉的三檐歇山頂高樓仿佛凌空對峙，懸掛在刀削斧劈般的絕崖之上，三面環廊圍抱，六座殿閣相互交叉，飛架棧道相連，高低錯落，迂迴曲折。懸空寺是一座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廟，寺內各種塑像頗多，既有佛教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又有道教呂洞賓、老子神像，還有儒教先祖孔子，這在宗教史上也屬罕見。導遊講，這是由於歷史上皇室信仰不同的宗教，為了不使自己的信仰被後人毀掉，而選擇的一種兼容包納的做法。這其實也反映了我們中國人“中庸”、“有容乃大”的思想。
山西佛教講解導遊詞 篇3
嵩山是我國著名的五嶽之一。古稱“外方”，夏、商時期稱“嵩高”，西周時稱“岳山”，周平王遷都洛陽後稱“嵩高山”，五代以後稱“中嶽嵩山”，與泰山、華山、恆山、衡山共稱五嶽。要說中嶽嵩山，在五嶽之中，它東不如泰山雄偉，西不如華山險峻，南不如衡山秀麗，北不如恆山奇崛。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鞏山，以它自己誘人的山川風貌，燦爛的古老文化，獨特的演變歷史，天然的地質博物，在國內外享有盛名。嵩山屬伏牛山 系北支外方山山脈的一部分，大地構造為前寒武紀地塊及蓋層，蓋層構造以斷裂為主，褶皺次之，經歷了多次地殼和造山運動，形成了山勢陡峻、雄偉壯觀、。奇峰林立、瑰麗多姿的地貌形態。由於嵩山地層發育齊全，層序清楚，在不大的範圍內能看到太古、元古、古生、中生、新生五個地質年代的地層出露、類型齊全的岩石，多次地殼運動的痕跡等，是研究地質構造的一個良好的實踐基地。這在國內乃至世界上都是少見的，被譽為“五世同堂”的天然地質博物館，為中外地質學者矚目。
嵩山分為東西兩支，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二山的歷史由來已久。太室山下有啟母廟，廟前有啟母闕，廟後有啟母石。相傳大禹受命繼父治水，禹因治水心切，鑿山不止，連吃飯都不顧，和妻子塗山氏女相約送飯以擊鼓為號，塗山氏女聽到鼓聲才來送飯。禹在鑿山時化作一隻大熊，力大無比。一次正幹活時不小心一塊石頭滾下去擊響了鼓，塗山氏女聽到鼓聲忙來送飯，一眼看到禹是只熊，羞愧難當，扭頭就跑，大禹急忙在後追趕，追到太室南麓時，塗山氏女已經化成一塊大石頭。此時塗山氏女已身懷有孕，禹便向巨石大聲哭喊：“還我兒來!”只聽得山崩地裂一聲轟響，巨石開裂，跳出禹的兒子，取名為啟，所以這塊石頭就叫啟母石。塗山氏女化作石頭後，她的妹妹又和大禹結了婚，住在太室山西邊的一座山下，撫養夏啟王長大成人。古代妻子又稱為室，所以禹的第一妻子住的山就叫太室山，第二妻子住的山叫少室山。少林寺就是因為坐落在少室山陰的茂密叢林之中，所以得名“少林寺”。
太室山東西起伏，奇峰相連，雄深高大，氣勢巍峨，猶如黃河南岸的一座天然屏障，護衛著夏代的都城--陽城，故有中嶽如臥之說。太室主峰叫峻極峰，海拔1494米，古來就有“嵩高峻極”、“峻極於天”的說法。朋友們可以想一下，華山是立著的，它高2160米，泰山是坐著的，它高1545米，嵩山在躺著臥下時還有1494米，那么它立起來該有多高呢?因為清朝乾隆皇帝曾在峻仍峰上賦詩立碑，所以峻極峰又名“御碑峰”。峰頂平敞開朗，猶如寶幢之蓋，四周群峰相向，惟中居高巍，一覽眾山小。假若你登峰遠望，南有箕潁，山河拱衛;西有少室，爭艷奪魁;東視群山，谷幽峰奇;北望黃河，一線連天處，即是古老的伊洛河三角洲、河圖洛書的出處，我們華夏6020xx年古老文化的發源地。峰岳連綿，雲霧繚繞，耳聽松濤陣陣，眼觀山花爛漫，置身這種氛圍之中，朋友，你該有何感想?倘若你在夕陽西下時觀嵩山，那更是彩霞四射，瞬息萬變，河山壯麗，氣象萬千。嵩山是歷代封建帝王、達官顯貴、騷人雅士遊覽祭祀的地方。歷代遊人，凡來嵩山參觀者，攀登極峰的，粗略一算，也該有30多個帝王到過嵩山封禪覽勝。歷代文人墨客，遊覽勝景之後，也揮毫永嘆，留下了無數石刻墨跡。太室36峰中有一個萬歲峰，其來歷就是漢武帝登高山時，隨賀官員在這裡三呼萬歲之聲，迴蕩山谷，此起彼伏，部下吹捧說是山呼萬歲，史稱“嵩呼”，皇帝老子心潮澎湃，龍心大悅，遂命名此峰為“萬歲峰”。武則天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女皇，她曾幾次到嵩山禪祭遊覽，加封中嶽。武后天冊元年(695年)，武則天嵩山峻極峰建築“登封壇”，次年又一鎰登上峻極峰加封中嶽，並在壇的東南立碑一通，碑文內容是武則天的自我歌功頌德，叫“大周升中述志碑”。為了紀念她登嵩山封中嶽這一盛大典禮，武則天詔令改當時的嵩陽縣為“登封縣”，即現在我們所在的登封市，改陽城縣為“告成”，即現在的登封市的告成鎮，以顯示她“登”嵩山“封”中嶽,大功“告成”之意。
剛才我們說的是雄偉壯麗的太室山，現在我們再說說氣勢險峻的少室山。少室山又名“季室山”，主峰連天峰，海拔1512.4米，是整個嵩山山脈的最高峰。因金末宣宗曾屯兵少室山頂，抵抗元兵，故又稱為“御寨山”。要說少室山勢，那真是群峰爭艷，千奇百異，有的撥地而起，有的逶迤連綿，有的像猛虎長嘯，有的似雄獅初醒，峰巒參差，峽谷縱橫。從山南北望，一組山峰，互相疊壓，狀如千葉舒蓮，所以唐人有“少室若蓮”之說，現在老百姓稱為“九頂蓮花山”。聞名中外的古剎少林寺面對少室山，背依五乳峰，坐落在群山環抱之中，山色絕佳，風景如畫。站在少林寺南望，少室山嶄然若屏，高峰之下自西向東，並列著五座山峰，依其形態，稱之為棋、鼓、劍、印、鍾。在劍峰的西側，有一大塊像刀削般的巨大石壁，雨過天晴之際，光潔耀眼，好似皚皚的白雪，這就是嵩山八大勝景之一的“少室晴雪”。少林寺山門前，有一條少溪河，潺潺流水，繞寺而過，河裡布滿了嶙峋多姿的巨石，千姿百態，各具風采。朋友們請往那邊看，少林水庫南岸的斷崖上，有一個“石和尚”，對，光著頭，面北端坐，曳冠楚楚，真是惟妙惟肖。我們叫他禮賓和尚，客人們來去少林寺，都委託他負責迎來送往。別看我們這裡看少室山這樣險峻，上到山頂，卻是寬平如寨，還分上下兩層，稱為“大寨”、“小寨”，大小寨周圍有四天門之險。這裡既是古和隱居避世的地方，又是歷來屯兵之所，現在山頂還有大、小飲馬池和石碾、水櫃及其他建築遺址。
嵩山是世代相傳的風水寶地，也是儒、佛、道三教薈萃共存之地，是我國宗教活動的重要地區。嵩山寺廟林立，風景秀麗，72峰，峰峰有名，72寺，寺寺有故，寺相連，各有奇景，個時期建造的不同風格的寺、廟、宮、庵、觀、寨、台、塔、闕、石碑、書院等。文物古蹟遍布，書法雕刻滿山，更有古樹名木，奇花異草裝點著各個景區景點，真是美不勝收。
(嵩陽書院)
各位團友，我們現在來到了位於嵩山南麓、太室山下的嵩陽書院。嵩陽書院，原名嵩陽寺，創建於北魏太和八年(484年)，隋朝時改名“嵩陽觀”，唐朝改為“奉天宮”，五代後周時改為“太乙書院”，宋朝改為“嵩陽書院”。此後一直是歷代名人講授經典的教育場所。歷經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時期，學田有1700餘畝，生徒達數百人，藏書達1000多冊。比較貴生的書有《朱子全書》、《性理精義》、《日講四書》等。它是一所歷史悠久，規模宏敞的官辦書院，和湖南的嶽麓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河南商丘的睢陽書院，共稱為我國古代“四大書院”。宋代大儒程顥、程頤、司馬光、范仲淹，都在此講過學。
嵩陽書院明末毀於兵火，清康熙十三年重建。現存書院的基本布局，大體保持了清代的建制。有房舍近百間，面積10000多平方米。中軸線的主要建築，從大門到藏書樓，前後五進院落，最前為卷棚大門三間，正楹為先聖殿，次為講堂，講堂後為道統祠，最後為藏書樓。中軸線兩側配房，均為硬山式建築，分別為“程朱祠”、“麗澤堂”、“博學齋”書舍等。整個書院建築與寺廟相比，別有風采，大多是滾脊硬山，灰筒瓦，出前檐，古樸典雅，廊廡俱全，巍然壯觀。
嵩山的歷史悠久，嵩山的故事多，嵩山的自然風光更是千姿百態。當你登上嵩山之巔極目遠眺我們的母親河黃河時，那撲面而來的不正是我們民族古老文明的雄風嗎?五嶽中泰山的雄，華山的險已給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嵩山呢?它給你的不正是華夏民族6020xx年文化的風采嗎?
各位團友，嵩山的此結束，謝謝大家，謝謝大家給予的合作與支持。中國有句古話叫“兩山不能相遇，兩人總能相逢”，期盼再次相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