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不斷加快，以及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步向城市大規模轉移，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務工增收的同時，開擴了眼界，轉變了觀念，學到了技術，增長了見識，也帶動了家鄉經濟社會的發展。然而，大量外出務工的青壯年卻給當地社會帶來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等新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對此，市關工委要求全市各級關工委對“留守兒童”問題進行調研，並採取積極有效的對策和措施，關愛廣大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今年四至五月，市關工委又組織2個調研組，6位同志(每組3人)到全市縣(區)、鄉(鎮)、村、校進行專題調研，與各級黨委、政府和關工委的有關同志一起，對關愛“留守兒童”工作的現狀和問題、作法和經驗、對策和建議等再次進行認真研討。現將調研情況綜述如下：
一、現狀和問題
據統計，目前我市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已達42萬多人，占全市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3.8%,占農村富餘勞動力的50%左右。這些外出務工人員幾乎遍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大中城市，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居多。據關嶺、紫雲等縣的初略統計，他們外出的農民工每年僅從郵局匯回的錢就相當於全年縣級財政的總收入。有的縣初略估算，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總收入要占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調研過程中，我們對部分鄉(鎮)、村的經濟情況進行了了解，農民工在外務工的年總收入大大超過鄉(鎮)財政年總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總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二以上。這樣可觀的經濟收入，不但體現了農民工為我國經濟建設作出的重要貢獻，而且助推了家鄉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從長遠分析，農民工外出務工的趨勢將會持續發展，進城務工人員將會越來越多。
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外出務工，他們的子女絕大多數還留在原籍，由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叔伯、親友等照料，少數的由哥哥姐姐帶著。據統計，全市15周歲以下農村留守兒童總計71075人，絕大多數在當地幼稚園、學前班、國小和國中就讀。另外，尚有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孤兒、殘疾兒童分散在各縣(區)的學校就讀，少數夫妻雙方外出務工將子女帶到外地就讀和夫妻一方在家照料子女的都未作統計。據平壩縣關工委統計，全縣“留守兒童”9265人，占兒童少年總數的24.3%，占全縣中小學生總數的14%;留守兒童隔代監護的占85%，託付親朋好友監護的占10%，和兄弟姊妹一起獨自生活的占5%。普定縣“留守兒童”在中學讀書的占中學生總數的15%，在國小讀書的占小學生總數的22%。鎮寧自治縣有留守兒童7322人，其中父母雙方都外出的3177人，單方外出的4145人，在中學就讀的1254人，在國小就讀的4898人，1-6周歲的尚有1170人。關嶺自治縣有留守兒童9079人，流動人口兒童134人，孤苦兒童526人，就讀國中的2834人，就讀國小的5852人，在學前班或幼稚園的882人，在關索一小特教部(殘疾和聾啞)就讀的有33人。紫雲自治縣在中國小就讀的“留守兒童”占在校生總數的19%，隔代監管的占71.36%;親朋好友監管的占8.85%，尚有2748人與兄弟姊妹同住或獨自生活，占留守兒童總數的20%。
兒童，這是一個需要成年人幫助的群體。孩子們的成長，是成年人義不容辭的責任。父母對孩子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天空。這些留守兒童被委託給爺爺、奶奶和其他親戚朋友代為照管，他們在生活、學習、心理乃至安全等方面帶來的諸多難題，為社會所牽掛。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在“留守兒童”中普遍存在三大問題：
(一)親情缺失，普遍性格內向，孤僻自卑，存在心理障礙。
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多數外出務工人員一年僅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幾年才回家一次。“留守兒童”是非常想念自己的父母的，有的“留守兒童”編有山歌對唱，甲唱“太陽出來紅彤彤，父母打工在廣東;半夜夢裡來相會，醒來眼前一場空。”乙對“月亮出來亮堂堂，父母打工去漸江;半夜夢裡來相聚，醒來兩眼淚汪汪。”這就是他們思念父母的真實寫照。平壩縣稍好一些，有30%的留守兒童與父母通電話、通信率達不到每月一次。多數留守兒童親情需求得不到滿足，遇到心理問題得不到及時的疏導，極大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普定縣馬場鎮、化處鎮普遍反映，由於親情缺失，留守兒童渴望與親人交流，但父母難以顧及，造成了大多數留守兒童變得性格內向、孤僻、不合群、自卑、有的表現為逆反心理、怨恨情緒等。水母國小學生李康艷、石林等，長期與父母分離，性格內向，孤僻自卑，導致了語言表達能力差，自信心明顯不足等。性格呈現病態或畸形發展的主要表現是：一是自我封閉，遇事不與人說。一些學生在外面受了欺侮，卻不告訴監護人或老師。平壩縣一個姓王的小學生，是個很聽話又節儉的乖孩子，有一段時間幾個高年級的學生強迫王某索要“保護費”，王某隻有硬著頭皮一次次向爺爺要，直到爺爺產生疑心，跟蹤去了學校，這才發現他要錢的目的。二是自卑感增強，總覺低人一等。一位留守兒童說，他最怕學校召開家長會，最怕在外面遇見自己的同學和父母親熱，為了躲避這一切，他從不去有父母在家的同學家玩。三是缺乏愛心，有暴力傾向。平壩縣某學校調研顯示，在一些留守學生眼裡，同學分為兩種，一種是“惹得起的”，一種是“惹不起的”。對惹得起的，他們就欺負人，對惹不起的他們就被欺負。由於缺乏愛心，他們對人往往顯得冷漠，不肯融入集體生活，不善關心和幫助他人。
(二)家教缺失，學習成績普遍較差，道德行為失控。
在各縣(區)的調研中發現，“留守兒童”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學習成績一般都處於中、下等，與一般正常家庭的學生相比，有比較明顯的差距。有的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厭學、逃學、甚至輟學。據紫雲自治縣火花鄉的調查顯示，由於從小疏於父母的管理教育，大多數留守兒童缺乏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有50%的“留守兒童”不能完成作業，有74%的“留守兒童”學習成績明顯下滑，80%的“留守兒童”學習成績在中下等水平，其中40%以上的是差生，成績較好的僅占2%。西秀區舊州鎮某完小有“留守兒童”206名，其學習成績差的182名，其餘24名成績一般。平壩縣夏雲國小的“留守兒童”中，學習成績較好的不到20%，80%以上的學習成績處於中下等，主要學科成績僅在30-40分。由於家庭主體——父母教育缺位，致使多數“留守兒童”變成了無拘無束的“野馬”，養成了許多不良行為習慣，組織紀律性差，經常遲到、早退、缺曠，違犯校規校紀的情況比較嚴重。生活習慣差，說髒話、粗話，抽菸喝酒等現象時有發生，有的甚至上網成隱或沉溺於網咖，錢花光了就偷，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惡習。據平壩縣一些學校調查，留守兒童早戀現象比例明顯高於正常家庭的孩子。由於監管不嚴，一些留守兒童接觸了淫穢印刷品和音像製品，而幼小的心靈無法抵禦其誘惑，致使心靈受到了嚴重傷害，行為上走上岐途，甚至違法犯罪。普定縣水母國小學生石××，學習上從原來的“三好生”變成了差生，行為上從優秀學生變成了後進生，他時常拉幫結夥，夜晚到處東遊西盪，甚至放火燒教室門等，還經常邀集一些學生看淫穢光蝶以及經常逃學等。據調查，紫雲縣火花鄉的留守兒童中，有30%的有打架鬥毆經歷，有15%的有破壞公共財物和偷人財物等不良行為，如火花國小有二名學生經常在夜間串到農戶田間偷西瓜、玉米、白菜等。
(三)監護缺失，生活的負擔加重，安全事故時有發生。
根據各縣(區)的調查統計“留守兒童”80%以上都是由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帶養，屬隔代監護，20%左右托親朋寄養，屬代理監護，少數與兄弟姊妹共同生活或獨自生活，處於無成年人監護狀態。由於監護不到位或無法定監護人，致使生活、安全等出現諸多問題，使之成為不法分子侵害對象。據平壩縣公安局統計，在被拐賣兒童群體中，第一位是流動兒童，第二位是留守兒童。由於監管不力，致使留守兒童極易放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處事往往有盲目性、隨意性和衝動性，加之受不良網路遊戲和影視的影響，在一些不良青年的拉攏引誘下，他們極易成為違法犯罪的參與者。有的在學校鬧事，欺壓、搶劫低年級同學，有的小偷小摸，有的打架鬥毆等。平壩夏雲國小調查，留守兒童獨自在家玩耍，而老人無暇顧及，造成火災和觸電事故時有發生;放學後在回家路上逗留或下河洗澡，交通事故和人生安全都潛存隱患。普定馬場中學留守學生吳××下河洗澡不幸溺水死於大河之中，教訓慘重。
二、作法和經驗
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下，近年來全市各級各部 門齊抓共管，各級關工委積極協調配合，對“留守兒童”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作法和經驗是：
(一)黨委、政府重視。“留守兒童”的出現，是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必然產物，各級黨委、政府非常重視和關心此項工作。
紫雲自治縣縣委書記辛衛華親自調研，並在常委會上研究全縣“留守兒童”工作，決定在全縣範圍內向全縣領導幹部和社會各界人士、單位提出要求，要求全社會都來關心愛護這些“特殊群體”捐資助困，奉獻愛心。縣委、政府為此專門制定實施方案下發，規定副縣級以上在職幹部年捐款150元以上，認養1-2人;科級幹部年捐款100元以上，認養1人;其他幹部、職工年捐款50元以上，鼓勵認養。目前，縣、鄉兩級成立了領導小組，設立救助基金，已集中捐款20多萬元，對1762名留守、孤殘、特困兒童建立了檔案，逐步落實救助計畫。西秀區黨委區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關工委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在做好關心下一代工作中，要進一步重視和做好“特殊群體”的工作。關愛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和農村“留守兒童”，要求各相關部門互相配合，開展調查研究，了解和掌握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留守兒童”的困難和問題，切實幫助和解決好進校讀書的具體問題。市委常委、區委書記余顯祥、區長張本強先後在區關工委成立20周年座談會、區關工委二屆四次、五次全委全議上都作了重要講話，強調要進一步加強相關工作。區委常委、組織部長、區關工委主任苟海明多次聽取區關工委對“留守兒童”調研情況的匯報，及時幫助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為全區做好“留守兒童”工作提供了保障。普定縣馬場鎮、馬官鎮黨委、政府的黨委書記、鎮長對“留守兒童”情況親自調研，掌握實情，解決問題。馬場鎮黨委每年對特困“留守兒童”解決500元生活補助費。馬官鎮成立了幫扶“留守兒童”領導小組，鎮黨委書記張發剛同志親自任組長，制定幫扶“留守兒童”實施意見，下發各村、校和有關部門執行;請省心理專家曹維希作“留守兒童心理畸形發展不容忽視”的專題報告;組織對全鎮“留守兒童”摸底調查，建立檔案;鼓勵全社會捐資對特困“留守兒童”進行幫扶;建立心理諮詢室，舉辦代理家長培訓班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二)各級關工委高度重視。去年以來，各級關工委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向黨委、政府作了專題匯報，同時做了大量的工作，都見到了較好的成效。
在檢查驗收農村開創“三無三有”先進村時，把做好“留守兒童”工作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促使各基層關工委關愛“留守兒童”工作落實到實處。村級關工委把“留守兒童”上學問題落實給“五老”隊伍中文化素質高、責任心強、身體較好、又有威望的老同志具體負責，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例如西秀區七眼橋鎮關工委成員張德林同志，家住八角村，發現有兩個小孩整天在小菸酒店附近玩耍，經過詢問，發現他們是兄弟倆，分別上三年級和五年級，父母離異，母親改嫁外地，其父常年打工在外，兩個隨爺爺生活，張德林同志把他們送到學校，找校領導說清此事，將自己的手機號留給學校，並說，“如果這兩個孩子不來上學就打電話告訴我，由我負責他們讀書”。事後，在村關工委的統一安排下，張德林同志主動做了這兩個孩子的“代理監護人”。各縣(區)各級關工委在認真排查、調查摸底的基礎上，以村為單位建立了“留守兒童”檔案，提出了對策和建議，為黨委、政府決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並按照黨委、政府的安排，採取多種有效措施，做好“留守兒童”工作，有的縣(區)、鄉(鎮)、村各級關工委還採取了“一幫一”、“一幫幾”的作法為“留守兒童”辦了很多實事、好事等。
(三)教育系統及各級各類學校做了大量工作。
市教育系統關工委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關工委要配合各級各類學校和鄉(鎮)、村對“留守兒童”進行排查摸底和登記造冊，採取多種有效措施，強化相關方面的工作，把關愛和幫助“留守兒童”工作落到實處。近年來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兩免一補”同等條件下“留守兒童”優先;二是寄宿制學校“留守兒童”優先;三是對留守兒童重點幫助和優先輔導;四是家長學校有針對性地舉辦第二監護人培訓班，提高其監護水平;五是開展多種關愛活動，通過主題班會、隊會、國旗下講話、安全講座、講故事、談心交流、家訪溝通、上課多提問、堂下多輔導等活動的開展，鼓勵留守兒童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信心，立志進取。如關嶺縣花江二小，全校共有學生839人，其中“留守兒童”299人，占36%，學校在有效推進關愛農村留守兒童，幫助他們“找回失去的愛”的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讓留守兒童在真情的關愛中健康成長。平壩縣夏雲國小有學生796人，有留守兒童91人，流動兒童118人，由於學校在關愛工作採取了多種有效措施，並收到較好的效果，被全國婦聯授予“全國流動人員、留守兒童、示範家長學校”稱號。西秀區管元村貴黃國小，外來農民子女占在校學生的80%以上，他們堅持以人為本，關愛每一個人民的子女，一律統一收費標準，不再收取擇校費或寄讀費，一視同仁對待每一個學生，一視同仁獎勵每一個學生，一視同仁評選班乾和優秀學生等等。
(四)職能部門充分發揮作用。
各有關部門充分發揮了職能作用，為“留守兒童”、“孤殘兒童”、“特困兒童”做了大量工作。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各級婦聯、團委、工會、宣傳、教育、農業、民政、政法、計生、社保、勞促、各級各類學校等單位，都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寫出了調研報告，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並相互配合，做了大量工作，都收到了較好效果。例如市婦聯經過調研，寫出了《安順市留守兒童親職教育工作的研究與思考》調研報告，很有價值。報告對我市“留守兒童”親職教育工作的成果及存在問題及原因進行了深刻的總結與分析，對加強“留守兒童”親職教育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對策措施，要求各級家長學校不斷創新工作思路，改革教學模式，積極向“留守兒童”家長及第二監護人傳播科學的親職教育觀念，營造有利於“留守兒童”健康成長的家庭環境等。團市委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寫出了關於紫雲自治縣“留守兒童”的調研報告，提出了許多關愛“留守兒童”的建議，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重視。各級團委充分發揮組織人才、信息、網路等優勢，多方整合社會資源，為“留守兒童”辦實事、好事。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對全市勞務輸出情況進行總結的同時，對“留守兒童”工作也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等等。
(五)動員社會各界，共同關心和關愛。
各縣(區)關工委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廣乏動員社會各界共同關愛“留守兒童”。紫雲自治縣在縣、鄉兩級設立的救助基金捐款活動中，目前就有25家單位和100多名愛心人士捐款。鎮寧自治縣丁旗鎮黨委、政府領導帶頭，向就讀於鎮寧民中的張元金同學每年捐資兩次。鎮寧自治縣關工委協調紅蝶鋇業公司幹部職工捐助扶困資金4.5萬元，資助孤兒40名，單親孤兒45人，每年“六一”和春節兩次資助各300元。該公司董事長江志光的父親一次性捐資XX元，縣關工委副主任、紅蝶鋇業公司黨委書記朱積極捐資1萬多元，資助11名孤兒上學，有三個已經上到了國中。鋇業公司還出資100多萬元，修建龍潭、李廣、沙子等學校，改善農村青少年的上學條件等等。
三、對策和建議
(一)黨委、政府要進一步提高對“留守兒童”工作的認識，加強對“留守兒童”工作的領導，切實把“留守兒童”工作納入議事日程，組建由黨政負責人牽頭，相關部門參與的“留守兒童”工作機構，建立“留守兒童”工作制度，把“留守兒童”工作落實到基層村、支兩委。切實明確每個“留守兒童”的代理監護人並督促其認真履行監護職責。有條件的地方，積極創辦“留守兒童之家”之類的託管中心，對處於無監護狀態或監護不力的“留守兒童”進行集中管理教育。著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積極發展農村經濟，鼓勵外出務工者返鄉創業，減少“留守兒童”數量。
(二)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要充分履行“留守兒童”教育的職能，促進“留守兒童”健康成長。對於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留守兒童”助學優先，確保他們不輟(失)學。具有住宿條件的學校，無條件滿足“留守兒童”寄宿需求，專人對他們進行管理教育。由班主任建立班級“留守兒童”檔案，隨時掌握他們家長的去向，定期聯繫家長，通報孩子學習、表現情況，反饋家長對學校工作的意見和要求。家長學校舉辦代理家長(代理監護人)培訓，加強對他們的家訪，強化他們的監護責任，提高他們的親職教育水平。
(三)採取積極措施，強化家長的責任。家長要轉變觀念，高度重視兒童的全面健康發展，儘可能保持和孩子的密切聯繫和溝通。青壯年外出務工，一是父母二人儘量留一人在家撫養和教育孩子;二是父母雙方外出務工，儘量將孩帶去當地就讀;三是父母二人如不能將孩子帶在身邊，應提前找好合適的看護 人，以保障孩子的人身安全及正常的學習和生活。外出務工的父母要經常與在家的孩子保持聯繫，一月一次電話一封信，與孩子進行交流，在節日和孩子生日時，父母要通過信件、電話或郵寄禮品等方式，表達父母對孩子的關愛。要經常保持和學校或班主任的聯繫，並保持每年回家一次看望孩子，這樣孩子在親情上得到滿足，加上社會的關愛，學校的教育，孩子才能健康成長。
(四)發揮相關部門的職能作用，發動社會各界參與，齊抓共管，共同關注“留守兒童”工作。工會特別農村基層工會在維護外出務工人員合法利益的同時，應作為與其“留守兒童”之間的聯繫紐帶，強化其教育子女的責任。共青團要充分發揮組織和校內外輔導員的作用，積極引導“留守兒童”參加有益於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活動。婦聯在實施“春蕾計畫”工程中，同等條件下，“留守兒童”女童優先。公安部門特別是基層派出所要發揮法制副校長和法制輔導員的作用，了解“留守兒童”當地狀況，加強對學校少年兒童法制教育，嚴厲打擊非法網咖和唆使未成年人犯罪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電信部門在學校設立熱線電話，每月免費為“留守兒童”與其外出父母通話一次。鼓勵企業、個體老闆、有識之士，共辦“留守兒童”託管中心，為“留守兒童”辦實事、好事。
(五)各級關工委要一如既往，高度重視“留守兒童”工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作用，協調各有關職能部門和社會各界，把關愛留守兒童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要動員更多“五老”積極參與關愛“留守兒童”的相關工作，並充分發揮好他們的積極作用，把“留守兒童”的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凡能通達中國古今之變者，必不輕忽中國農村和農民，也就必然認識到他們的存在對於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乃至華夏文明的命運氣數有著不和分割的莫大關聯。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為華夏文明的誕生、成長、成熟奠定了堅實的根基，使之綿延數千年。儘管時時受到或內或外的危機和挑戰，卻每每在艱難困苦中玉成。古代君王在統御天下之時，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社會的現實。水舟之喻，民為邦本之言，表達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在機理。而如此文明在近現代飽受來自海洋的西方文明衝擊，西洋人以蠻暴裹脅中國進入了世界歷史，將中國傳統從器物、制度到思想撕裂成碎片。然而在撕裂之中，謀求中國圖存富強者比比皆是。但其中唯一成功者，便是毛澤東。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成功，顯然與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本身的把握是分不開的，其中最主要的判斷是：中國儘管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但依然是農民占大多數的農業社會，中國改天換地的依靠力量來源於農民。時至今日，中國處於複雜而巨大的轉型之中，在這轉型之中人數眾多、地位卑微的農民何去何從就成為重大的問題。不管是政府不斷出台數箇中央一號檔案以示關切，推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示決心，還是“三農”問題成為學術思想界關注的熱點之一，無不表明儘管經歷歷史滄桑，中國的問題似乎還在原地。但畢竟時代改變，古之日作夕歸的小民，在今天已經經歷現代文明的薰陶成為具有現代經濟意識、權利意識的公民。可問題又不是如此簡單，中國廣闊的區域由於各自特定環境，造就著不同農民意識。在中國某些區域的農民依舊還保留著傳統的印記。那么在中國社會現實發生迅速深刻變化的、處於內外多重、彼此交織的複雜動態關係之中，農民、農業和農村在發生著怎么樣的變化，又如何看待這樣的變化，應該如何引導這樣的變化呢？伴隨著種種的疑問，上海思博學院赴貴州志願團學生在德育教研室陳粟老師帶領下進行了一次有益的探訪。
由於時間、人手等等限制，我們不可能對貴州各個類型的鄉村做調查，而是希望於通過對一個村莊的調查幫助同學們了解社會現實、思考社會問題，並有意識地培養起社會責任感和行動能力。之所以選擇貴州省修文縣扎佐鎮和平村，似乎是一種巧合。但細究起來，也不無緣由。貴州省是內陸山區省，山地和丘陵占了省土地總面積的92.5%。因此，很多村莊坐落於山巒之間，交通不便。而和平村卻有著比較良好的地理條件：有一條公路穿行於村中，連線著貴陽和遵義。相對於閉塞的村莊，和平村有著和外界較好的聯繫通道，藉此我們可以觀察外面世界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一個偏僻農村的影響以及它的變化。考察的重點是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遷提供一個視角，提供一個縮影。
做社會調查，從社會學角度，有種種的章法可循。但往往源於西方，固守成規，流於形式。要知道，今天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包括“三農”問題，尚沒有任何理論可以加以明晰地觀察和透徹地把握。面對日益在發生變化的中國社會，唯一的方式是先“懸置”任何一種理論，而讓自己帶著驚奇和探尋去接觸中國當下，加以觀察和思考。而我們進入扎佐村的方式是大學生志願者服務，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村民對於調查的猶疑。當然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們選擇採用的調查方式是田野式訪談，選擇了和平村新任村長和主管農業的一名村委員。儘管倉促，並受到種種的限制，我們每一位調查者還是希望誠實地面對現實，認真地思考問題，進行一次真正的有效有益的自我教育。
以下便是對扎佐鎮和平村調查內容：
一、扎佐鎮和平村基本情況
和平村所屬修文縣地處黔中腹地，為貴陽市北部郊縣。總面積1075.5平方
公里，轄四鎮六鄉，217個行政村、12個居委會，人口30.8萬。修文因五百年前一代哲人王陽明龍場悟道，並創立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而享譽中外，被譽為王學聖地。而扎佐鎮位於貴陽市北，修文縣城東南，全鎮總面積125平方公里，轄25個行政村、2個居民社區，總人口4.8萬人。扎佐鎮是全省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鎮、全省重點建設的32個小城鎮、貴陽市規劃20萬人口規模的重要衛星城鎮。
和平村共有580戶人家，1884人，沒有少數民族居住。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壯年300餘人，其中流向廣州、深圳的人數較多，約180人。人均耕地占有量1.2畝。在該村修建公路以及其他建設占有了部分農田，所用耕地林地由全村村民分攤，目前人均耕地面積約為0.8畝。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約1300元。
二、 農戶經濟情況
和平村幾乎沒有工業，有手工業和零售業，農業處於經濟最主要的位置。普
通農戶收入來源主要是：種田、種植經濟作物、養豬和外出打工。該村主要農作物為水稻，有少量玉米、土豆、紅薯。經濟作物有150畝葡萄園。水稻年畝產約800-1200斤不等，勞動力豐富的人家投入多產量也略高一些。據當地農民講，糧食剛夠吃，有時略有結餘，欠收年不能保證一年的口糧。玉米、土豆、紅薯主要做飼料用。村里發展了較大面積的葡萄園，但因為缺少技術指導以及不能及時把握市場行情等原因，取得的經濟效益不太理想。另外，村民種植各種蔬果銷往貴陽和遵義，以增加家庭收入。
農戶的第二個收入來源是養豬。在勞動力充足的情況下，該村平均每戶養2-3頭豬。勞動力稍充裕的家庭可以養4-5頭。飼料全部自給。這樣，養豬掙的錢僅夠一戶農民一年最基本的日常開銷。村裡有一個比較大的屠宰場，也建有一個較大的豬肉批發市場，主要向貴陽供應豬肉。
村民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便是外出打工。和平村約有二分之一的家庭在外打工。其中還有許多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便輟學謀生的青少年，國中畢業生除了少數幾個能夠上高中的，幾乎全部在外打工。不能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多為家裡老人、病人、孩子所累，或者家庭勞動力較少，但都有外出打工的願望，因為家裡的收入不能完全維持日常的開銷。如果家裡有學生、有病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絕對不可能維持生活，農民想改變生存狀態，提高生活水平也只有外出打工。該村村民打工多在廣州、深圳，主要在建築工地、鞋廠等勞動密集體型企業做零工。
很多農民每年除農忙春節之外基本在外地，一年收入根據外出時間長短、工種不同而不同，少則數百，多則二三千不等。當然打工也給農民帶來了很多問題：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輕夫婦把孩子留在家裡，村里常年只有老人和小孩，老人的生活沒有人照料，也影響了兒童的健康成長；農民的法律意識淡漠，法律知識欠缺，在打工過程中發生意外常常得不到應有的賠償；一些家庭長期夫妻兩地分居，因此而造成的婚姻糾紛也愈來愈多。
除以上之外，和平村家庭收入有另外一個方式。由於在和平村地處遵義和貴陽之間，是交通樞紐中的一個點。因此，有少數的村民兼營菸酒的批發、機車汽車的維修等。這些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貼家用。當然能經營此業的村民，大多家庭比較殷實且有一定的經濟頭腦，屬於村中較為富裕的階層。
農村家庭的支出主要是：耕種田地的生產成本、日常生活開支、教育支出以及醫療費用。其中教育支持和醫療費用由於遠遠超出了普通農民所能承受的，也是一些家庭陷入貧困狀態的原因之所在。訪談期間，村長帶我們接觸了兩家特困戶。其中一戶，由於子孫三代中有四人是小兒麻痹症，長期臥床。治療費用耗去了這個家庭大部分收入，同時由於生病，家庭中缺乏正常的勞動力，使他們處在極端的貧困之中。一家八口人擠在約45平米低矮的平房內，屋內陳式簡陋凌亂，唯一值錢的便是一台電視機和洗衣機。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給農村發展帶來很多不穩定因素。沒有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農民家庭要承擔全部養老、醫療、傷殘等方面風險，脆弱得經不起一點點的意外打擊。
三、村級組織狀況
和其他任何一個農村一樣，和平村村級組織主要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稍有差異的是：在很多農村這兩個結構往往是合二為一，但和平村由於歷史原因卻是分開的。由前任村長經鎮政府支持任村支書，而現任的村長xx年1月村民選舉中剛剛當選的，兩者之間有很微妙的制衡。村委會共有五人：村長一人，主管農業、文衛、治安及計畫生育各一人；村支部也是五人：支部書記一人，宣傳、組織等工作各一人；其中有兩人同時兼任村委員和支部委員。
從xx年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後，很多農村組織僅僅依靠上級撥款，只能勉強村幹部的開支，難以談的上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而如何獲得必要的其他方面的收入，以強化村組織的領導，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領導村民共同致富，增強整個村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變成為新時期村級組織所面臨的嚴峻課題。在這方面，和平村利用其地理環境相對優勢，積極採取了以下措施以解決這一難題。第一，通過將農村中離開土地進入城市的農民遺留土進行出租，也就是農轉非土地的出租，獲得一定的收入。此類土地一畝租借一年約100元。第二，通過出租村級組織名下的房屋以增加收入。四十平方的房屋一個月的租金大約在50-60元不等。第三，縣鎮發展經濟，徵用農村土地的補貼。由於和平村處於縣鎮邊郊，這幾年地方經濟發展、城市範圍的擴展徵用了大量農村的田地。對於徵用的田地，政府以一定的價格按比例分配給村委會和村民。第四，和平村利用其道路交通便利，公路上客車、貨車來往頻繁特點，建造了停車場，通過向沿途停留司機收取停車費的方式，獲取收入。這四種方式，固然能夠一定程度解決村委會財政開支拮据的狀況。但環境資源限制，和平村是不可能仿效江浙一帶農村的發展模式的。
不管境遇如何艱難，村長在訪談中，還是透露出他對外面世界的羨慕，以及通過仿效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模式來謀求自身發展的迫切心態。訪談中，村長帶領我們指著百平米的停車場，意氣風發地問道：“如果這么大的場地在上海，將值多少的錢？”
由於和平村採取了多種措施，以應對農村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村級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在村民中的威信是比較高的。當然，這和新任村長為人的正直以及得到村民的信任有關。在今天，由於受到市場經濟衝擊導致村級組織的支離破碎，在這裡並沒有看到。村民依然相信黨和政府的領導是他們幸福的根源，把自己所能得到哪怕一點實惠，都歸根於黨和政府。而最與他們切身相連的黨和政府的最基層的機構，莫過於是村委會和黨支部了。
四、存在問題
和平村在極其艱難的環境謀求著發展，渴求著能夠追趕外面不斷變化的世界。對他們在困難中的執著，我們肅然起敬。但對於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也為之深深憂慮。
1、村民較大規模的上訪。
目前上訪的主要原因是由政府徵用土地產生的。據主管農業的董委員介紹，近年來，縣鎮城市建設（道路建設、商品房建設等）占據大量農田，而給予農民一次性補貼為900／畝。村民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實際每畝買給開發商價格遠遠高於此，感覺自己受到巨大損失，於是要求提高土地的徵用價格。在通過正式途徑沒有對農民損失予以賠償的情況下，農民開始採取向省級甚至中央上訪這一傳統的方式。和平村的上訪行為發生，也受到了鄰近村莊的影響。據董委員介紹，鄰近一村與和平村有著相同的問題，在向當地政府申訴無效後，當地村民集體到北京上訪，得到了相關部門的批覆，使當地政府被迫將徵用價格提高到xx／畝。對於集體性上訪，一直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一般而言村級組織往往是通過各種途徑對此加以制止和預防。但和平村卻有著比較曖昧的態度，甚至言談中對此表示默認和支持。也許，伴隨村民的上訪而得到問題的解決，其經濟上既利於村民，也利於村委會。
2、千畝林地使用權歸屬問題。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平村名下擁有一片4300畝山林，山林中成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林木。林木的所有權屬於扎佐林場，是一個國有單位；而林地使用權一直以來屬於和平村。也就是說，和平村可以和扎佐林場分享一定比例的經營收入。但在前任村委會主任任職期間，沒有通過村民委員會，也沒有通過村民大會的許可和審批，前任村長“私自”將林地使用權轉交給了扎佐林場。對於土地緊張的貴州而言，這一片土地使用權顯然是彌足珍貴的。因此，現任村長希望能夠重新將使用權回歸村委會，但一直苦無良策。據村長介紹，他們通過上訪方式反映過問題，但沒有下文；也聯繫過媒體，希望通過媒體曝光的方式來引起相關部門注意，但媒體沒有音訊；最後也寄希望於從貴陽找來的律師，通過法律的渠道解決，但律師最終沒有接受這個案子。種種曲折反映著社會複雜而微妙不同側面。
3、黨支部和村委會之間關係緊張。
黨支部和村委會關係緊張之由來，在於我們前面提到的停車場的建設和運營。停車場是在前任村長，也就是現任黨支部書記力主建造的。建築資金一部分來自村民的集資，另一部來自銀行的貸款。本意是為村委會提供一個有效長遠收入來源。但據村長及村委員介紹，在前任村長任職期間，停車場沒有為村里提供任何收入，反而由於經營不善導致歷年虧損，村里背上銀行貸款的債務高達百萬元。而正在由於這個原因，前任村長受到了村民的普遍質疑，才導致了他的下台，重新選舉出了今天的村長。前任村長因為鎮政府的支持，就任了村支書。當我們問及“作為新任村長，你感覺到最大的壓力是什麼”的時候，村長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停車場的經營和還銀行貸款。在訪談快結束的時候，村支書不期而至。村長警覺地悄聲對我說：這些問題，你就不要再向他提問了。我突然醒悟，我們其實一不小心進入了別人的禁地。作為客觀的調查者，當於此禁足。
五、小結
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所到之處，每一個人都被裹脅其中，不可能獨善其外。市場經濟的法則更是滲透進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在這個西部邊陲偏僻不為人注意的村落也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力。“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被激發起來，尋求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謀求著在市場中占據應有的位置，找到屬己的幸福。
但農民依然是弱勢的。面對複雜多變的市場，單個農民根本沒有抵禦風險、適應市場、獲得生存的能力；面對社會種種不公，農民沒有明確的法律意識、公民權利意識去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當村落共同體的生活方式被市場經濟衝擊破碎之後，當農民離鄉離土進入城市而又難以被城市所接受之時，農民應該採取怎么樣的方式不同於以往而能更幸福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應該成為一個極其緊迫而又重大的課題，擺在人們的面前。
借鑑以往，我們不揣鄙陋而以為：農民的組織和合作將是不二的選擇。將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可以有效地抗擊市場經濟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可以通過集體方式更有力地表達正當的利益訴求，可以產生彼此之間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為今天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強勁的動力。而如何去組織以及以什麼方式去組織，其實是因地因時而異。但我們要首先深刻認識到：儘管今天農民自身乃至所處的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但家庭聯產承包之後的農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歸到傳統小農自給自足的狀態中去。農民是沒法代表自身、維護自身的，這就需要從農民長期根本的利益出發，通過黨政現有的強大力量積極幫助農民走上自我代表、自我維護、自我管理——一句話，也就是村民自治——道路上去。作為學術界思想界，當效仿並鑑戒梁漱溟先生早年的鄉村建設運動，關注中國最廣大的農村，關切中國最眾多的農民，並通過身體力行投身於新農村的建設當中去。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是一條艱難而漫長的改革之路。
我們的民族正進行著“千年未有之變”，如果我們對它缺乏必要理解和精神準備，那么由此可能帶來的混亂、動盪隨時都可能出現。這要求我們大學生必須關注我們民族的進程，樹立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關心社會、關切民生，通過社會實踐等各種途徑去參與到建構一個人人得其所的富足而正義的社會中去。