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光寺導遊詞

寶光寺導遊詞篇2

寶光寺在全國有三座:北京通州、黑龍江寶清縣和四川成都市內。成都寶光寺在成都市北郊十八公里處的新都區,是我國歷史悠久、環境清幽的佛教寺院之一,清朝以來中國南方“四大佛教叢林”之一,也是四川保存得最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1983年被國務院定為全國漢族重點寺院。

成都寶光寺始建於東漢。根據終南山道定律師撰《集神漩塔寺三寶感通錄》記載:隋代,蜀王楊秀在此掘地,得大石,知詵禪師遂於石上建九級浮圖。是時,每有旱澇,官民於此禮拜祈雨,軋有靈應,故寺名“大石”,塔名“福感”。隋代名“大石寺”並建有寺塔名“福感塔”。寶光寺至今保存著中國早期佛寺“寺塔一體、塔踞中心”的仿印度建築布局來看,這座寺院最遲建於隋代,《集神漩塔寺三寶感通錄》的記載是可信的。

唐會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毀天下大寺4千6百餘所,小寺4萬餘所,寶光寺與“福感塔”均被拆毀。宣宗大中元年(847),寶光寺得以恢復,但寶光塔未重建。唐廣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881年元月8日),黃巢攻破長安,唐僖宗李儇在五百神策軍的保護下南逃入蜀。中和元年五月(881年7月)僖宗路經新都,曾“駐蹕”寶光寺。後來,覺得這裡環境很好,又距成都不遠,便在寺後修建行宮。行宮露台的兩個柱礎現存於寺內七佛殿前廊柱下。唐中和三年(883)三月初八日,僖宗幸蜀已近三年。據說有天晚上,他見福感塔廢址下放出祥光,唐會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毀天下大寺4千6百餘所,小寺4萬餘所,“大石寺”難免劫難,“福感塔”也被摧毀。唐大中元年(847),寶光寺得以恢復,但寶光塔尚未重修唐廣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881年元月8日),黃巢起義軍攻破長安,便問奉旨隨行的彭州九隴山的高僧知玄(後來封為悟達國師)悟達回答說:“此乃舍利放光,為祥瑞之兆,今黃巢已平,陛下可回長安了”。僖宗大喜,叫人挖掘,果然在塔宮內發現石函,函內有佛舍利十三粒,晶明瑩徹,光彩照人。於是,僖宗命悟達國師重修寶塔,擴建佛寺。寺成後賜名“寶光寺”,寶塔取名為“無垢淨光寶塔”。

成都寶光寺的寺和塔名一直沿用至今。但從1996年5月在寺內出土的唐代《施衣功德碑》最新資料表明,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這裡已經叫寶光寺了。寺中的佛塔,亦稱“寶光塔”。

宋代,中國佛教禪宗臨濟宗第十一代祖師佛果克勤(宋高宗賜號圓悟國師)開法於成都昭覺寺。徽宗大觀三年(1109)又住持寶光寺,並拓展寺廟規模,請宋徽宗敕賜寶光寺名“大覺寺”。據清道光碑刻《寶光禪院創建重修端末記》稱:“宋圓悟禪師修持說法,接眾數千”。使此寺進入了宋代的極盛時期。

元代,寺廟一度殘破。明初,石子美等人捐資培修,復名“寶光寺”。永樂十一年(1413),心空和尚在寺內建造尊勝陀羅尼咒石經幢,後來寺廟毀於火災。明正德年間(1506—1521),寶光寺經當朝首輔大學士楊廷和與翰林院修撰、新都狀元楊升庵父子二人捐修,殿宇備極宏麗。

成都寶光寺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遭到毀損。清唐熙九年(1670),四川梁山縣雙桂堂破山和尚派他的弟子笑宗印密禪師來到寶光寺,新都縣知縣畢成英及地方縉紳的支持下,剪荊伐棘,重興道場,被稱為清代寶光寺中興第一代老和尚。從康熙到光緒的兩百多年間,由於不斷培修擴建,寶光寺一躍而起,與成都文殊院、昭覺寺、草堂寺並列為成都附近的“四大精舍”。與成都文殊院,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並列為長江流域的“四大叢林”,即所謂“上有文殊、寶光,下有金山、高旻”。

民國年間,寶光寺一直保持了佛教禪宗大叢林的崇高地位。寺內方丈和尚無窮和貫一在國內佛教界頗有影響,而在成都“四大精舍”間,寶光寺尤以執行禪門清規而聞名。當時在掛單僧人中,流傳著這樣順口溜:“要吃喝,到昭覺;要趕場,到草堂;要關豬,到文殊;要坐香,到寶光”。峨眉山僧人,一半以上都是在寶光寺受的戒,因此,寶光寺有“峨半堂”之稱。

一xx六年,寶光寺被列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國內許多寺院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但寶光寺的殿堂、佛像、匾聯、書畫等文物古蹟基本無毀損,成為“文革”中一大奇蹟。寶光寺現任方丈為意寂法師,俗名傅世立,重慶市開縣人。

成都寶光寺占地面積120多畝,建築面積2萬餘平方米,殿宇深幽,古木蔥蘢,五殿十六院層層遞進。他不但規模宏大,藏經豐富,僧徒眾多,每年朝拜者在百萬人次以上,而且是國內為數不多的保存“寺廟一體,塔踞中心”早期佛寺典型布局的寺廟,也是經歷“文革”劫難後保護最完整、收藏文物最豐富的禪宗叢林之一。

寶光寺的建築為木石結構,施用石柱400多根,主要由一塔、五殿、十六院組成,四面經牆環護,綠樹縈繞。中軸線上,福字照壁、山門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藏經樓、紫霞山依次而立;兩旁有鐘樓、鼓樓,客堂、雲水堂、齋堂、戒堂、羅漢堂、禪堂,東方丈、西方丈相對稱。寺中舍利塔建於唐代,迭經培修,是一座高30米的13級密檐式方形磚塔。

成都寶光寺山門創於乾隆年間,除供護法神、金剛力士等寺廟共有神祗外,還供有明代首輔大學士楊廷和其子翰林院修撰、著名才子狀元楊升庵父子和塑像,以紀念其助修寶光寺之功德。

成都寶光寺天王殿建於清嘉慶四年(1799),道光十年(1830)重建。中供彌勒佛,兩側供四大天王,殿檐懸“一代禪宗”匾額。殿後因有明代永樂十一年(1413)石刻《尊勝陀羅尼咒》經幢,故此殿又名尊勝殿。

成都寶光寺舍利塔

位於天王殿與七佛殿之間。是國內為數不多的保存“寺廟一體,塔踞中心”的建築格局。隋代為木塔,“木浮圖九級”,名“福感塔”。塔下有一殿。唐僖宗中和年間高僧知玄奉旨重建寶塔,改名為“無垢淨寶光塔”,已歷千餘年,其間屢有殘破,屢有培修。現為密檐式十三級四面磚塔,高約二十公尺,每級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塔底護以石,底層正面龕內塑釋迦牟尼座像。對聯為“寺鎮牟尼青色寶,山飛舍利紫霞光”,為現代高僧太虛大師撰書。每級翹懸銅質風四個,全塔供銅、石、玉等質料雕鑄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塔剎冠以金銅寶頂,映日奪目,是佛教著名聖跡之一。清初著名高僧、寶光寺中興第一代老和尚笑宗印密曾賦詩讚曰:“寶塔凌空利似劍,幾經鏖戰圃周唐。清平天下無能及,留與業作棟樑”。

成都寶光寺七佛殿

寬五間,深四間,單檐歇山式,殿前檐柱下有兩個浮雕盤龍石礎,是寺內唯一的唐僖宗時的遺物。明代才子狀元楊升庵曾以此礎題詩曰:“唐帝行宮有露台,礎蓮幾度換春苔,軍容再向業狩,王氣遙從駱谷來。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風雨杜鵑哀,始知蜀道蒙駕幸,不及胡僧渡海來”。殿內三龕高五十公分的須彌座上,供世間慶大威德自在光明如來、多寶如來、寶勝如來、妙色身如來、廣博身如來、離怖畏如來、阿彌陀如來等七佛立像,分別高4.4米和3.1米,神態壯嚴,造型宏偉,有較高藝術價值。佛龕前供1.36米漢白玉臥佛,系1991年緬甸佛教徒捐贈。此殿為清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真印和尚募建。

成都寶光寺大雄寶殿

高五丈,廣五楹,面積七百平方米,清笑宗印密初建,乾隆年間恢章和尚改建,道光年間妙勝和尚重建。全殿用四十二根石柱支撐,雄偉壯嚴。殿中供奉釋迦牟尼佛。

成都寶光寺藏經樓

全寺最大的一座殿堂,高17米、寬40米、深18米,全是石柱支撐,為該寺傑出建築之一,清道光年間妙勝和尚修建。上為藏經樓,貯有敦煌藏經四十三冊,房山石經二十二冊,北藏經和頻伽藏經各一部,共七百二十八函,七千二百八十卷。殿中供千手觀世音菩薩像。四壁有諸天畫像,畫工精細,充分體現了清代藝術風格。藏經樓樓下為說法堂,乃歷代方丈說法處。

成都寶光寺念佛堂

位於寺院東側自南向北的極樂堂後面,堂高10米,寬九楹,清同治年間真印和尚建。堂中有石舍利塔一座,高約5.5米,直徑2米,由三塊巨石鏤空雕成,呈六方宮殿式。塔內精細地雕刻有以釋迦牟尼佛的故事為中心的各式各樣人物、花卉和飛禽走獸,六根石上盤以飛龍,造形生動。整個石塔玲瓏剔透,是寺內藝術價值較高的雕刻之一,相傳為清代三個名工歷時三年刻成。歷代住持皆以此作淨土宗道場、寶光寺最有價值的之處是羅漢堂。羅漢堂建於清鹹豐元年(1851年),內塑佛、菩薩、祖師59尊,羅漢518尊,每尊高約2米,其中還有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的形象。他們分別被塑成第295闍夜多尊者和第360直德福尊者。因康熙出天花臉上留下麻子,塑像的臉上也記得下了5個“梅花”狀麻點,真可謂“寫實”。這些羅漢塑像或喜或愁,或怒或嗔,或坐或立,神情不一,姿態各異,有較高的藝術鑑賞價值。它是中國現存四大羅漢堂(另三處在北京碧器寺、蘇州西園寺、武漢歸元寺)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泥塑羅漢堂。

羅漢堂為抬梁式木石構架的正方形建築,九進九楹,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因內有四個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羅漢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狀升起,寬闊的空間矗立著一尊高約六米,有二十八個頭、五十六隻手、一百九十六隻眼的觀音塑像。其他塑像圍繞“田”字,內外四層,中以“十”字相連,使得通道迴環曲折,更覺堂內氣象宏深、變化莫測。因羅漢堂建築結構奇特,塑像縱橫交錯,道路四通八達,宛若一座迷宮。前來數羅漢的人往往又為千奇百怪的塑像所吸引,邊數邊看,數來數去,結果總不一樣。所以有種說法:寶光寺的羅漢數不清。其實,塑像的安排很有規律:它以進門的孔雀明王、中央的觀音菩薩,里壁的三身佛為中軸線,左右對稱,前後呼應,內外協調,每層每排均有定數羅漢,總計為五百七十七尊。寶光寺羅漢堂的五百羅漢從何處而來?相傳唐代眉州青神縣出了一位高僧羅詎那,俗名羅堯運,他說法的道場在青神中岩。後來他帶了五百弟子從四川到浙江天台山。據說,這五百弟子就是五百羅漢顯化人間的。因此,寶光寺羅漢堂的對聯說:“此處即是天台,像顯阿羅五百。清道光末年,寶光寺妙勝禪師共聘請了三批塑師:屬於北派的陝西幫、屬於南派的川西幫和川東幫。陝西幫塑的羅漢頭部肥大,肌肉豐滿,造型奇特,別有情趣。川西幫和川東幫風格相近,塑的羅漢頭部適中,表情自然,造型不同於一般的菩薩像,而更多地體現了雕塑藝術的高峰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性格。川西幫領頭的姓周,他技藝高超,憨厚樸實,將畢生精力都放在塑菩薩和教徒弟上,到了中年尚無子息。可以說,羅漢堂內技藝精湛的羅漢塑像,是中國南、北兩種流派的民間塑師匯聚一堂、分工合作、各顯神通的產物,可謂達到了當時最高水平。

成都寶光寺文物眾多,著名的有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1540)的舍利銅鼎千佛碑陶塔;唐開元二十九年(741)的施衣功德碑;唐僖宗行宮的遺礎,元代金銀粉書《華嚴經》;明永樂年間的“尊勝陀羅尼“石幢;清代《大藏經》、玉佛和石刻舍利塔;以及龍虎瓶、均窯瓶、鸚鵡圖、五馬圖和徐悲鴻《奔馬》圖等珍貴文物。各殿堂掛金匾176塊,嵌碑刻24通,石柱刻楹聯76副,陳列古代工藝品和名人字畫400餘件,烘託了寶光寺的歷史文化氛圍。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馮玉祥來寺以及附近紫霞山遊覽。寫有兩首著名的“丘八詩”。其中詠紫霞山大楠樹云:“高者六七丈,葉茂根本固;樹頭最特別,各不相連屬;此株與彼株,分得清清楚”;《寶光寺》詩開頭:“寶光寺,在新都,廟子大,柱子粗”,為寶光寺人文景觀增添一番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